（五）非法禁闭——监视居住（陕县拘留所）

1999年11月8日，河南省陕县公安局耍了个花招，将我由陕县看守所转押至“陕县拘留所”实行所谓的“监视居住”。这个陕县拘留所位于三门峡市西站北面一片乱坟堆间的一个大大的废砖窑深坑中，一关又是半年多。

这次是陕县公安局的国保股长侯××出面，随车人员有拘留所所长高建业、参加高的欢送会的秦国池，在陕县拘留所由警察蔡××办的手续。

侯恶警逼我骂师父、大法，我坚决拒绝，于是被长期非法幽禁于此。在这里我想起了从《读者》上看到的署名金敬迈写的文章，文章中叙述了文革期间他被单独囚禁在北京秦城监狱一号监室里的种种感受，在没有任何信息交流反馈的孤独寂寞中，独处是世界上最残忍、最恶毒的刑罚，这种刑罚对人的摧残远远甚于其他肉体、精神的刑罚，在单人囚禁十年的日子里，他两边监室里被关押的人很快就疯了，他讲述了为了不被逼疯所采取的各种方法，也讲述了各种方法在抵抗这种刑罚折磨中的种种滋味，在强大的孤寂氛围里那些方法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他的心身出现了变异……。

在悬崖下一片乱坟堆间的这个大大的废砖窑深坑中修建的拘留所，就这样不为世人所知的摧残了多少生命，这里的滋味与金敬迈文章中所描写的颇为相似，死一样寂静的夜晚，可以清晰听到落叶声，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猫头鹰怪叫声，铁门常会发出巨响或无风自闭，深夜里，院内的异常响声在窒息般的氛围笼罩下更显得阴森森……

在这里每天收费11元人民币，所长高建业在2000年春节前向我家人提出要5千元钱作为放人的活动费，前车之鉴，家人没有理睬。如果在此前，他们对××党的信誉还抱有幻想的话，通过这一系列事情，他们已经彻底认清了。

（六）在“陕看”第二次非法“刑事拘留”

据法律明文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为半年，从1999年11月8日到2000年5月8日，非法“监视居住”期满理应放人，但陕县公安局借故拖延，当时陕县公安局副局长方留常主管这些事，政保股长侯××具体负责，但是我父亲、母亲及妻子前来探视、接人没有结果。

无奈，为维护合法权益，抗议非法关押，我与因进京上访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零五天，并于2000年5月8日转来拘留所关押的同修李辉一道于5月27日开始绝食。

陕县公安不仅不依法立即放人，反而于5月29日出动三名武警，由恶警张秀峰、侯××对我们打背铐，再次将我绑架进“陕县看守所”，当时所长助理恶警韩兴伟值班。第二次对我非法“刑事拘留”。

恶警所长张清华直接令犯人将我锁上“死人床”（手脚呈“大”字形仰面固定在木板上，用于被判死刑的犯人，“死人床”由此得名，现已“废止”），见此景象，有的犯人被吓哭，这是众犯人闻风丧胆的酷刑，这是死亡的象征。

接下来恶警张清华令负责“12号”的恶警韩兴伟调来“12号”里的犯人，“12号”里有关押了13年的强奸杀人犯杨新峡及西站绰号“团长”的盗匪头韩新民，这个号子被当时的犯人称为“魔鬼号”，由市检察院监管科樊科长坐镇。这些穷凶极恶的犯人在恶警所长张清华、所长助理韩兴伟的率领下，用螺丝刀撬牙，强行用约3毫米粗细管插入鼻孔里進行迫害性的野蛮灌食。我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所医谢莉亭说这样灌食有生命危险，其滋味生不如死，并且食物会呛入肺中导致死亡。

后来这几个恶警又率众犯人对我实施了几次这样的酷刑，并且改用了小手指粗细的胶管插入鼻孔進行迫害性野蛮灌食。我在“陕县看守所”被非法拘禁两年多期间，从未见到过刑事犯被动用此酷刑，被锁上到“死人床”上，数小时后意识模糊，心烦难忍，翻不了身根本睡不着觉。

我在第二次被非法“刑事拘留”期间共绝食约二十天，被绑上“死人床”進行野蛮灌食五次。

因为炼功，我被非法戴脚镣四次我有时镣和铐齐加。此种酷刑很快令脚后大筋磨破，钻心疼痛走不成路，有一老犯人上镣后，吓得当场呕吐不止。我在第二次被非法“刑事拘留”期间，18斤的脚镣累计戴了三十多天（有因绝食而提前下镣，一般15天为限）。

酷刑“背宝剑”二十分钟便会使人痛苦不堪 但学员常被铐4小时以上

酷刑：刹绳

还有一种酷刑：“上警绳”也叫“刹绳”。用黄豆粗细尼龙绳咬牙猛刹，有揪头发锁喉的，用皮鞋猛踢、猛踩，多少人当时就站不起来，几个月走不成路，细尼龙绳都刹肉里血肉模糊，大脚蹬住一次次的往极限捆，捆半小时或一小时松开依次再捆，连续几十绳，还有用锥子扎、电击，耳巴子也是不断出现，昏死过去了再用冷水泼，每次都是九死一生的折磨，许多人半年多了还在化脓，踉踉跄跄的走不稳路。

当时恶警们把我绑架到台上逼我下跪未得逞，由恶警韩兴伟、张金龙两人强迫我坐地下，用脚踏我的双肩，反剪我的两手并后提至极限，当时我喘不过气来，晕眩中我挣扎站起来，要不是被拽住就会晕到，两臂之疼痛到了极点。

此疼痛是平生所未经历过的，恶警们将警绳勒紧后血液不能循环，肌肉发紫，而后恶警们又故意将警绳迅速松开，松绳时比紧绳还难受，让你哭笑不得，无法形容……台下的犯人后来对我讲，当时我脸色变苍白。事后我的手腕被勒破，合谷穴及肩周麻痹了二十多天。

由于拒食“劳改饭”，每天两个馒头“所谓干部馍”也无法保证，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四个多月后体重大减，骨瘦如柴，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头发全白，开始日夜呕吐不止，食水不进，恶警嘲笑说：“解放前有个白毛女，咱‘陕看’现有个‘白毛男’”。看来古时伍子胥一夜愁白头所传不虚。

（七）非法劳教

2000年10月20日，我被陕县公安局非法判劳教，由恶警张秀峰与陕县看守所巫××绑架至河南省三门峡市劳教所。

七日后即10月27日，我又被两手呈十字铐在警车上，强行转而绑架至河南省许昌市臭名昭著的“河南省第三劳教所”。

与我一起被绑架到“河南省第三劳教所”的还有同修崔玉生、付立明、陈晓明和李宇航，其中付立明、陈晓明是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八）初到“人间地狱”，即被迫害致残

这里比“陕县看守所”还黑暗百倍，堪称“人间地狱”。一进门首先搜身，然后放出一群邪悟的“犹大”围住我们五人，進行“转化”，劝我们放弃信仰，象他们那样背弃“真、善、忍”，出卖大法。在劳教所，每天都有邪悟的犹大做所谓的“转化”工作，就是逼迫、诱骗大法弟子放弃信仰，后来还请“河南省第一劳教所”孙姝丽等三女“犹大”来帮助它们。

“河南省第三劳教所”有一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最开始采取的是欺骗。谭××恶警谎称他也是法轮功学员，骗我未能得逞。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企图以违反宪法的公安部的通告和后来的恶法来压制我们，恶警石堡龙找我谈话，我一条一条帮他分析他们所谓的法律根据，被我从法律角度驳倒，面对不公的待遇和对身体、精神的迫害，我继而绝食抗议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我的义正辞严下，石堡龙哑口无言，恼羞成怒说：“随便”，扬长而去。

我们发现“河南省第三劳教所”至少有三个大队，其中在一楼的三大队（内有两个中队）专司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由恶警所长阎振业部署、石堡龙（教育科长）、马化亭（管理科长）在三大队蹲点负责强制洗脑。当时三大队不从事生产，专门通过强制学习××党的歪理学说進行洗脑。在那些充斥谎言、诬蔑的所谓专项教材中，有电影，司法部编纂的分类教材，该教材中的第一册有约二十页专门是介绍具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如：将他们隔离，二十四小时包夹，尽量让他们多去干重活、运动，不让他们入静防止背经文，绝食了也让他们干重活，并通过买香甜食物等手段诱惑攻破心理防线等等……。为了怕他们迫害的恶行曝光，为了掩盖其邪恶阴谋，劳教所将这几十页撕去，才敢把残缺的“专项教材”发给法轮功学员。

二大队被恶警晋大队长亲自命名为“魔鬼训练营”，二大队教导员是姚蓬。二大队的一中队号称“魔鬼中队”（亦称“希特勒中队”）。

“河南省第三劳教所”看到第一招失败，马上采取了第二招。当晚将我与崔玉生、李宇航和已是第三次被绑架来的牛文纪，关押到社会渣滓队，即二大队一中队严管以加重迫害。

第二天（10月28日），二大队一中队队长郑琦亲自现场指挥，一早逼我与崔玉生去车间，四班长巴东（严管班一的杂犯）率两名打手廖昊（音）、大强逼迫我下蹲面壁，我不堪侮辱，它们便当着全大队二百多人的面大打出手，我的右眉立即被膝盖撞破约寸长许的口子，满脸是血，它们又逼我干活，恶警郑琦命令廖昊（音）、大强将我拉出院子，欲到厕所里下毒手，我想豁出去了，就随他们走，走到半路，恶警郑琦见我没有被吓倒，叫我们回来。它们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两打手装出可怜样苦苦向我哀求：看你也是个人物，你就捡几个管（缠发用铝管），做个样子给他看，要不他收拾我俩。看着他们可怜我就在垃圾堆捡了一把铝管，恶警郑琦见状，狞笑着自以诡计得逞。

与此同时，我见也绝食抗议的同修崔玉生被大班长贾大东（也是一中队杂犯）领几个人拽到车间里面打，贾大东一拳打在他下齿龈，生了一个骨质硬包很久不消。

晚饭时恶警郑琦骂包夹我的两打手：“他不吃，你俩也不许吃。敢吃，牙给你敲了。”这是××党惯用的挑起群众斗群众、株连他人的流氓伎俩。晚上由于崔玉生仍在绝食，恶警郑琦令包夹杂犯：崔玉生不吃饭，就不许他睡觉

10月29日早上，二大队一中队出外挖护城河，三、四米深的烂泥沟，要两人一上一下才能把泥甩上去，却专门给我俩分配了双份任务，那时崔玉生还在绝食。

11月的一天同修崔玉生因炼功被打而罢工抗议，那天上午我因声援崔玉生，被恶警王发祥指使杂犯一班长史雨点和罗政法在护城河工地上将我殴打了近一上午，它们提膝击打并用穿皮鞋的脚跟磕我后背软肋，恶警王发祥亲自上来踢我四脚。然后又实施“刹绳”酷刑，由两杂犯踩腿强迫下跪示众侮辱……

从那年冬天，我的腿被迫害得瘸了，十个脚趾甲变黑，直到现在还是行走困难，至今两拇趾甲还是黑色。

2001年2月的一天搞所谓的卡拉OK，因卡拉OK机子在一中队，那三个杂犯班长耍光棍，集体不去二中队，恶警们将我们第二次关押到二大队一中队。晚十点多开会时，恶警郑琦借口我瞌睡迷糊，站起来说我不愿参加卡拉OK，将一口恶气出在我身上，命恶警王发祥率三名值班杂犯（俗称大班）卢勇、大强、赵宗保将我拉到四班宿舍内暴打，它们用大脚朝我踹、跺，用膝盖顶我的背、胸、头部，一直打到我大小便失禁才罢手。

我强忍剧痛质问恶警王发祥为何打我，恶警王发祥竟若无其事地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我当时不知道所长与他们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说要向所长反映它们的非法行为。王发祥有点慌张，它悄悄对恶警郑琦说：“所长要问，就说他炼功”。当晚恶警王发祥嘲讽已劳改、劳教近二十年的贾大东杂犯：“……我见人家梁三（注：许昌黑社会头子梁胜利及其同伙五十多名被处死刑），从没进去过（注：指进拘留所、看守所等关押人犯场所，可见恶警王发祥与梁胜利有黑色交易或有私交）。

写到此，猛然想起，刚来“河南省第三劳教所”的第二天，即2000年10月28日我被殴打，下午右眉上有约寸长许的血口还在流血，幕后导演之一、二大队长恶警晋许山用唱红脸的调侃的腔调说：“头怎么了？是不是自己碰破的？不就炼了个法轮功嘛，谁打你的，给我指出来……”。此二流氓行为很相似，杂犯们都说他们是黑社会成员。恶警晋许山长相凶神恶煞，最喜别人说他象“黑老大”，驾一辆桑塔纳轿车，早些进来的杂犯都知道黑社会头子梁三来“河南省第三劳教所”时，原副所长安××亲自陪同梁三去打兔子，且命全体干警撵兔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