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不解的是，后来这些“右派”、“反革命”陆续又“平反昭雪”了，有一些居然还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教室的讲台上教我们的功课，他们并不象“阶级敌人”那样险恶，而是文质彬彬，有礼貌，且富有修养，和蔼可亲，我们很尊敬他们。懵懂中才知道原来监狱里的“政治犯”不是坏人，是毛泽东犯了错误。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百思不得其解。在当时的舆论影响下，总觉的这些与党无关，是个人问题，是“一小撮”所干的坏事。至于为什么“一小撮”能够干那么多坏事？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总也不停地出现要大面积“改正”、平反的事？根本不会想。

然而，1989年在广东，当我亲眼从电视上看到卫星实况转播无辜民众学生被“人民子弟兵”驾驶着坦克大屠杀的血腥场面时，我震惊，我晕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共产党原来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害人民啊！……从此，我不再敢相信共产党，也开始了以旁观的眼光反思以往，从而更加厌恶政治。

面对黑暗的现实、失意的人生，我苦苦寻求，试图安抚我无法面对、无法解决的信念、理想、现实和以往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带来的一系列疑惑、焦躁和混乱……。那几年我从天文、历史、哲学、宗教、预测学等各个角度探究人生的归宿、真谛。甚至自费买了套《毛选》，自然一无所获，从此过着醉生梦死、放浪形骸的生活……

茫然中几近绝望之时，幸遇法轮大法使我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从此踏上返本归真之路，心中渐渐平静，工作也越来越顺，没有了仇恨，心中渐渐升起慈悲祥和，能够以博大的心怀面对社会现象、包容自己周围的一切，也明白了社会历史变化存在更加深层的规律，个人、群体及社会的矛盾的化解，需要从自己做起，从道德上完善自己。不以谎言、凶恶、暴力解决问题和对待自己遇到的不公，以“真、善、忍”作为做人待事的准则，以更加圆容的方式善解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使自己的生命升华的同时，也会给周围环境、社会带来福泽……。

几年来在一次次面临心性考验，放下贪婪、懒惰、偏执等等执著，用“真、善、忍”归正自己的观念、思想念头和言行，我体会到内心的祥和及身体内在真正意义上的健康，这些一点一滴的实践和实修所带来的实质性的变化与法轮大法的法理一一相印，真实不虚，使我这样一个对什么都持怀疑、批判态度的知识份子信服了。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学习和实践，我明白了宇宙中存在着真理，各个时空、各个社会、各个生命都在宇宙的真理中存在着，我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生命升华的途径，我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信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看到我身心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父母也相继得法，获得身心健康。全家人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有史以来最邪恶、最流氓、最恶毒的迫害降临到我们头上。江氏流氓集团与××党互相利用出于个人嫉妒利用手中权力，开动国家机器，盗用所有资源，依靠铺天盖地谎言维持的灭绝人性的迫害直接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肉体的伤害。

2001年1月3日，母亲依法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当场被两恶警跺昏、吐血……，后又被非法劳教。与母亲同去依法上访的我爱人，先被非法劳教3年，后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出来，在流离失所期间，为了告诉民众法轮功的冤屈印制法轮功真象资料，在××党十六大期间被非法抓捕，又被非法判刑八年（那次山西省太原市资料点，被非法判刑的有二十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榆次市山西省女子监狱，至今仍身陷囹圄。电话里岳父说她因长期抗议非法关押绝食而瘦弱不堪，常呕吐，不能饮食……

母亲被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打击造成精神失常至今，年逾古稀的父亲不堪法西斯式的迫害而违心写了“检查”，放弃了修炼。作为司法干警，管了一辈子犯人的父亲清楚监狱是什么地方，更清楚中共的流氓手段。父亲讲过在1949年“解放”前，他当时在“解放区”，因我大伯的家在“敌占区”，共产党就以有亲属在“敌占区”为理由，将他绑架审查了一段时间，差一点儿丧命。五十多年后，我被非法关押的河南省陕县拘留所的废砖窑深坑就是当年曾关押这种有“通敌”嫌疑人的地方。

在全国一片红色恐怖的笼罩下，亲友们担惊受怕，人人自危……

我本人则被迫害得双腿致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被江氏集团肆意践踏，道德与良知被无情摧残……

由于我坚持我拥有宪法赋予的信仰的权利，从1999年8月26日到2005年5月，我已被非法拘禁长达五年零八个月，共计2090天。现仍处于被迫害之中——所谓的“取保候审”。

在五年期间，我被非法抓捕、绑架、非法拘禁的地域涉及四省（广东、河北、河南、青海），五市（深圳、北京、三门峡市、许昌市、西宁市），被非法拘禁关押的场所有十处（深圳红岭中学、深圳莲塘派出所、北京天安门分局、三门峡驻京办、陕县看守所、陕县拘留所、三门峡市劳教所、许昌“河南省第三劳教所”、三门峡市第二期洗脑班〈原三门峡市武装部院〉、西宁市第二看守所）。特别强调的是，在所谓的法制时代，作为执法部门将我绑架、非法关押在红岭中学、北京天安门分局、三门峡驻京办、三门峡市武装部院的洗脑班时，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

在我被迫害期间，司法部门执法犯法，以迫害“法轮功”的名义严重地破坏着宪法和法制环境。仅在河南省陕县看守所就非法三次对我实行“刑事拘留”，第三次竟长达一年半！三次非法“刑事拘留” 分别为74天、145天和518天，共计竟达到737天，若以法律明文规定一次刑事拘留14天为计，陕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我，超期羁押了695天，若按最高极限37天计，三次累积111天也超了626天。

在陕县公安局对我第一次非法“刑事拘留”之后，又在原非法关押之地——陕县拘留所将我强行非法“禁闭”（监视居住）六个月零二十一天（超二十一天）。

据原河南省陕县政保股长、恶警张秀峰透露本来是非法判我劳教一年，因批下来时已将我非法关押了14个月，后追加成了劳教两年。在江氏集团的纵容下，这些执法人员将法律当儿戏，我充分体会到什么是中共恶党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的舆论宣传与实际做的完全背道而驰。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劳教所对我实行劳动教养七日后，又转到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的“河南省第三劳教所”，为了执行上级控制法轮功学员、不让法轮功学员回到社会的阴谋，“河南省第三劳教所”视法律条文为随意拿捏的泥人，又对我非法加期八个月，而实际又非法关押我长达一年半……

在这漫长的历时五年多的艰难岁月里，我承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肉体的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在看守所，劳教所，我多次被非法滥施以“死人床”、“警绳”、“脚镣”、“迫害性野蛮灌食”、“群殴”等酷刑。在河南省许昌市的“河南省第三劳教所”，恶警指使百名刑事犯列队群殴……，超时超负荷奴役体罚性劳动（奴工生产），包夹（24小时）强制洗脑、恐吓、威胁、欺诈、饥饿、敲诈、浇冷/开水等……

（一）深圳市政府请愿

由于江氏出尔反尔推翻国务院（中办/国办）通知，突然于1999年7月20日绑架全国法轮功义务召集人，即7.20事件，我们听到消息后，于第二日（7月21日）早上去深圳市政府和平请愿，要求依法放人，估计陆续去了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

深圳市政府出动防暴警察、武警、公安及国安女子特警队，诱骗、逼迫我们上大客车，将我们拉至并关到深圳市红岭中学。

在红岭中学里，对所谓负责人登记电话、姓名后，于下午约5点多将我们绑架到莲塘派出所，在这儿得知公安内部通知把法轮功定性为非法组织，晚上又补签了传唤证，并逼迫我们写所谓的“保证书”，被我们严词拒绝。

7月22日，中午陆续将我们十二人由单位、街道保出。出来后，我得知国威电子厂在公安的胁迫下，已于7月19日借故将我解聘。

（二）进京上访

1999年7月23日早上，深圳市莲塘派出所全体警察出动，在市政法委书记带领下强行驱散炼功群众，宣布从此永远取消我们炼功点，并声明与他们无关，是上面（江氏）决定，要找找中央。当时我们认为中央是受到了蒙蔽，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为此我决定为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到北京依法上访。

到北京一下列车就见军警搜查旅客，翻找旅客行李中有没有大法书籍，堵截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出站口几百名警察虎视眈眈。

当天气温高达55ºC，百年不遇，可谓天怒人怨。天安门附近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如临大敌，遍地便衣警察。在广场边我看到深圳市的几名派出所干警。原来我前脚刚走，公安人员就封锁了深圳火车站，几次到我们的住宅搜查，抢走了我所有的法轮大法的书籍和资料。在我的屋里两名公安24小时蹲坑，并另派了4名公安去北京堵截我依法上访。

广场上，周边游人如潮，猜想都是依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这天气能热死人，谁还来游玩。在人群中夹杂了不少便衣警察，我不敢询问，在广场转了转，没有找到信访办，就离开了北京。

深圳已经回不去了，我就上了回老家的列车，在车上才知道来京道路已封锁，此时后悔未能去信访局上访反映情况，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没有反映给中央我不该离京，可是已经晚了。

（三）再次进京上访 遭非法拘禁至今

在随后的日子里，对法轮功的迫害迅速升级，××党竟然妄想以减少五亿美元贸易顺差引渡我们师父。1999年8月18日，携同妻子我再次进京和平上访。但到京后得知信访局已不受理法轮功学员的上访，信访局变成了诱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抓人局”。面对当局控制的媒体连篇累牍、狂轰滥炸般的造谣诬蔑中，在此种上诉无路、求告无门，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向民众诉说我们的真实情况，澄清事实，还师父清白及学员的清白。于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以引起民众的注意，并来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但我们遭到了警察的粗暴打压，被绑架到天安门公安分局，搜走了我们心爱的大法书籍及手抄本，而且警察们公然不尊重我们的信仰，践踏我们的基本人权，看守天安门的作为堂堂大国门面的警察竟低劣到以流氓的方式侮辱我们的信仰，用脚踩大法书及用笔在我们师父脸上乱画。踩书的年轻恶警扭曲着脸叫嚣到：“让我遭报应呀，让我死呀，我怎么好好的。”没有基本的人的素养和道德。

在天安门公安分局里我看到有两个北京口音的中年女功友，因不讲自己的姓名、地址，警察打她们的耳光，虐待她们，两天不让上厕所，并且只给吃饭，不给喝水。还有一位四、五十岁的北京女功友已绝食两天，脸色青黄。

最可怜的是一个老年妇女搀扶着约七十多岁的丈夫，为了获得基本的炼功权力，不顾走路困难，从南方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在得知我的身份后，1999年8月23日北京天安门公安分局将我转交给河南省三门峡市驻京办软禁（一楼七号）。

（四）第一次非法“刑拘”——“陕县看守所”

1999年8月26日，河南省三门峡市信访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同陕县公安局政保股张秀峰、陕县原店镇刑警队葛建忠将我绑架并关進河南省陕县看守所（俗称西大院）。

进西大院前，恶警张秀峰强行索要200元钱。刚進门就遭到非法搜身的人格侮辱——逼迫脱衣，并收走裤带、皮凉鞋，当时袁××值班，这种非法行为由张学义执行。来到西大院里面只觉天昏地暗，犯人们流传这样一句话：“南京狮子桥，郑州七里岩，洛阳地道战，比不上陕县西大院”。

在这里恶警常说的口头语是：“死一个抬出去，死两个挑出去，是老虎来这里先趴下，是条龙先卷起身……”警察骂人是家常便饭，打人也时常发生，而且敲诈勒索，甚至给犯人手机帮忙串供。

在西大院恶警张秀峰非法审讯我并索要罚金，给我罗织“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以“政治犯”对待，开价七、八千，并企图逼迫我迁走户口，因无处敢要而未遂。

这里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伙食极差，早餐一个约二两的两指宽馍，玉米稀饭一碗，菜只是生拌茄子，据说还有生豆角等（即生芹菜白萝卜丝）；中午馍一个，菜汤（经常有虫子）；晚饭一碗跟猪食一样的泡得浓浓的没有咸味的汤面。

晚上因为没有铺盖（内部戏称“新兵”），一直睡在水泥地板上。令我最痛苦的是禁止炼功。其次是奴工生产种菜和切山楂片。种菜以提尿最累（一次提一百多桶）。切山楂片最累，那个土机器要用全身力气借体重跳下踩才能切下。副所长高建业见我块大（当时近160斤），指定我“切片”，经常中午、晚上加班。揭片、摆片也是腰酸背疼，没一样好过。初到这里，在严重的体罚性、摧残性的劳作中，苦不堪言。

1999年10月1日后的一天，我爱人来到陕县看守所要人，接着是岳父因与女儿失去了联系来找女儿，然后原单位的同事、保卫科长以及父亲也相继来了，他们劝说让我写“检查”，并且陕县公安“保证”说了就放人，面对没完没了的地狱般煎熬我妥协了，无奈之下违心地写了“检查”。写过之后，心里异常的痛悔，我在法轮大法中受到无数的恩泽，在大法遭难之际，却因为受不了这点苦，而没有坚持“真、善、忍”，这样下去我不堕落了吗？我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吗？

陕县公安不讲信义，在我按他们的要求写了“检查”后，却迟迟不肯放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