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假反腐收拾异己　放狠话阿扁上台（2000上半年）

江泽民的最大“贡献”是在共产党统治中第一次实现了“贪官治国”。

对于江泽民来说，“贪官治国”并不是坏事。一个人要让别人对他效忠总要有些理由，有的人是靠他的智慧和威望，有的人是靠国民公认的选举，而江泽民既无智慧，也未经选举，如果全部都任用清官，则会凸现他的无能和贪腐，朱镕基的“清官形象”和“功高震主”已经证明清官路线在江泽民这里是行不通的。而贪官最大的好处是民愤很大，从声望上来说，不可能对江泽民带来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官治国”下的贪官们高举的“反贪”大旗比谁都高。在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个个都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高唱“反腐倡廉”。“中国第一贪”家族的江泽民，“反腐”的口号更是成了他欺骗民心、打击政敌的工具。通观库恩给江泽民写的传记，里面充斥着江泽民在各个场合大喊“反腐”的讲话。所以，看一个人的好坏，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在江的治下，效忠他的“贪官”平步青云，而二心异己分子则在反腐败名义下被狠手整治，还有一些对江无用的小卒更成为杀鸡儆猴的倒霉鬼。

2000年，江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借远华案大耍两面手法，赤裸裸地上演一场收拾异己、死保心腹的经典闹剧。

1. “惊天”远华走私大案

“远华案”由来已久。案件的主角是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赖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后来从事走私活动。据官方消息透露，从96年到案发，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当时被称为中共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第一大走私案”。

尽管厦门远华公司走私案在港澳炒翻了天，中国媒体仅仅在1999年11月《北京晚报》的一个角落首次披露，然后媒体一片沉默。2000年海外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开始大篇幅报导，使远华案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据媒体报导，“远华案”案发的起因，是1999年3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接到一封匿名信，揭发厦门市的远华集团公司大规模走私详情，其中含有相当详细的人证物证，因此而扯出这起金额达天文数字的走私大案。

对这起案件，朱镕基表示：“不管清查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对不讲情面”。江泽民也假惺惺地表示：不论是谁，都决不手软。但不久，专案组就发现案件跟江泽民身边的人如贾廷安、贾庆林有密切关联，江泽民的立场立即发生改变。

2000年初，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中共中央派出的“四二○专案调查组”，必须在3月初两会召开之前全部结案，以使当局能在两会期间，将这一案件作为“跨世纪反腐败大案”的反贪污“重大成果”，公诸于众。这显示江泽民最真实的算计，不过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案件来为自己贴金，同时希望尽早结束调查，免得查到自己的家门口上来。

未结案先灭口

到了2000年，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金融、税务等部门协同办案，厦门特大走私案及相关的职务犯罪的案情被基本查清。在这期间，共有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其中有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2001年，各级人民法院已对厦门特大走私案涉及的167起案件做出判决，涉及被告人269人。但在2001年7月还没有结案时，就已有几人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原行长叶季谌、厦门海关东渡办事处船管科原科长吴宇波，还有王金挺、接培功、黄山鹰、庄铭田、李宝民和李士专等人。

这么一个世纪大案，在没有完全查明的情况下就枪毙十几个从犯，事实上等于把证据消灭了，让“远华案”成为结不了的悬案。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案件牵扯到了江泽民自己身边的人，所以江泽民迫不及待地要杀人灭口。而这种阴险的杀人灭口，却被江泽民拿来当作自己的决心和成绩在媒体上大吹特吹。

江泽民说谢谢赖昌星

在远华案中，江泽民的心腹、江办主任贾廷安就曾向赖通风报信。赖昌星透露，他和江泽民五个秘书中的三个都很熟，包括大秘书贾廷安。

很多人对于贾廷安这个名字很陌生。贾廷安是江泽民当总书记时的办公厅主任。从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时，他就担任江的秘书。1985年1月，贾廷安跟随江泽民从北京回到上海。1989年6月，又随江泽民回到北京。贾是江泽民最重要的秘书、幕僚，内部称其为“大秘书。”

2004年，江泽民把江办主任贾廷安调升军委办主任，还硬以“特殊情况”和“有利于工作”为由，提出将贾廷安从上校直接擢升为中将。军委委员们说贾的行政级别也就是司局级、军衔是上校，这样做底下会造反。江泽民不死心，再次提出，在中央军委讨论时，二度被搁置，可见贾廷安是江的心腹。

赖昌星介绍，“他（江泽民）的家在中南海里，是一个大房子，很大。他住一边，警卫和秘书什么的住另一边。一般他都在中南海住。有一段时间，他家里在装修，就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时间。好像九七、九八都在钓鱼台住。”

赖昌星对《远华案黑幕》的作者盛雪说，虽然他和江泽民本人没有直接接触，但他曾有意给中央军委捐款。江的秘书便报告给了江泽民。赖昌星披露，“江泽民说：不用了。他（江泽民）叫我留着钱好好做生意，还说谢谢我。他本来也知道我是他秘书的好朋友。”

有一次江泽民出国访问回来，贾廷安去接机。贾廷安向江泽民汇报说，接到一份报告，说是广东一宗汽车走私案跟李纪周有关（公安部原副部长）。然后，贾廷安就叫江泽民的另外一个秘书先问问赖昌星，问这个事和赖昌星有没有关系。

赖昌星还提到，这个秘书是江泽民家里的管家，家里上上下下都交给他。这个秘书来问赖昌星，赖昌星回答：“那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这个秘书说：“知道和你没有关系，他们就好办”。

赖昌星随即在珠海通知了李纪周（当时李纪周随朱镕基到广东反走私），并安排了李纪周的女友、原公安部交通局官员李莎娜躲藏（后已被捕）。

赖昌星和贾廷安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江泽民又还能整谁？不管江喊得怎么高调，其实都只是他拿来整治自己政敌的幌子。

整治姬鹏飞和刘华清

在这个轰动一时的远华大案中，江泽民真正要整治的人实际上是中共资深外交官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和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儿媳妇。

江泽民鼠肚鸡肠，谁要说一句看不起他的话，他是非要报复的。有两个人一直被江泽民惦记着，一个是姬鹏飞，另一个是刘华清。这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人脉都非常深，也都没拿江泽民当回事。说起来不能怪这两位老人不尊重钦定的“核心”，是因为江确实平庸无能，样样不通。

姬鹏飞曾是中共外事系统实权派，也曾是接管香港的首脑人物。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权高位重。改革开放前，他的孙子穿戴着从外国带回来的时髦衣服，走到哪里都是风头十足。江泽民是什么东西？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姬胜德提起江泽民来也出口不逊，这都让江泽民脸色铁青。姬胜德是中共元老姬鹏飞的独子，是总参情报部常务副部长，和赖昌星私交非常好。而刘华清的女儿是姬胜德的下级，所以江泽民把他们串起来打。

1999年3月中旬，姬胜德在珠海接获通知，让他赶回北京玉泉山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姬胜德赶到会场一看，发现气氛不对劲，无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就被抓起来了，当时大有判死刑之势。姬胜德出事后，正在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曾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等请求宽恕独子姬胜德，免其一死，但遭到拒绝。姬鹏飞绝望之下于2000年2月10日13时52分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关于姬鹏飞的死讯，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只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江泽民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中央军委、军方的四总部、国防部也没有送花圈。但姬胜德母亲许寒冰终于通过元老与遗孀路线为儿子争得死缓。

被关在总参监护所的姬胜德参加完父亲葬礼后，感觉前途更加无望，于8月13日用牙刷柄割脉，并吞服70多片利眠宁（安眠药），但自杀未遂。姬鹏飞的妻子许寒冰要求江泽民准予其子姬胜德以高血压症为由保外就医被拒，又提出每周探望三次、送食品不受限制的要求。又遭拒之后，许悲愤难抑，于2001年9月14日晚吞服安眠药自杀，在三O一医院被抢救了过来。对这个为共产党卖命一生的家庭，江泽民真有点斩尽杀绝的意思。

对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江泽民是早就想动手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好机会。刘华清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给没摸过枪的江泽民安排的军事“保姆”，乱提拔将军的江泽民当然不肯要人整天给他做什么指导。

邓小平在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安排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时，担心江泽民与军队毫无渊源，因而特地安排刘华清、张震两员老将出任军委副主席，为江泽民保驾，以稳定军心。

江泽民在翅膀逐渐变硬了之后，开始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破格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将领。不久，江泽民改变了以往不问军事的习惯，更多的直接插手军中的事务。刘华清、张震曾经多次声称，要由懂军事的人领导军队，以此来表达对江泽民插手军队的不满。甚至有人说，刘华清在政治局会议上经常指着江泽民的鼻子教训他，因为他觉得他是邓小平安排下来的，在没打过一天仗的江泽民面前摆摆老资格是理所当然的。他哪里知道江泽民是小人，得罪不起。

1999年，五十年大庆，江泽民传令不许军队退休老军头穿军装，其实就是为了突出自己。阅兵前，江泽民到天安门城楼上会见党政军要员，但见刘华清上将军装帽徽威风凛凛，江觉得他简直是跟自己叫阵，憋着火问道：“不是说不准穿军装吗，你怎么搞的？”刘华清没有买帐，冲口而出：“你一天仗没打过都可以穿军装，我怎么就不能穿！”

江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气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直到阅兵式要开始被请下城楼坐上阅兵车时才缓过劲儿来。阅兵回去以后，江便对由喜贵说，要狠狠整整刘华清。

中共十五大以后，张震宣布退休，邓小平也已经去世。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布置，江泽民在军中的势力也已经日益强大。这时候，江泽民意识到整刘华清的时机成熟了。刘华清本身没什么把柄，但那时刘的女儿刘超英（总参情报部五局上校副局长）卷入了美国的政治献金丑闻。刘超英的上司正好是姬胜德，而姬胜德的朋友是赖昌星。这终于给了江一个机会。

赖昌星向《远华案黑幕》作者盛雪谈到姬胜德时，他说：“不管我在北京、深圳、厦门，还是在香港，只要他到那里，知道我在，就一定会和我见面喽。我们见过的面是数不清了。”打击赖昌星并不是江泽民的真正目的，他要打的是姬胜德和刘华清的女儿。

小女儿刘超英和二儿媳郑莉是刘华清最疼的两个人。因为她们被捕的事，刘华清寝食难安，斟酌再三，别无他路，只有老着脸皮亲自打电话给江泽民讲情，但江泽民接电话后没有说一个字，听完之后就放下了电话，嘴角浮起一丝得意与轻蔑。曾庆红曾经对刘华清说：你反对江主席，咱们奈何不了你，但是把你儿媳、老婆、子女抓起来是绰绰有余。

刘华清儿媳妇郑莉（总政治部军官）被捕后，曾从两个女兵日夜看守中乘上洗手间之机，逃了出来。她逃到了河南，给刘华清打了电话，问刘是否知道她被捕的事，刘回答知道，她才死了心，知道此时无人能救她，就黯然回到中调组去自首。

刘的女儿刘超英在北京国际机场贵宾室被抓的时候，也曾傲气的喊道：“我是刘华清女儿，你们为什么乱抓人？”但是，十几个军人根本不回答，硬是一声不吭地把她从机场带走了。当刘超英仍然骄横十足，拒绝交代时，中纪委审查人员上去给了她一记耳光和一顿臭骂，从来没有受过这等待遇的刘超英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开始交待问题。

在处理刘的亲属一案中，全过程由江泽民亲自坐阵，直接下令，给办案人员撑腰。刘华清亲属被抓后，据说江泽民的“近臣”曾向他建议：“要善待恩人的后人”，也就是说刘华清辅佐他有功，但江一听就火冒三丈，让他立即闭嘴。

远华案打到贾庆林

远华案中牵涉到的另一个主角就是江泽民的亲信贾庆林。

厦门远华案于1999年遭揭发，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被曝光的最大贪污走私案，涉案资金确定为700亿人民币左右，牵涉多达250名以上的地方、省甚至是中央级别的官员。他们被指控在1994年到1999年期间，收受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使价值数亿美元包括汽车、燃油、原材料、重型机器和奢侈品的货物通过厦门港口走私到中国。而1994至1996年，贾庆林是福建省委书记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江泽民查远华案不让往上查的原因。

贾庆林生于1940年3月，河北泊头人，因为与江泽民同具第一机械部工作经历，幸运地受到“老上级”江泽民的欣赏，因此随着江泽民后来当上中共总书记，政治前途一路水涨船高。

在江泽民打垮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后，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被江泽民提拔到北京当市长，之后再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由此可见江对他的器重。

贾庆林于1962年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电力系，在一机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任职。1978年出任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1985年调到福建工作，93年初升任福建省长，年底升福建省委书记。

远华案案发后，专案组在赖昌星公司里搜出贾庆林到远华公司和他的合影。赖说，专案组要抓他回去，真要回去一说出贾庆林来，贾就完了。所以贾庆林上调时，福建就有“福建贪官，北京做官”的顺口溜出现。

2003年，中纪委四位副书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对贾庆林资格政审、组织程序进行覆核，各民主党派和政协人士纷纷提出反对贾庆林任政协主席的同时，国务院审计署又爆出了贾庆林在福建主政期间的特大经济丑闻。

行将届满的国务院审计署，于2003年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提交了本届审计国债专项建设资金报告、该报告披露：1993年，由福建省委决定，投资二十亿元，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至1997年初，已超支十二亿元。而1993年至1997年，贾庆林在福建省长、省委书记任期内，还挪用和侵吞建造长乐机场建设费用。经查证，其中十二亿八千万元，是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挪用侵吞了，大多消耗在给高干搞福利或下落无据、不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建成后，从1998年初运营至2002年，五年间累计亏损达十五亿五千万元。其原因是：建设规模过度超前，目前旅客量和货运量，只达到设计规模的百分之三十，机场建造实际成本是国内同等机场的一点二五倍。传说该审计报告还披露：在兴建过程中，贾庆林、贺国强先后十一次签发挪用国土专项资金来垫付超支经费达十二亿元。

审计署还查证：借建机场挪用、侵吞的资金，部份是兴建和购买了五百七十多幢豪华别墅，分布在福州，厦门，珠海、大连、青岛、无锡、杭州、北京等地，被二百三十多名高官匿名侵吞。

2000年12月，国务院审计署在审计国债专项建设资金时，已在审计报告中重点提出：在兴建机场、建设高速公路、三峡工程、农业综合开发这四大建设中，严重挤占挪用建设资金、严重超支、投资资金下落不明等情况严重，并点了“贾贺工程”（“假祸工程”）存在着挪用及资金去向不明等问题。

当时，这一报告送江泽民审阅时，江泽民仅作了简单的批示：类似长乐机场情况，比较普遍，问题出在管理上。之后便退回给国务院了。

贾庆林当福建省委书记时，他的太太林幼芳在中国外贸集团福建省总公司任党委书记。林与远华撇不清关系，有严重贪腐行为。为此，2000年江泽民让贾庆林与她离婚，用来表明贾跟林幼芳“划清界线”。

不过，林幼芳曾在2000年1月公开否认了有关她的丈夫已经同她离婚的报导。她说：“我结婚四十年，我们的关系很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当时，她还澄清指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家在香港注册的华远公司”。当然林幼芳是在装傻，涉及走私的集团是福建厦门的“远华集团”而非“香港注册的华远公司”。福建人都说，林幼芳负责福建的外贸，不认识福建的第一大进出口大富户，只有傻瓜才相信。她的辩白是越描越黑。

到底贾庆林是否与林幼芳办理了离婚手续到现在还是个谜。2005年4月28日贾庆林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身份宴请连战一行。在官方照片可以看到，连战身边站着夫人方瑀，但东道主的贾庆林身边却不见其夫人林幼芳。

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刻意“考察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和当时面临弹劾声浪的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同时出席公开活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江泽民挺贾的一个政治动作。

临近十届人大、政协“两会”召开，被江泽民内定为十届政协主席的贾庆林，迫于压力正式以书面形式，以健康为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请辞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与妻子返回家乡“休养”，但被江泽民严词拒绝。江泽民说：你要下台了，我就完了。可见江泽民有不可告人的经济犯罪没有披露出来。江利用贾，贾保护江，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可见一斑。

据媒体报导，中共北京市委在国宾馆设宴，庆贺市委书记贾庆林晋升暨欢送。贾庆林在宴会上默不作声，一杯接一杯地喝五粮液，还自言自语地说：“不是我贾庆林要高升……”直到醉倒。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会议上，贾庆林坐在主席台上愁眉苦脸的图片泄露了他的内心世界，做江家帮身不由己。

尽管江泽民把贾庆林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但远华案始终是贾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贾和远华案的关系，也成为中共腐败政治的最大经典，成了江泽民反腐空话的最大讽刺。江泽民想用远华案打击异己，最后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 成克杰之死

2000年，正在厦门远华走私案调查紧锣密鼓地展开的时候，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被处死了。

成克杰是少数民族（壮族）出身，早年曾任广西柳州地区铁路局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局长、局长。他从基层做起，逐级而上，1986年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1990年升任广西自治区主席，1992年成克杰跻身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1998年又“更上一层楼”，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副总理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伙同情妇先后收受贿赂达4109万多元人民币。2000年7月31日，成克杰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收受巨额贿赂”罪名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成克杰立即申请上诉，于8月22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报的对成克杰执行死刑的裁决。9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刑队对成克杰执行了死刑。

一位副总理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半月就干脆利索的给“喀喳”了，成克杰因此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因受贿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处死最快的领导干部。

9月21日官方报纸的一篇社论中说，成克杰被处决，是当局针对高干不管职位多高都不能逍遥法外的警号。社论还说：“对成克杰的判决，以及政府矢言彻查这起厦门走私案，证明政府在肃贪方面，言出必行。”可是成克杰贪的那点钱还不够江泽民那“中国第一贪”的儿子江绵恒贪污的零头多。

事实上，不是因为官方查到了成克杰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后才被捕的，而是被捕之后才搜罗证据，而搜证的手段又是非常卑鄙的。有家室的成克杰非常倾心一位有夫之妇李平。1993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决定双双和自己的原配离婚之后再结婚，于是他贪污了400万准备和她到外国去安度晚年。办案人员当然并不知情，为了达到让李平吐露真言的目的，办案人员把成克杰和别的女人胡混的照片给她看，女人的妒忌心使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认为自己从头到尾都被成克杰欺骗了，就把他俩的计划全部吐露出来。成克杰迅速被判处了死刑。原来办案人员给李平看的是不实的照片，那上面的成克杰不过是用换头术搞上去的。最后李平知道受骗了，哭叫着说：是她害死了成克杰！是她害死了成克杰！

揪贪官也不是这么个揪法儿。这样流氓的办案作风，必然有其肮脏的目的在背后。

据消息人士透露，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处死的真实原因是得罪了江泽民。原因是成克杰曾表现出对人大代表、歌星宋祖英有点“关心”过度，引起江泽民醋海生波，导致小命不保。可叹的是成克杰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是谁非要他的命不可。

成克杰为什么在远华大案要开审的时候被迅速处死，一直是外界难解的谜。即使中共内部，包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仍有不少人对“成克杰之死”继续表示极大的兴趣。

3. 台湾大选

一进入2000年，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就聚焦在3月份将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上。这次大选政党竞争激烈，3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分别是民进党主席陈水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以及国民党主席连战。陈、宋民意测验指数相当接近，连稍低。

江泽民对于台湾这次备受全球瞩目的选举有点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一直以来江泽民都指示中宣部把民进党描绘成激进的“台独”派，不断对之施以舆论打击，期望以此左右台湾民意。但是看起来台湾民众并不买账，陈水扁获得的民众支持率居高不下。如果陈水扁真的当选，江泽民不知自己该怎样反应。要打仗的话，江泽民自己是一摸枪杆子就发毛的人。而且江更担心那些老军头乘机坐大，一旦战争打响，弄不好自己的军权都被架空。因此，对江泽民来说，仗肯定是不能打的。可是如果不打仗，长期以来国内舆论的导向早已煽动起了中国民众越来越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对军方和民意的双重压力，江泽民又不敢显得太软弱，怕处理不好自己的权位都可能要受到影响。一想到这个进退两难的可能局面，江就觉得脑袋发凉。

但是作为最高当权者，江泽民必须对台湾大选这一重大事件做政治表态。所以江最后玩的又是做秀的本事。

3月4日，江泽民在北京向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发表讲话，故作义正词严地说，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就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断然措施。江呼吁代表在台湾和中美关系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不过明眼人能够看出，这是一个玩文字的游戏。这个讲话实际上已经为自己留了后路。“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到底谁是当局，已经没有明确的指向，因为不管谁当选，都将成为“当局”，因此江的讲话实际上等于没有态度，其中并没有中国媒体炒作的“坚决反对台独”的含义。“无限期”也是一个没法解读的字眼，如何才算做“无限期”，几年，几十年？总而言之，如果台湾在江泽民任内所剩的这几年不谈统一，都绝不可能算做“无限期”拒绝和谈。这个台阶搭得真是够宽的。

不过，就在2月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安全加强法”，对台海可能发生的战争表示强烈关注，所以江泽民想再硬起腰板都硬不起来。1996年台海演习江泽民栽的大跟头记忆犹新。对江泽民的铁锈腰板来说，洋人无疑是强大的硫酸。只要碰到外国人，江泽民的骨头就一定会松软下来。

但江会做出姿态。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系列片《中国军队》，带着强烈的恐吓意图。部队也不断往台湾对面集结，显出如果陈水扁当选，台海难免一战。民间到处充满硝烟弥漫的紧张气氛。但当北京有几所大学的学生计划上街游行，发泄不满时，却没有被批准。一些零星游行也被当局驱散。江泽民怕的是一旦开放民意自由表达的渠道，民间长期压抑的各种不满，都会发作出来，那么中共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自己这个总书记位置自然也就泡汤了。

每当遇到难题，江泽民就会想到朱镕基。他是江泽民深为妒忌，又常常无可奈何的人。但江瞧不起朱的没有心机，也知道该什么时候利用朱，把他当枪使。只有想到这点的时候，江对朱强烈的忌恨才会稍稍缓解，取而代之的是暗自窃喜。

朱镕基掌管经济，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家当到底有多少，所以他心里压根儿就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虽然朱长个铁面，但对台政策实际是个温和派。

但在3月15日，离台湾总统选举还有不到三天的时候，朱镕基被江泽民推到了前台。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故作愤怒的朱镕基用拳头捶击着桌面，以非常强硬的口气警告说，搞台湾独立的人没有好下场，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这是中国的底线。朱镕基说，现在台湾人民面临紧急的历史时刻，何去何从，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一位西方记者当即向他提问：大陆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朱镕基只能闪烁其辞地回答：几天后你们等着看吧！

朱镕基发表谈话后，台湾总统候选人反应各不相同。两个领先的候选人对朱的谈话却都持反对态度。

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星期三晚上在屏东举行的造势晚会上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中共并没有这个权利。陈水扁问到：是台湾人民在选自己的总统，还是中共领导人在替我们指名？我们是在选台湾未来的新领导人，还是在选特首？

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同一天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向支持群众表示，台湾所有的民众绝对不接受武力恐吓。

另外一位独立候选人许信良指出，朱镕基星期三的谈话某些部份台湾必需正视，但某些部份也势必激起台湾民众的反感。许信良一方面劝台湾人民不要用直接的情绪回应，另一方面，他表示要告诉朱镕基，走向一个中国原则的困难之一，就是中国经常动不动就用这种武力恫吓的语言来对台湾喊话。

令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朱的谈话在台湾民间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弹，很多台湾年轻人对此威胁性谈话感到愤怒，结果反而朝江泽民更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统”、“独”之争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之争，而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陈水扁就职演说中，讲了段意味深长的话，“历史证明，战争只会引来更多的仇恨与敌意，丝毫无助于彼此关系的发展。中国人强调王霸之分，相信行仁政必能使‘近者悦、远者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这些中国人的智慧，即使到了下一个世纪，仍然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至理名言。”这恰恰反衬出借“六四”投机爬上来的江泽民笃信强权，只相信强制与恐吓，丝毫不尊重中国古人的智慧。

18日，台湾选民选出反对党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为下一届总统，结束了国民党在台湾超过半个世纪的统治。陈水扁以39%的得票率当选，居第二的宋楚瑜得票率为37%，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得票率仅有23%。这次出席投票选民占所有符合条件的选民的82.7%。毫无疑问，不久前中共当局对台湾选民的威胁和对民进党的攻击，促进了陈水扁的当选。

选举完毕，中南海一夜灯火未熄。江泽民怎么也没有想到，国民党会败得如此之惨，如此轻易被民进党拿走了政权。这让江气急败坏，大骂下面的人饭桶。后来很多人把责任归咎到朱镕基身上。朱在台湾人中的形象也受到打击，成了凶神恶煞的代表，对他没有半点好感。朱成了江一手导演的戏中受伤最重的人。

这次选举结果不但对江泽民震动很大，实际也震惊了整个中共高层。

2000年3月19日晚上，中共官方电视新闻的播音员用沉闷的语调宣读了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希望刚刚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不要走得太远。中共的无奈显出北京当局束手无策，对台湾民意了解与判断严重错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采取观望的态度。

江泽民的态度，和选举前夕的宣传调门相比，一下子温和多了。他若无其事的态度，好像选前他根本没有发表过强硬谈话，也忘掉了他让朱当黑脸的事情。反衬之下，倒像是朱镕基自己没事找事搞了一场闹剧。朱镕基对自己当初被江利用发表谈话后悔不已。

几年后，吕加平上书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披露江泽民利用台湾问题搞两头敲，以打台湾的担保，取得军队将领和官兵的信任继续执掌军权，而同时又向美国总统许诺：只要你们支持我连任中央军委主席，我就不会让解放军打台湾。

江泽民始终喊要打台湾，并几次作出要大打特打的样子，其实都是故作姿态。江泽民实际上是把台湾当成了手里的一张王牌，每到自己的权力发生危机时就拿出来晃悠晃悠，作出要大打特打的样子，让军队过过干瘾，然后再收回去，留着下次危机时再用。

第十六章：穷凶极恶动杀机　信口雌黄何须凭（2000下半年）

自从江泽民一意孤行开始镇压法轮功，就把一切赌注都压了上去。江有着强烈的预感，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使他更加恐惧和失去理智。

1.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在镇压之初，江泽民和罗干进行过一次秘密谈话，江的要点是：

1） 对他们要狠点，特别是上访、发真相什么的，抓住就打……往死里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2） 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能压制住，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受任何（包括法律）约束，整死了人，不负责任。不信我（江泽民）就治不了他法轮功。

3）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穷），肉体上消灭。

4） 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

1999年底，罗干已经按江泽民的指示将4名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重判有期徒刑。2000年，罗干又带着江的密令到各地口传指示，在全国转了一圈后才回到北京。

位于美国的“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和“自由中国运动”公开了一份2000年5月中共的秘密文件，文件命令警方不须逮捕证可任意逮捕法轮功学员。这份由吉林省公安厅和高级法院传达的文件说：对法轮功“打击力度要增加，一旦发现，予以先行抓捕后补办手续。”

然而江泽民在《国内动态清样》中仍然频频看到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甚至还有不少从北美、欧洲、澳洲和东亚跨洋而来的上访者。2000年10月，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出“真善忍”或“法轮大法好”横幅，并有千人集体炼功的场面，虽然被警察通过殴打、抓捕、拘禁及时处理，还是引起江、罗的震动。

江泽民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军警、特务，和宣传系统，却似乎奈何不了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们，这使他恼羞成怒。江知道政治局里那些不赞成镇压的人已经在看他的笑话了。

陷入镇压法轮功的死胡同，使江泽民的心中隐隐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是如直接受到攻击的那种恐惧，而是像手持利刃却陷入黑暗中，不知自己的对手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向哪个方位出击。

自从1989年进京后，在一次次的权力争夺中，江泽民经常听曾庆红分析如何利用各类人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想让刘华清就范，抓住他子女一折磨准灵；想让乔石下台的最好方法是和他制订君子协定，但自己不执行；薄一波是个希望把别人都踩下去，让自己的儿子爬上来的人，利用他整人效果最佳。江泽民知道只要抓住这些人的弱点，自己就可以掌握主动。至于江手下的人，更是容易摆布。有的爱财、有的贪色、有的喜权，江泽民都有办法摆平，让他们对自己表示效忠。

但是江泽民看不出这些法轮功学员到底怕什么，江对精神信仰的力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中共阶级斗争的旧式思维中。他搞不明白，尽管已经使用了中共几十年整人手段提炼出的精髓来对付这些人，比如谋杀、酷刑、谎言、洗脑、监控、株连……，为什么他们依然不屈服，他不懂他们到底图什么。不过有一点他知道，就是这些人很老实，奉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原则。尽管镇压在逐步升级，面对种种的威胁、辱骂、折磨、监禁，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中，却从没有一个人还手报复或以任何方式诉诸于暴力，这让江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江泽民反倒希望他们以暴力形式反抗，这样就可以马上命令军队出动，如“六四”一样迅速“平暴”。

可是从不还手的法轮功学员，有时却有如神助。2000年10月份，大批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广场请愿，其中河南省南阳市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610”警察遣送回看守所。那天十多名戴着手铐的学员一起被送进看守所，可是一进号里，十多个人的手铐同时脱落。如果是一个两个还可以说是偶然事件，十多个手铐突然同时脱落，那就难以用常理推测了。当时惊得狱警和其他犯人目瞪口呆，现场目击者见证奇事，也不敢难为法轮功学员了。后来有人把这事给报了上去，江泽民看了直冒冷汗，不敢多想。

由于镇压过于荒谬，“610”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一位原“610”警察在2005年逃亡到澳洲后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在610办公室，人和人之间总是半掩着嘴说话，声音尽量放小，一边讲眼睛还要一边四周的看，长期泡在这种气氛里，即使在公开场合，也习惯了这种讲话方式，好像永远怕别人听到、怕别人知道一样。鬼鬼祟祟，如同患了神经病。”“回到家中，失去了往日的微笑，取而代之的，是少言寡语，唉声叹气。即使在公安系统内部，‘610’也成了警察队伍‘不务正业’的代名词。‘610的警察是神经病，不干正经事（不干警察份内的事情）’，大伙儿私下里都这么说。”

此时江所能做的就是用权钱加紧收买，给各地“610”扩编制、升级别，再保证充足的经费。例如2000年10月，中共将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处提格升为二级局（相当于副局级）──国内安全保卫局，就是将原政保处和“610”办公室工作合并起来，从而扩大了“610”办公室的编制，以加大打击法轮功的力度。在公安系统内，相当于处级单位的“610”办公室的权力比其他单位权力大。在省厅级公安部门内能称为办公室的单位，其职权范围是很大的，可以布置检查工作，并可对同级单位下发指令。但是可笑的是对内公开的人员招聘，应者无几，最后只好搞电脑硬性抽签指派。

然而中共的镇压机器像一台洗脑机，首先成为江镇压运动牺牲品的恰恰是这些可怜的镇压工具们。“610”新老成员每天都要自觉地学习江的镇压精神、看大量的对法轮功的诬陷材料，在灌输中不知不觉地被洗脑。

就这样当执法者的最后一丝善良本性被彻底摧毁后，这些人恶的一面就会极度地膨胀起来，这时就是江泽民的指示最能被彻底贯彻的时候了。然后就像一个训兽师奖励动物一样，江对他们再给以钱、权的奖赏。

江泽民规定“610”和劳教所警察的奖金、升迁、政绩等等个人利益要和被关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比率紧密联系。于是对于“610”和劳教所里的一些警察来说，江泽民的指令，各级官员层层施加的政治压力，再加上利益的诱惑，一下子就冲毁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底线。这些头戴国徽的“人民警察”，在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时候，经常用来搪塞自己良心的理由就是“这是上面的命令”。这些行恶的警察，实际上成了镇压开始后的第一批受害者。

整个国家就这样被江泽民拖入“人变兽，兽逞恶，恶伤人”的空前灾难，文革后稍许恢复的良知、道德、正义、公平等基本价值理念，在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再一次被彻底地摧毁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中国人守护着最后一条道德底线。

杀戮是江种种残酷迫害手段中令人发指的一种。法轮功信息中心统计显示，至2005年6月，通过各种渠道得以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2500名，更有大量的不被外界所知的无名学员屈死于劳教所、洗脑班、拘留所等。

陈子秀之死

从曾被海外媒体广泛报导的“陈子秀之死”的案例，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在江指挥下的这场全国范围残酷迫害的冰山一角。

陈子秀是山东潍坊的一位退休工人。陈的经历坎坷，她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四年，三十七岁时，丈夫被诊断为晚期肝癌。丈夫去世不久，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母亲也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11岁。

2000年4月20日，从美国《华尔街日报》发出的长篇报导中说，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淤伤，她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于2月21日去世。

第二天，陈的女儿张学玲在停尸房看到了她母亲惨不忍睹的遗体，她已被穿好了寿衣，并已做了美容，打开衣服，除前上半身外到处是大块的紫黑色印迹，只要能看到的部位，到处是伤，耳朵肿大青紫，牙齿裂开断裂，虽已美容整理过，依然保留着血迹，小腿瘀黑，背上有六英吋长的鞭痕。解开寿衣可以看到腹部肿胀，臀股及以下部位大面积瘀斑呈黑色，两腿肿胀。陈的衣服、褥子、内衣裤上面到处是血迹，沾满粪便，衣服几乎全部被剪破。凡此种种，均可证明为外伤致死。

害死陈后，地方警察声称陈突发心脏病，为正常死亡。当地政府还向张学玲勒索了2000元的看管费用，外加棉被和伙食费1000元。

将陈子秀活活打死的凶手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反而因此很快得到奖励和升迁。其中，潍坊市城关街办的邓萍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高新功被评为先进和模范。

陈子秀坚定不移修炼法轮功直至被害的消息在《华尔街日报》头版登出后，中国政府曾以“破坏公共安全”为名拘留陈女张学玲，并且不准其夫探望。

华尔街这篇报导的作者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这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引起了海外对法轮功学员受到残酷迫害的关注。陈子秀事件在海外的广为流传，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江泽民试图在海外营造舆论支持对法轮功镇压政策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

山东省自1999年一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罗干是山东人，镇压法轮功开始后，罗干受江指示曾多次亲自到山东督阵，并通过江的亲信──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吴官正积极推行镇压政策。

2000年4月，当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活活打死的暴行被她女儿张学玲通过《华尔街日报》向国际曝光后，罗干大怒，下令通缉张学玲。

2000年12月，《华尔街日报》记者Ian Johnson在题为“一个中国城市如何为掌控法轮大法而诉诸邪恶暴力”的报导中写道：“潍坊，中国－－这个中国华北平原东部的尘积的公寓小区与拥挤的街道交织在一起的城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无足称道，但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本地警察经常将其居民折磨致死。……根据人权团体的报告，在全国13亿人口中，山东省潍坊的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1%，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却占全国的15%。”

潍坊是个坐落在中国东部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地级城市。2000年9月30日和2000年10月30日，罗干分别两次亲临山东潍坊，住在潍坊安丘坐镇指挥。从1999年7月开始截至2004年2月潍坊市已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30人，居全国地级城市之首。这与罗干多次亲自到山东督阵镇压有直接关系。

2000年10月，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发生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恶警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罪犯牢房，此事件在国际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1年2月对妇女酷刑特别调查报告中指出：“罗干对马三家将18名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室的行径是知情的。”这是对江指示“要加大迫害法轮功的力度”的具体贯彻。

九岁女孩被轮奸

还有太多太多怵目惊心的事情。其中一位长期滞留在北京上访的吉林刘女士说了她被关押在昌平精神病院的三天经历。2002年夏天，她第一次到北京上访，被警车带到了北京昌平收容所，因为抗议抓捕又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刘表示在这个神经病院中她自始至终没有看到过一个医生和护士，她看到里面关的大都是上访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精神病院中除了警察就是打手，他们都拿着皮带，如果谁稍微做得不好，皮带就会飞舞而至。被关押的人不可以自由移动，但是打手们可在任何时间自由出入她们的房间。她进了三道大铁门后就直接被关到了房间里，根本没有一个医生检查。

她在昌平精神病院里的房间里一共被关了三个晚上。到了晚上，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大头、长毛、还有一个说话吐字不清楚被称作哑巴的就到她们的房间来轮奸一位九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一起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里，她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这个女孩竟然晚上还要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地轮奸折磨。女孩被摧残的惨叫声揪心裂肺。房间里没有人敢出声反对，恐怖得就像人间地狱。

刘女士说读过了《九评共产党》中的几评，但感到《九评》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程度的描述还远远不够，她说在那里的每天晚上自己都是在极度的恐惧和传来的阵阵惨叫声中熬到天亮。

前“610”官员的见证

有关“610”的内幕，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不堪迫害善良民众而与中共决裂，一些迫害详情开始被公开出来。

关于酷刑折磨，2005年6月在澳洲投诚的前“610”官员郝凤军描述到，“我赶到单位开车和另外一名女民警前往天津市南开分局看守所，当我们二人到达南开分局看守所（天津市南开区二纬路）后看见法轮功学员孙缇坐在提讯室的凳子上，眼睛被打得成了一条缝，当时审讯她的警察是国保局‘610’办公室二队的队长穆瑞利，当时他的手上还拿着一根带有血迹的螺纹钢棍（直径1.5公分），审讯桌上摆有一个高压电棍。”“她转过身去撩开上衣，我被惊呆了，她的后背几乎没有皮肤颜色了，全是黑紫色的，并且有两道长约20公分的裂口，鲜血在慢慢的往外渗。”“一个警察用一条半米长的铁棒打她。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知道我自己没法做这份工作。”

7.20后，大量上访法轮功学员被劫持，郝说“带到我们所里的是三个女学员，大约都在四、五十岁的样子。她们三个人全部由所里的刑警组去审问，在这十几天的审讯中，我每到所里去上班都能听到惨绝人寰的喊叫声，……后来我听刑警组的同事告诉我，他们接到命令要不择手段让法轮功学员张嘴说出姓名和家庭住址。”

关于谋杀，6月9日澳新社报导，第三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中共公安人员证实，他亲眼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他所在的公安局被折磨致死。这位官员通过澳洲堪培拉著名律师克拉瑞（Bernard Collaery）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晚线栏目（ABC's Lateline Program），“他听到警察局中的毒打声，赶去干涉，他被告离开，于是，他上楼去了。但是他的良知受到打击，他又回到楼下，说，‘必须停止。’之后，他看到受酷刑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他看到那个裸体男人的头倒在椅子中，双腿伸开，很明显已经死去。他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

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曾任沈阳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的韩广生，2001年9月出逃到加拿大。他说江泽民“当时首要的任务是阻止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为了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下达控制指标。指标就是说，比如说，沈阳市如果在这个月内，有三个或者超过三个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那么，市委主管的副书记甚至书记要到省里做检讨。各市为了面子为了乌纱帽，或者为了不去省里检讨，就动用很多警力，很多财力来堵截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沈阳市通常就是三个指标。”“（马三家）教养院为了提高转化率，对镇压法轮功学员实施了多种的虐待，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辽宁省司法厅要各市都到马三家去学习转化经验。”“马三家的基本经验就一条，就是用电警棍。”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高蓉蓉，因修炼法轮功，于2004年5月7日遭到龙山教养院唐玉宝、姜兆华等人连续6个多小时的电击，高蓉蓉美丽的面容被严重毁容。一年之后，善良的高蓉蓉被迫害折磨致死。

从1999年7月20日迄今，有超过十万名法轮功学员未经审判便被送进劳教所内，其中包括有怀孕妇女、老人、及幼童；五百多人被拘禁，其中最长刑期达18年之久；有数十万名无辜的居民遭到羁押，几乎全数遭受不人道的待遇。令人震惊的是，有一千多名学员被羁押在精神病院里，被施以损害神经的药物，备受折磨。到2005年6月，已核实的就有2千5百多人死于监禁，更有不可计数的人仍下落不明。这场浩劫的深度和广度至今还难以估算。

2. 未遂的暗杀

江泽民的妒嫉心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太强的妒嫉心最后转变成仇恨，并且做出很多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

江泽民刚进北京的时候，竭力讨好所有的人。见了体委主任伍绍祖就侃体育新闻，什么拳击、勾拳、棋艺，后来江泽民大权在握，伍绍祖就因为同情法轮功而被罢了官。江泽民初到邓家时一脸谦逊地向大明星刘晓庆讨教电影艺术，后来地位巩固了，对于刘晓庆以前拿他开玩笑的事情就进行报复，把她关起来，所有房产给卖掉，还要巨额罚款。江说只给刘晓庆留下一条命。至于邓家亲眼见过他那些丑事的服务人员都被调去了偏远地区，连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也都被整了。

江整人并不是外界想像的蓄谋已久，他还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江下狠手清除若干政敌，原因往往极其简单：或者是什么时候顶撞了江，或是和江看好的女人走近了一小步，或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了江忌，甚至什么都没做，仅仅因为让江感到不舒服。

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江不顾一切人的反对而坚持着，虽然在表面上扔出一堆站不住脚的说辞，但实际上是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忌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在江泽民企图用减少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条件引渡法轮功创始人未果后，就由曾庆红向特务部门秘密下达了暗杀令，由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联合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组，专门负责搜集法轮功创始人的行踪，招募、训练杀手，准备暗杀李洪志先生。

2000年12月，江获悉法轮功创始人准备到台湾讲法的消息后，即由曾庆红秘密派人与台湾的黑社会组织秘密接触，并开价700万美元重金收买杀手，准备暗杀行动。由于法轮功创始人早已了解他们的动向，最后时刻才宣布改变赴台计划，致使江白白花了冤枉钱，气得江泽民曾庆红咬牙跺脚。

不甘心的江泽民曾庆红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给特别行动组下了军令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法轮功创始人。对此，江泽民向特务部门下达密令，由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谋部联合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组，招募训练一批亡命之徒。这个行动组的宗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乃至生命制造事端，栽赃陷害，误导舆论民意去敌视法轮功，并寻机暗杀法轮功创始人。江泽民特批50万美金招募由妇女组成的“敢死队”，仿效“斯里兰卡猛虎组织”，把她们训练为“人体炸弹”，准备派遣到美国，等法轮功创始人参加学员心得交流会时，装作法轮功修炼者、靠近法轮功创始人，以身体引爆。

不久，在2001年香港法轮功心得交流会前，江泽民得到密报，法轮功学员将在1月13-14日在香港举行会议，法轮功创始人将在1月14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江泽民立即下达密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这次在自己地盘动手的机会。于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国家安全部及公安部三方联手，立即制定了一个代号为“114”的暗杀行动计划，当时东南亚和北美等地的中共海外情报机构都进入特别状态，香港及澳门几乎所有的黑社会集团均被中共威逼利诱而涉入暗杀行动。此计划指定由港澳地区黑社会集团实施直接暗杀，这样就可以避嫌。对此秘密的安排，江泽民自信万无一失。香港法轮功心得交流会刚开始时，等候法轮功创始人出现的杀手暗自心喜，认为万事俱备只欠领赏。

但1月14日法轮功创始人迟迟没有出现，埋伏的特务们焦躁不安起来。最后在修炼体会交流会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突然向所有与会者念了法轮功创始人从美国发给大会的贺词，暗杀又一次落空。消息传出后，江泽民与曾庆红半天没缓过劲来。法轮功创始人发出贺词之时说，这封贺电对“某些人”打击会很大。

这时，暗杀团才知道法轮功创始人已经洞悉刺杀阴谋，江泽民极为得意的这个暗杀计划全部泡汤。

江泽民的妒忌与暗杀阴谋，却没有能阻止法轮功创始人影响力的上升。2001年，《亚洲新闻》（AsiaWeek）在数个月的讨论之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被评为当年亚洲区最具影响力人物，而江泽民仅仅因为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才被提名，并只名列第四。《亚洲新闻》指出，法轮功在短短九年之间，迅速在全球吸纳数以十万计（数字被远远低估）中外习炼者，即使面对中共当局强力镇压，法轮功影响力仍有增无减，即使李洪志先生甚少公开露面，但仍深受法轮功炼习者的拥戴。

多次刺杀未果，江的心里开始胆战心惊。江的别动队也一个个莫名其妙接连遭遇车祸等意外事故而最终解体。刺杀阴谋最终不了了之。

自从2003年洛杉矶法会之后，法轮功创始人几乎每次美国大型活动都参加，而且长时间回答问题。

自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经常受到中共特务的骚扰、威胁。据海外媒体报导，最近中共控制的最为严密的两个部门驻外使（领）馆（海外）和“610”（国内）中两名被安排负责监控、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陈用林和郝凤军在澳大利亚弃暗投明，站出来揭露中共种种见不得光的迫害法轮功的内幕。

陈用林证实说，澳洲有近千名中共间谍。郝凤军证实了陈的说法，他说中国有强大的间谍网络在海外运作。陈同时揭露中共对当地法轮功的政策有16字方针，即：“针锋相对、主动出击、争取（澳洲政府）支持、赢得（澳洲公众）同情。”从他们提供的线索可以证实，中共将国家恐怖主义之手从国内伸向海外，实施群体灭绝犯罪。

澳大利亚时代报（The Age）2005年6月8日报导，中共大使馆为了破坏法轮功的活动而采用了多种间谍手段，如监视、大规模窃听电话甚至私入学员住宅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墨尔本女发言人安娜﹒瑞莎卡（Ana C. Vereshaka）说，中共曾私自闯入她在伯尔文（Balwyn）的住宅，并窃走了法轮功的传单。

中共在海外针对法轮功的所为都是为挑动制造恐怖气氛，与搞暗杀是同一个目的。

3. 华莱士专访

8月15日，江泽民安排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和摄制组一行8人在北戴河的采访，为江泽民出国造势。华莱士由此而成为美国电视界第一个采访江泽民的人。在此之前，华莱士的节目组已经为此申请十多年。

采访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节目将在江泽民访美前夕的9月3日晚间播出。江泽民想尽量装成一副高调的样子，表明自己接受采访的目的是要促进中美两国的友好，他说，“两国关系呢，总的说来不错”。但华莱士并没有太大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这样的调子像一个十足的政客，这里面没有坦诚。

华莱士也尖锐地提出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江说：你描述中国的样子时就像《一千零一夜》听起来那样荒唐，我们有人大选举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委员会有政治局，政治局有常务委员会，我是常委之一。除非所有常委同意，否则不会有任何决定。

江泽民为了表现自己的同时却忘了最基本的一个常识，那就是全国人大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选举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基本的公民常识，作为当时三位一体的最高当权者，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的基本概念，连自己坐在什么位置都不清楚──只认为自己就是当了“皇帝”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中共中央的决定也不需要所有常委同意，镇压法轮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七个常委六个不同意镇压，但江一意孤行。

华莱士问：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他们国家的领导，但你显然不相信由中国人民选出你们的国家领导？

江答道：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江泽民在这里混淆了很多概念，其实他应该清楚，他是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选举出来的，而他就是手握“橡皮图章”的独裁者。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选举过他。

他用中国“特殊国情”所作的辩解，与半个世纪前的中共自己的言论相比，成了绝妙的讽刺。

65年前，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有过这样一段：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1939年2月25日）

5年后，《新华日报》还写到：要彻底地、充份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1944年2月2日）

但现在江泽民却忘记了共产党当年的诉求，可谓数典忘祖了。

华莱士又问：那为什么中国是一党国家？

江的回答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反对党？

按照中共自己50多年前的理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华莱士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我们认为个人自由与新闻自由有关连。你为何担心新闻自由？

江答道：媒体，应该是党的喉舌。

对此，1943年9月1日中共媒体曾指出：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此外，《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说，“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人们不知道，为什么50多年后，江希望自己以“开明”形像出现在西方媒体前的时候，抱的陈词滥调甚至不如共产党当年的理论。

当然江最出洋相的是他对法轮功创始人的诬蔑之辞。

华莱士表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局要迫害法轮功团体。“他们炼功，相信精神生活。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你们如此担心法轮功，需要虐待、逮捕、杀害法轮功学员。”

江泽民说法轮功创始人自称是释迦牟尼转世再生，也是耶稣的转世再生。江泽民说法轮功讲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地球即将爆炸。江泽民还说法轮功已经造成数千学员自杀。

江自信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他知道在西方最容易引起仇恨与误解的话，大概就是去冒犯耶稣基督了。但是，法轮功创始人从来都没有说自己是释迦牟尼或耶稣转世。

法轮功创始人更没有说地球要爆炸。事实上，法轮功创始人在98年多次面对数千人讲99年很多传的地球大劫难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至于说多少人炼功出问题，事实上在99年之前中国高层已经进行了至少三次大范围的调查，发现法轮功对祛病健身很有效，因此一直没法进行打压。1999年镇压之后，江泽民控制的喉舌媒体出现了1400例的说法，说有1400人因炼功死亡。1400例当然是当局一手编造，肆意夸大的。可是，现在到了江泽民口里，自杀的就成了几千了。

法轮功练习者数以千万计，7年即使有1400人死亡，每年200人，也远远低于中国正常的平均死亡率千分之六。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1400例，不仅没有说明法轮功有问题，反而证明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

通过这次专访，人们显然没有看到江的“英明形像”，更多的是无赖与信口雌黄。必须指出的是，江泽民在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华莱士说这些谎话的时候，是盗用了中国的国家信誉诋毁法轮功，损害的是全中国人的声誉。

4. 千禧年峰会遭遇法轮功

9月的纽约因为世界首脑高峰会而显得倍加热闹。

纽约警方资料显示，首脑高会议期间已经获得批准有90余场抗议示威，有至少10场是针对江泽民的。从江泽民到达纽约至9月9日离开，抗议队伍如影随形。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要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

世界各地的一些法轮功学员都集中到纽约来“欢迎”江泽民，人数约两千人。除了来自美国30多个州外，还有加拿大、欧洲、澳洲一些国家。纽约街道上到处可以见到身穿黄色T恤、上书“法轮大法”的学员在活动。法轮功的大规模活动从9月5日开始。这天他们在全纽约的六、七个地方集体炼功和派发传单，除了在曼哈顿江泽民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和其他象征性地区外，还深入华人聚居的三个唐人街。

黄T恤一时风靡纽约，成为纽约的秋日奇景。

9月6日中午，一千多名学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游行沿第三大道北行到联合国哈玛绍广场，前后占据八条街口。

这一天，他们还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的“致江泽民公开信”，要江泽民倾听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的呼声，要江泽民了解数百万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

一位身穿黄T恤的法轮功学员巧遇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先生，市长先生看了看学员黄T恤上的呼吁：“CHINA：STOP PERSECUTING FALUN GONG”（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后，对学员说：“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你们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请愿却怕得要命。为了躲避法轮功学员，中国官员使尽了浑身解数。江给纽约警方压力，在某些地方不准法轮功学员穿黄T恤。据报导，江下飞机后去酒店的行车路线是分装在几只信封内的，到接近转弯处才能拆开，真可谓费尽心机。即使这样，和平诚挚的法轮功学员还是着实让他“惊”了几下。

8日中午，江正要离开在渥尔道夫酒店内举行的一个午餐会时，一位法轮功学员走到离其一米远的地方大声呼吁：“请释放法轮功学员！”当时在场的许多媒体的记者和中方人员，都清楚地听到了这位学员的呼吁。江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顿时脸色大变，巴掌不自觉地举了起来，身体颤抖不止。

8日晚上，江从纽约林肯中心听完音乐会从后门出来，准备和从前门出去的车队到某处会合。在此之前曾发生一件事，中国自由民主党8名人员在主席倪育贤带领下，集体买票进场，于8点准时入座于贵宾席后面的Ｐ排中间位置。音乐会第2个节目《春江花月夜》一结束，在观众掌声中，8名人员站起来鼓掌。这时观众发现他们穿的是清一色的白底红字Ｔ恤，胸前是“废除中共一党专制”8个大字，后面是“江泽民是大独裁者”。顿时全场惊愕，肃静约半分钟后中共总领事张宏喜等方如梦初醒，紧急指挥亲共侨领梁冠军、花俊雄等起哄围攻这8名自由民主党人。

惊魂未定，江就在他车队的第一个转弯处，看到法轮功学员迎面高高举起一面横幅，上写斗大的英文字母：“Practicing Falun Gong is a Right”（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江看后顿时身体猛地往后一仰，浑身哆嗦。车里有人看了一眼横幅，就赶紧把头低下来。

9日在江离开纽约之前，法轮功学员得知他在35街的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内，立即有数十名学员前往，有的在街对面炼功，有的举着“停止镇压法轮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标语牌，表达学员的心愿。中共使团官员使出“声东击西”的办法，想让车队虚张声势从正门出发，而江从侧门溜出。可是没想到，江的车一出来，正遇到四位法轮功学员打着一面横幅，上面用英文写着金光闪闪的“法轮大法”。等车一转到第一大道和35街处，法轮功学员举着标语牌及炼功的场面又出现在江眼前。

这几天，江似乎怎么逃也逃不出法轮功的“包围圈”。

5. 大骂香港记者

江泽民在美国“大记者”面前谈笑风生，三个月之后却在香港“小记者”面前吹须瞪眼。事实上正是香港记者这次采访，捕捉到了江泽民的本来面目。

10月27日，江泽民当时在会见前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时，因不满香港记者的提问，罕有地当面训斥在场的九名香港记者。

起因是一位香港女记者询问江泽民是否“钦定”董建华连任。江听后勃然大怒，甚至语无伦次地操用了广东话及英语大骂香港传媒提问过份简单、幼稚，并且用英文对记者说：“You are too simple, too naive。”（头脑太简单，太幼稚）“I am angry!”（我很生气）历时四分钟之久。

江泽民大声指香港记者水平低，比不上华莱士。江说：“你们（香港记者）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的素质不知高到哪里去，我跟他都谈笑风生。”看来江泽民颇为自己在“60分钟”节目里接受华莱士访问时的表现自豪。当时华莱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这大概让香港记者羡慕不已。但这次华莱士恐怕要倒过来羡慕香港记者了。华莱士这位身怀绝技、久经沙场的老将在专访中未能“彻底剥掉”江泽民这位暴君华丽的“外皮”。有趣的是，华莱士没能让江泽民在世界面前“跳”起来，而香港的一名“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却轻易地做到了──江泽民不但跳起来了，而且丑态毕露──这不能不是华莱士的遗憾。

江可能不知道在自由、民主的国家，记者向来被视为“无冕之王”。因为新闻自由对民主政治既是一种保护机制，又是一种监督机制。华莱士之所以知名，是因为他在记者生涯中，以他敏锐的观察、尖锐的提问挖掘了许许多多原先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新闻。他本人既是新闻自由的体现者，又是新闻自由的得益者。如果没有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就没有华莱士这类“高得多”的记者。

反观江治下的中国大陆记者，除了被逼跪着，尽力配合江的谎言欺骗，维持对法轮功的镇压外，又如何能“高水平”起来呢？江泽民在骂香港记者时，竟然赤裸裸地叫嚣要记者们不顾职业道德，只管“闷声大发财”。

江泽民在香港记者面前耍了一遍威风之后，大约也察觉了自己的失态，于是，又指着记者们警告说，如果他们的报导有偏差，后果要他们自己负责。

事后香港传媒对江泽民的训话均表震惊，几乎所有的日报均以显著的版幅报导此事，说江泽民“发烂渣”。

江泽民此次在公众面前暴怒后面是否还有别的隐情？是否是因为今天的江泽民已无从前毛泽东、邓小平的威风，在中共领导核心内一个人已玩不转？是否因为江泽民的权威受到挑战，他连曾庆红那样的亲信都无法补正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记者问他钦点特首时触动了他的心事，不由得升起一肚子的无名火，发到了香港记者们的头上？还是因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实在是内外交困，按捺不住，顾不得“领袖”脸面而在众人面前歇斯底里？答案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分析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