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迫害大法赤膊上阵　元凶巨恶一意孤行（1999下半年）

江泽民当政十五年（包括后来垂帘听政的两年）经历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比如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镇压法轮功，前面的事不是运气碰上了，就是利用其他人为己卖命而获，只有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的独家“专利”。

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六四”后进京，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江是一步步站稳脚跟的话，镇压法轮功事件使江泽民立即背上了沉重的巨大包袱，这是企图速战速决的江泽民始料不及的。从江泽民一意孤行启动镇压机器那一刻开始，其命运就紧紧和镇压运动捆绑在一起，其一切决策也都是以此为中心。

恰如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在强大的罗马帝国长达300年的迫害中仍然屹立不倒一样，超世俗的信仰的力量是无法用世俗的概念去度量的。法轮功几年来和平理性的抗争让死不认错的江泽民骑虎难下。因此，要了解江泽民1999年之后的思想和行为，就必须对这场迫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 罗织罪名

从1999年“四．二五”上访事件后，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的调查摸底、舆论宣传准备、调动公安侦查搜集情报，以及各地党组织的思想准备工作就一直在紧张进行。江泽民把这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由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1998年移居美国，江泽民甚至希望通过减少五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引渡李先生回国。李先生于1999年6月2日发表了《我的一点感想》，其中说道：“我只是教人向善，同时无条件的帮助人解除疾病，使人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收任何金钱与物质报酬。对社会对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普遍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不知是不是因此而引渡我哪？……不过我听说通常引渡的人都是战争罪犯或人民的公敌。再有就是刑事罪犯。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是符合以上的哪一条。”

李先生还说：“其实，我一再教人做人要以真、善、忍为准则，我自然也要做一个表帅。在我个人与“法轮功”弟子遭到无端的非议与不公正的对待时，都充分的表现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怀，给政府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我们，无声的忍受着。……其实我非常清楚有的人为何非要反对‘法轮功’。就是像媒体报导中说的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一亿多人是不少，难道还怕好人多吗？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吗？”

尽管江泽民可以看到李先生的所有谆谆劝善之言，但是他还是太习惯用自己那卑鄙小人的思维模式去猜测别人。江还认为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收买不了的人。所以，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的江认为没有自己办不到的事情。

1999年6月7日，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把法轮功的产生和迅速传播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

江泽民从来不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任何论据和论证过程，也全然不顾法轮功和平、理性并且已经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蛮横专断地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职干部、离退休干部，所在单位的党团组织和行政部门的领导都要停止修炼法轮功，并“在思想上划清界限”。

从政治局对他4月25日当晚写的那封信的反应上，江泽民感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都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相当冷漠，包括朱镕基领导的政府部门也认为把法轮功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实无必要。因此，江决定成立一个听命于他的跨部门领导小组，凌驾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直接避开政府、司法系统、财政系统等部门对推行镇压命令的约束。于是他想到了李岚清。

当时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江外其他六名对镇压持反对态度。在中共高层口碑很坏的薄一波听说政治局其他常委都反对镇压，于是出来表态，表示坚决支持江的决定。

江泽民还决定去说服跟自己私交不错的李岚清。江泽民拿出党性和“亡党亡国”的帽子威逼李岚清，最终李岚清立场松动，同意了江的决定。

这样，江泽民按照他的设想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由李岚清任组长，并根据中共“枪杆子、笔杆子”的理论任命罗干和丁关根任副组长。江还任命公安部副部长刘京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并指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切配合。该机构于6月10日成立，故称其为“610办公室”。

就其性质而言，“610办公室”是个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其产生和存在都没有法律依据，和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样。“610办公室”的唯一目的就是绕过法律，绕过正常的经费和人员编制审批，调动全国的镇压和宣传机器迫害法轮功。这个非法组织的总头目其实就是江泽民，所有重大密令都是江泽民传达下去的。江怕留下证据，送去的密令从来不敢落款，但“610办公室”的人见到此类“白条”就会立刻执行。

江泽民利用自己独裁权力，采用非正常手段，绕开正常的法律体制，组建凌驾于各级司法系统之上的“610办公室”，并让“610”去胁迫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人员执法犯法，彻底中断了中国二十几年来的法制进程，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江泽民当时虽然跳得很高、喊得很响，但却也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于是江泽民找曾庆红私下谋划，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9年6月14日发表了《接待部份法轮功上访人员，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谈话》，其中提到：“一、连日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纷纷传言，什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炼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炼功就要开除党（团）籍和公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二、党和政府对待正常炼功健身活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现在再次重申：对各种正常的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这些政府要员向全国正式发布的信誓旦旦的谈话和许诺，不难看出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无信义可言。

本来法轮功的一切活动就都是公开的，所以那些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媒体并无戒心。但与此同时，大量的公安和特务伪装成法轮功学员，打入所有的法轮功炼功点搜集信息，对他们的各种活动进行照相和录像，调查清楚了每个法轮功炼功点的负责人的情况。

2. 开始镇压

7月19日，江泽民召开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以总书记的身份下达了开始镇压的命令。上万名武警荷枪实弹进入北京，周边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7月20日，江泽民下令进行了一场遍及全国范围的大逮捕，所有被认为是法轮功“骨干”的成员都被中共拘留或带走问话。江还在7月29日试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引渡李先生回国，但遭到国际刑警组织的断然拒绝。

“六四”之时，中共就是先用机枪坦克杀人后使人们不敢说话，然后再用宣传机器全力说谎，在接下来只有一个声音的环境中，许多人都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江泽民认为这一招对法轮功应该同样奏效。江下令销毁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同时指示封锁互联网上所有可能得到法轮功真实资讯的网站，迫使民众只能从被江操控的国内媒体获取有关讯息。

在镇压前，北京市电信局提供263服务，也就是用户无需登记用户名和口令，拨打263后即可上网浏览，并且可以注册电子邮件信箱。在镇压开始的那一刻，263以技术维护的名义，停止邮件服务48小时，阻挡国内民众通过邮件与海外及时联系。

在镇压开始两天以后，7月22日下午三点，江泽民精心准备的谎言就登场了。一部三十多分钟诋毁法轮功的电视片在全国反复播放，片中充斥了各种千奇百怪的谣言。比如李洪志先生1999年2月在洛杉矶的讲法，原始录像中有一句话说“过去人所说的那种劫难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电视上当局恰恰把“不”字给剪接掉了，这样这句话就变成了“过去人所说的那种劫难是存在的”，然后以此为由，说法轮功在宣传世界末日。

1999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万3千亿元人民币，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军队、武警、公安、劳教、监狱系统，还有2000多种报纸、杂志、上百家广播和电视等宣传机构，仅中央电视台就有12个电视频道，覆盖全国，而且通过卫星用外语向全球播放。7月20日以后，一夜之间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忽然全力运转，目的只有一个——江泽民宣称：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所有的电视频道开足马力，24小时反复播放所谓的“揭批”文章和节目。警察把修炼群众从每一个炼功点赶走，将不服从的人押上警车抓走。所有的工厂、企业、学校、街道都要组织人们集体收看批判法轮功的新闻和节目。各国的中国大使馆也开始组织当地华人开“揭批会”，并向各国政府散发诋毁材料。全国上下烧书、抄家、抓捕、人人表态支持镇压，以及广播、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批判，恍惚之间，如文革再临。

这里还不能不提到，江泽民同时还动用在香港收买的媒体对法轮功进行诋毁，其中最卖力气和最迷惑人的就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表面看起来不偏不倚，但中共的重要稿件直接下到该电视台，不但一个字不能改动，而且谁如果敢提出任何异议，立即就得卷铺盖走人。工作人员都知道，凤凰卫视在最关键的时候，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发挥着中央电视台不可替代的作用。

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是中共总参特务出身。1999年“4．25”中南海事件后，刘长乐受罗干的秘密派遣，与伪科学家何祚庥合作，从99年5月就开始对法轮功竭尽造谣之能事，制作诬陷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专题节目，并在北京印刷发行了一本专门诬蔑法轮功创始人的书，不但内容荒诞无稽、通篇谎言，而且用词非常恶毒。凤凰卫视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包装自己吸引观众，以貌似公正的外表全力配合江泽民进行欺骗宣传，为镇压法轮功制造舆论，毒害了无数大陆和海外的华人。凤凰卫视人员后来纷纷出事，刘长乐被揭发参与中国银行前行长王雪冰经济违规及犯罪活动，接受盘问调查，中文台副台长赵群力驾机坠毁身亡，女主播遭遇重大车祸，资讯台记者被绑架。

看到江泽民倾尽全力镇压法轮功，不少社会学家当时估计，“以中国政府的力量，法轮功坚持不了一个星期。”

不过江泽民失算了。他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法轮功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骨干”，所谓的“负责人”也仅仅是在集体炼功的时候拿个录音机放音乐、或者有什么活动通知一下大家，除此之外，负责人与炼功点上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在社会上的工作，每一个人也都根据对《转法轮》的学习和了解去决定如何做。那种认为抓了“负责人”，法轮功就会群龙无首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抓捕反而使那些普通的学员也都站出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和平请愿和讲清真相的作用。

从7月20日凌晨开始，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从各地涌向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上访，为自己的合法炼功权利申诉。7月21日和7月22日，中南海附近、西单、六部口、北海以及天安门等地不得不戒严。610办公室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代价阻止群众上访，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严密封锁，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然而，仍然有许多人步行或骑自行车，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些人在进京途中被当地公安截回并拘留，另一些人则成功到达北京。数万上访的学员被临时关押在丰台和石景山的体育中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汇集北京城区的上访学员人数，最多时超过30万，而北京城近郊区长期以来都维持大约70万为法轮功上访请愿的人。这些人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份子、学生、商人到普通农民，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有些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甚至包括有些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在坐车去北京上访的时候被警察截在了辽宁，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她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从漫天风雪的东北，沿路要饭，走到了北京。一个四川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打开自己的包袱，将9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

当时到北京打横幅抗议的至少有两位省部级官员，出于安全考虑这里不便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同样被警察抓到，在询问并核实他们的姓名和身份后，警察吓了一大跳，赶紧让原单位领了回去。这里不但反映出修炼法轮功的人遍布各个阶层，同时也反映出江泽民的独裁，连这样高级别的干部也无法向江进言。

上访是中共在文革后为了解决大量冤假错案而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官民沟通渠道，是弱势群体讨一个说法的最后希望。江泽民在对待法轮功时，却制定了禁止为法轮功上访的“公安六条”。中共石家庄市“610办”在2005年农历新年之际下发了迫害法轮功的工作部署通知，该通知中有“六防”，其中最后一防就是“防止法轮功利用法律手段和上访搞对抗”。依法申诉被说成是“对抗”，就要被抓被判刑，“利用法律”就是“犯法”，这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一大隐蔽邪恶之处。可以说，江泽民在这方面是开了历史的“先河”。

江泽民感到最难以想像的是，尽管他已经下令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对待上访、请愿——包括罚款、监禁、开除公职，以及家庭连坐、单位牵连等手段，这些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似乎不为所动。江泽民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人会为了信仰而甘愿牺牲一切物质利益。这些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也让江更加妒嫉李先生，同时也更使他急于把法轮功镇压下去。

3. 法轮功与国际社会的反应

就在江泽民紧急动员镇压的时候，李洪志先生正好在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世界各国部份学员主办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5月2日，李先生会见了《澳洲新报》、《自立快报》、《亚洲周刊》、中华电视公司等中文媒体的记者，当天下午，又会见了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悉尼晨锋报》、法新社等媒体的记者。

李先生在开场白中说：“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像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

李先生还表示，“学员当中有许多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科学家，有许多是博士、硕士，特别是在美国那个环境下，有很多，不下几千人，那都是拿几个学位的。这些人不聪明吗？他们非常聪明。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高级干部，甚至于是搞政治工作的，他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有过思想信仰，追求过，也有过盲目的信仰，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运动，这些人是傻子吗？他绝不是，他能够盲目地追求一个东西、盲目地信仰一个东西吗？这些人是绝对不会。”

李先生的谈话打消了国外许多人对法轮功的很多疑虑。所以江泽民在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类似的、能够澄清法轮功事实真相的讯息截堵在国门之外。

在中国开始镇压的同一天，李洪志先生发表了一篇声明，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善良的人们能给予支持和帮助，解决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危机，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及领导人不要把法轮功群众当成敌人。

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先生接受各国媒体采访，不断说明一点：法轮功不会构成对任何政权的威胁，相反，对任何政府、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7月22日，法轮功明慧网发表李先生给中央和政府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对无辜的法轮功群众采取打压政策，而应该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问题。他预言这种不计后果对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将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是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与国内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规模的和平请愿同时发生的还有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的声援。7.20事件后，许多学员自发汇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康乃迪大道2300号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静坐和平请愿。那以后的2个星期中，学员向美国各级政府、议员、媒体和世界17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讲述中国发生的迫害，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法轮功学员跟中国政府对话。

很快，自由社会的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就做出反应。1999年7月至12月，加拿大政府、联合国世界公民联合会、澳大利亚、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等纷纷通过决议，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这一侵犯人权和践踏自由的行径，并呼吁营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4. 中共决策层

自从镇压命令下达以后，作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竟然从此就从电视上消失了，一连半个多月没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江泽民座谈国企脱困的新闻。本来国企三年脱困，是朱镕基就任总理时的豪言壮语，如今这个领域也交给了江泽民，看来朱镕基当时心灰意冷，一切都大撒把了。

在八月份的“人大”“三讲”汇报上，李鹏说：“对法轮功人员不要追究参与没参与，关键是看其思想认识是不是转变了。这一点，一定要向同志们讲明白。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要把握分寸。”这也是李鹏在刻意和江泽民残酷镇压政策保持距离。

政治局委员们也对镇压不以为然。让江泽民十分恼火的是，除山东、辽宁等少数省份外，许多省市对镇压不感兴趣，对镇压的指令阳奉阴违，尤其南方一些省市如广东，到1999底仍然有“法轮功绝大多数是好人”，“在广东不判一个”等说法。被选为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锦涛、李长春也是消极敷衍、低调对待，不愿和江一样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江泽民没办法，2000年2月只好亲自去广东督战。他批评广东对法轮功“镇压不力”、“软弱”，要李长春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还亲自给深圳市委发传真要他们“守住阵地”……。在江泽民和罗干的高压下，广东终于开始劳教法轮功学员，第一批被劳教的学员中就有胡锦涛的大学同班同学张孟业。有人对江泽民说：你这是一石二鸟，既给广东省镇压法轮功开了先例（胡锦涛的同学都判了，谁还不能判？），又给胡锦涛套上了“出卖同学”、“不仁不义”的耻辱牌。

江泽民一个人在台前大跳大叫，中央许多人却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表演。

5. 胁迫朱镕基

看到镇压的迟缓进展情势，薄一波给江出主意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这和镕基同志不重视、不公开表态有关。”

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马列主义一卷卷，毛泽东思想一本本，邓小平理论一篇篇，江泽民学说一句句。”实在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实际上，江泽民的“三讲”和“三个代表”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几十个字而已，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思想。然而，从镇压法轮功后，曾庆红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广“三讲”，江泽民也把“三讲”作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

按照曾庆红的想法，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他不出来讲话，会给外界造成党中央分裂的猜测。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誉，如果支持镇压，可以让不少人倒向江泽民这边，也可以让那些来上访的法轮功断了希望。“三讲”运动是一个很好的强迫朱镕基表态的机会。

曾庆红把这些分析告诉江泽民后，江立即把朱镕基找去训了一次话，大意是说，国务院部门“三讲”进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镕基把“三讲”当作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运动重视起来。江泽民指责朱镕基长期以来“不知道服从政治的大局，对党中央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消极应付。要知道，‘三讲’中最重要的就是‘讲政治’。镇压法轮功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江说，“镕基同志，党中央要求国务院不但要‘讲政治’，而且要讲好，要把推广‘三讲’和当前最大的政治结合好，否则就是分裂党！”

从江办出来，朱镕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后朱镕基还是违心地表态支持江泽民的镇压决定，也许他是不想再受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赵紫阳的凄惨状况。

“三讲”其实并没有什么成效，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副对联，借用政治局委员吴官正和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名字说：“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讲来讲去无官正，反贪污反腐败反堕落反来反去未见行。”

当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昭也是让贾充在前面干坏事，自己躲在后面；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把林彪、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推在前台；但镇压法轮功这样愚蠢的毫无理性的行为，没有多少人愿意卖命，江泽民想躲在后头都不行，所以只好事事冲在前头，所有的黑锅都自己当众背上。他不但四.二五当晚连夜写信给政治局，还在9月份参加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亚太经合会议上，亲自给每个国家元首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失尽体统。

江泽民满心希望各国元首“干涉一下中国内政”，对他的镇压表示赞同，结果碰了个大钉子。克林顿通过美国国务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到三个月以后，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次人权演讲中，公开批评中国镇压法轮功，把逮捕法轮功成员称为压制人权的“一个麻烦例子”。当然，江泽民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敢说他江泽民镇压有理。看到递小册子收到了反效果，江泽民随即祭起了两顶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内政”和“反华”。

6. 劳民伤财的“庆典”

中共对法轮功的舆论批判每天不断，新闻联播中至少有一条以上的新闻是抹黑法轮功的。这种情形整整持续了大约两个多月后，突然中断了几天，因为中共要为其夺取政权五十周年举行一次大型庆祝活动，舆论上也因此要营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

对五十周年庆典最翘首企盼的就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了。他要在这一天把他的巨幅肖像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起来，享受一下君临天下的感觉；同时，他要像邓在建政三十五周年的庆典上一样，检阅三军，过一下军委主席的瘾；他还要让“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之类的标语走上天安门广场，以向全世界宣示他的权力。

当初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原则是五十周年庆典按照三十五周年庆典的规模办，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原则被远远抛在一边。庆典前，朱镕基把计委的曾培炎和财政部长项怀诚找过去详细询问庆典工程的预算情况，得知各种献礼工程、提高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等的工资，追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共支出一千八百亿元人民币时，气得双唇紧闭，不发一语。后来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总理什么也总理不了。比如北京这几项大工程劳民伤财，毫无必要，但是我砍得动吗？美国别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就是百年大庆，它华盛顿敢这样搞吗？谁搞谁下台。全国老百姓的钱能集中在首都用吗？”

江泽民则说：“我的意见是，庆典要有气势。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主要算政治账，不要过于拘泥经济账。何况我们现在的国力完全办得到。”

其实，即使中国的国力确实办得到，又有什么必要？江泽民这一次的挥霍，其耗费接近于100个希望工程，相当于救助2亿多个学生的款项。这笔钱可以让3千万下岗工人生活一年（按每人月费500元计）。

当江泽民的车队驶过天安门广场，当他也学着邓小平喊“同志们好”的时候，他却不像邓小平那么自信满满。因为他知道，当年北大的同学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时，至少邓得到了全国人民、至少是全国农民的拥戴，而他江泽民临近庆典之前，却把一亿多善良百姓打成了敌人，这些人连带他们的家属和亲朋好友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7. 镇压升级

镇压已经快三个月了，庆典前后，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源源不断。让江泽民弄不懂的是，这个看似不堪一击的法轮功修炼者团体似乎具有出人意外的顽强生命力。

庆典结束的当天晚上，江泽民又找到了曾庆红。他说，“现在每天的动态清样上都有法轮功上访的消息，前一段时间我命令信访局把上访人员直接抓走，现在进京的这些法轮功都改到天安门炼功抗议了。各个省每天都有人来，而且在国际上我们也很被动。”

曾庆红说，“现在从常委、政治局委员到各级党组织，对镇压都很消极。我建议：第一、各地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地如有上访的法轮功超过一定数量的，一把手撤职；第二、上访人员中山东来的几乎最多，告诉吴官正，如果再有上访人员就撤销他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如果镇压得力，可以考虑他在十六大上当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锦涛的态度很暧昧，原来我们选定的第五代领导人李长春在广东的镇压，也很不得力。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送走了曾庆红，江泽民紧急召见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希望中科院组织一批院士宣扬科学和无神论，借此批判法轮功。路甬祥汇报说以何祚庥、庄逢甘、潘家铮为首的一批院士正准备联络一批宗教界人士成立一个揭批法轮功的组织，宣传无神论，“把批判运动引向深入”。江泽民对路甬祥说的这几个人很不以为然，让路甬祥去做钱学森的工作。

中科院当时炼法轮功的人相当多，“四.二五”中南海请愿时，站在府右街中南海正门对面大街的就是海淀区八大学院和中科院的教授和学生。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最高科研教育机构，社会影响力极大，因此江泽民临时决定将刚刚到上海冶金研究所担任所长不到三个月的长子江绵恒马上调中科院任副院长。

一般来说，一个理工科博士毕业的人，要先做博士后，然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带出一批博士并发表一批论文后，再担任系主任、学院院长，非常有成就的才能评为院士。江绵恒学术上没有建树，直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非常不合适，但江泽民既然提出来了，路甬祥也只能照办。就这样一天教授也没做过的江绵恒就成了中科院的领导。

台湾中研院院长、诺贝尔奖金得主李远哲对江泽民的安排嗤之以鼻。有人撰文说，“如果台湾今天就回归大陆，台湾中研院合并到大陆中科院里来，总不能让台湾这么个地方政府的中研院院长当堂堂大陆本土的中科院院长吧？你让李远哲在路甬祥手下听吆喝就够窝心的了，再让他和江绵恒平级，人家怎么能服气！？”

就在江绵恒11月就任中科院副院长以前，他通过江泽民的关系于1999年10月22日成立了中国网通公司。如果说，一开始他是看上了电信领域是一个暴利行业的话，自从网通开始运营之后，他便以封锁中国互联网为第一优先任务了。

法轮功在海外拥有一大批科技骄子，拥有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在海外修炼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拥有博士、教授、系主任头衔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北美的法轮功修炼者，一直利用他们掌握的最新科技，通过互联网等手段突破网络封锁和国内学员互相呼应，不但把法轮功在国内受迫害的真相及时通报国际社会，同时也把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声援反馈国内。

8. 血债大家都要有份

以乔石为首的一批退休老干部对江泽民的镇压十分反感。在1998年，乔石曾经对法轮功做过调查，并得出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面对海外各国政府的压力和国内不断增长的上访潮，政治局开会时开始有人提出停止镇压、给法轮功平反的声音。

江泽民听后心情极其糟糕。如果给法轮功平反，就意味着他江泽民在全国人民面前摔了个大跟头。谁不知道镇压是江泽民发动的？再说又把谁抛出去当替罪羊呢？

曾庆红告诉江泽民，要想在政治局里消灭平反声音，就必须加大镇压力度。薄一波也给江泽民出主意说，“六四”之所以没有人认真讨论平反问题，就是因为杀人杀得多了，这个问题就改正不起了。一旦平反，我党就得下台。现在镇压法轮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政治局想牺牲江泽民，夺江的权。薄一波说：“我建议：第一、要打死几个法轮功，有了人命，他们就得考虑他们要为平反付出的代价；第二、要让常委和政治局人人公开表态支持镇压，这样所有的血债大家都有一份儿；第三、宣布法轮大法研究会为非法组织远远不够，这个定性必须升级，要让老百姓觉得只要修炼法轮功就是犯罪。”

江泽民采纳了建议。几天以后，在吴官正的地盘里，山东省招远市张星镇人赵金华因不肯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遭到电击、体罚和其它酷刑，10月7日被迫害致死。警察们按照上面的指示强迫赵金华放弃信仰，一边打一边问赵还炼不炼了，她至死都说炼。赵金华成为第一个被披露出来的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公开称法轮功为“邪教”，并表示人大常委会正准备表决防范和严厉打击“邪教”的法律提案等。几乎与此同时，十几名来自沈阳、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纪念碑北侧，打起了一幅5米多长白底红字的横幅“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十五秒之后，周围二十多名警察和便衣蜂拥而上，对这些弟子拳打脚踢，并将他们迅速带走。

第二天，西方各大媒体都刊载了一则让江泽民火冒三丈的新闻。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避开警察层层围堵，在北京郊区一家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讲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许多驻京的西方大媒体记者都到场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发出了相当准确的报导。江泽民当时仍在法国，接获消息后厉声喊道：“告诉罗干立即破案，把这些开会的法轮功全部抓起来杀掉！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在随后的几年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当中，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劳教或“失踪”，其中丁延（32岁）和蔡铭陶（27岁）已经被迫害致死。

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无忌惮的抓捕持续3个月后，甚至已经开始出现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后，面对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江泽民忽然发觉自己在镇压程序的部署上，有个难以掩盖的重要漏洞：要对被抓法轮功学员定罪，竟然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法律依据。法轮功问题说到底是个信仰问题，是个思想问题，而现代法律不能对思想定罪，只能是对某种行为定罪。要想“治得了”法轮功，首先还得解决这一尴尬。

在江泽民的授意下，1999年10月30日九届人大推出了一个所谓惩治“邪教”的决定。令国际社会好笑的是，江泽民居然迫不及待地命令法院依据这个10月30日通过的“法律”对早在7月份就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判刑。现代法律有两个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不溯及既往。通俗地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就不能被判有罪。另外新的法律不能对颁布之前实施的行为定罪。但是江泽民却用10月份制定的“法律”去给7月份以前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定罪。据说过去有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他的诀窍是先射出一箭，然后以中箭处为圆心画靶子的圆圈。中共正是依靠这种手段保持着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取缔法轮功。虽然江泽民指示公安部在1999年7月发布过“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轮功学员炼功、上访等），但公安部不是立法机关，因此“六禁止”并无法律效力。10月份人大颁布的“反邪教法”也不可能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因为法律在制定时只能说某种行为是犯罪，而不能说张三犯了罪。张三是否犯罪，取决于法院在审判时是否认定张三违反了某一条法律。所以，凡是“法轮功就是邪教”的说法，完全出自江泽民或人民日报，二者都无立法权，根本无法作为法庭判案的依据。

罗干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指示北京市中级法院于1999年12月26日开庭“审判”了原法轮功研究会成员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和姚洁，对他们处以最高达18年的徒刑。判刑所援引的正是这些无效的“法律”。更狡猾的是，罗干特意选在了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西方记者回国度假而不在北京的日子，以躲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依照法庭公布的程序前往申请旁听的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则全部被抓走拘留、甚至劳教。

9. WTO谈判

江泽民现在迫切需要找一个机会和西方社会改善关系，也需要安抚国内因镇压而引起的民间怨气，于是他又想到了WTO。

江泽民在美国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前召开政治局会议。江泽民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丢掉幻想，认为我们强硬一点，美国就会让步。克林顿倒是不在乎和我们签协议，但是美国国会不答应。1997年和今年4月份镕基同志访美的时候都因为美国国会从中作梗而没有签下来WTO，这次我们要继续努力，必要的让步是不可避免的。”

江泽民一直把加入WTO视为他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因此在朱镕基与美国代表团谈判之际，一直都是他在幕后操作，所有的让步最后都是江泽民亲自拍板定下的。由于急于加入世贸，江泽民决定的让步要比朱镕基四月份美国之行的让步大得多。10月15日，当双方终于签订协议的时候，朱镕基已经吸取了“功高震主”的教训，没有出席协议签字仪式以及当晚在中南海举行的庆祝酒会。《新闻周刊》评论说，一纸世贸协议使朱镕基成了“隐形人”。

倒是江泽民喜气洋洋地出席酒会并接见美国谈判代表。他喜笑颜开地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江泽民并没有爽得太久。当时部署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无论江如何努力，又是派出驻外使节游说，又是给各国元首亲自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国际社会却并不买账。1999年11月18日晚，美国众议院全体议员通过了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的218号决议案；第二天下午，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内容相似的217号决议案。

决议指出，法轮功是一种主张和平、摒弃暴力的个人信仰，而中共对法轮功的取缔不但违犯了中国的宪法，也违反了《国际公民政治权利条约》和《国际人权公约》；同时，数以千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坚持信仰和向国际社会求助而被拘禁并在关押期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惨无人道的折磨。有鉴于此，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要求美国政府竭尽全力，通过各种官方和民间渠道，包括联合国人权组织，向中共发出强烈呼吁，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停止一切对他们的非人道待遇和迫害行动，并按照中国宪法恢复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

江泽民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其预言诗《诸世纪》中写到，“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那一年7月20日，太阳系呈现灾难天象，九大行星连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而就在同一天江政权开始对法轮功的镇压，江当时发话“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随后中国被卷入持续6年的巨大灾难，天文数字的财力物力被江拿来镇压法轮功，至今还在继续。然而法轮功和平反迫害，讲真相始终如一，以不变应万变，从未退却或消失，海外更是广传全球，日益赢得世界的理解和尊敬。

第十四章　黑箱作业出卖国土　民族败类千古罪人（1999年底）

海参崴、伯力、尼布楚、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江东六十四屯……这些地名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也许永远都无法消除。炎黄子孙的祖先们在中国东北曾经留下了这片肥沃的土地，而如今它们却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和屈辱。

1999年12月9日和10日，是中国人耻辱的日子。在这两天里，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那片本来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门一样回归祖国的土地，却被江泽民为了个人的目的，背着全国人民，拱手奉送给俄国，断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后路。

众所周知，中俄边界近百年来纷争不断，60年代甚至曾为此爆发战争。如果条约真的一劳永逸地和平解决了中俄边界的百年纠纷，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功盖千秋的大事，一向好大喜功、号称要发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江泽民，绝不会错过这个在媒体前大大露脸的机会。

但是，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中关于这个条约只有一个一百字的简短介绍。在江泽民委托库恩写的《江泽民传》中，对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甚至连提都不敢提。事实上，江泽民与叶利钦的这次北京会晤在其传记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丝踪影。为什么江泽民要删节历史、刻意回避这次“大国领袖”的会晤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中间隐藏着惊天黑幕。在《议定书》中，江泽民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江泽民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江泽民出卖的中国北方领土有几大块，一块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另一块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有40万平方公里，还有就是唐努乌梁海地区，有17万平方公里，以及库页岛，有7.64万平方公里。

该《议定书》彻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官兵浴血奋战换来的中俄边界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仅如此，《议定书》还将大片未经签约而被沙俄强占的领土永久性地划归俄国，这其中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面积），还包括连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都承认是中国领土的江东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面积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开始即归中国管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划归中国的库页岛（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面积）。

中国历代政府曾尽力抵制俄国的入侵，自中华民国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也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中共政权也曾声明并坚守：“对于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予承认。”

这是因为，首先，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2条规定“以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缔结”的条约无效。而中国和沙皇俄国以及前苏联签订的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如《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以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都是属于武力威胁下的典型不平等条约，因而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比如清政府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曾经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永久割让给日本，但是因为《马关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所以日本战败后，中华民国政府就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如果援引《马关条约》为先例，过去割让给沙俄和前苏联的土地，现在的中国政府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讨回。其次，前苏联列宁政府也曾经正式宣布这些土地归属中国，一度要归还这些领土，这也是中国将来讨还领土的法理依据。

至于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签，却被沙俄直接侵略强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等中国领土，更是完全可以依法讨还的。但江泽民不但不讨还，反而又拱手送出去，因此被知情国人称之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

更令人发指的是，江泽民签订的卖国条约实际上斩断了中华民族的生路。中国人的祖先留下的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不仅覆盖着大片原始森林，而且蕴藏丰量的矿产和石油，是未来中华民族腾飞和崛起最宝贵的生存资源。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3%，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约占38%，而剩下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只占国土总面积的不到1/3！中华民族的人口重心已经从中原黄河流域向东南退到沿海一弧、沿（长）江一线，背后已是大海。人口还在继续增加，耕地还在继续减少，环境还在继续破坏。中国国土对人口的承载力已逼近极限。江泽民出卖的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本来是中国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实际上江泽民已经把中华民族的后路彻底斩断，把炎黄子孙逼入绝境！

许多人对江泽民为什么签订卖国条约感到不可思议。本书的第二章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克格勃发展的远东局特务，这个身份一旦暴露，无论是江泽民还是共产党都可能会立即垮台。实际上，这也是中共内部在后来了解情况后不肯追究江泽民责任的原因。

因为领土问题牵扯到复杂的历史恩怨和民族感情，一向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但有鉴于卖国问题是江泽民另一个无法解释也无法回避的罪行，本书不得不单独开辟此章，从历史背景、国际法规定、对中国的影响、江出卖领土的背后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从中人们不难发现，这块本来中国可以理直气壮讨回、苏联也曾愿意归还，而且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领土，却被江泽民因为个人私利盘算而拱手相送，给中国人带来耻辱，给中国未来留下巨大隐患。

1. 领土主权

历史上的俄罗斯是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沙皇时代，沙俄开始侵略扩张。当时的侵略者侵入中国东北，强占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等地，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康熙大帝于1685年派兵收复东北失地，两度攻克雅克萨，俄军伤亡惨重，被迫投降。1689年9月7日，沙俄与清政府在尼布楚举行谈判，并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以格尔必齐河、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以北属俄国，以南属中国。这是中俄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也可作为中俄边界谈判的法律依据，然而这一条约却在江泽民的手中被彻底否定了。

1840年以后，清政府腐败软弱，沙皇俄国乘虚而入。遍观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虽然不乏割地赔款的内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侵吞了如此多的中国领土。更为恶劣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其他国家占领的中国领土绝大多数都归还了中国，唯有前苏联不但寸土未还，反而对中国进一步地蚕食侵吞。

沙俄在入侵中国的过程中，签订了十七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侵占土地最多的有三个，即《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加起来一共从中国割走超过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瑷珲条约》

1856年10月（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北京震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机率领俄国哥萨克军队直逼瑷珲城下，以“助华防英”为借口，在两艘炮舰护送下来到瑷珲城内与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会晤谈判，要求撕毁中俄《尼布楚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之下，奕山终于屈服，被迫于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共3条。主要内容为：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国结雅河）上游东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当时没有批准《瑷珲条约》，还处分了奕山等人。

《北京条约》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西郊，咸丰帝携后妃及亲贵逃往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郊外），其弟恭亲王奕欣在京，接洽议和事宜。奕欣求和心切，请求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调停。伊格那季耶夫乘机要挟，要求清政府同意他就领土问题所提出的要求。11月14日，奕欣被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了承认《瑷珲条约》以外，还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约四十万平方公里）也由共管而改为划归俄国，并规定中俄西部边界将另行重新划定，至此中国在东北丧失土地大约一百万平方公里。黑龙江口至图们江口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也划归俄国，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早在19世纪初，沙俄就开始觊觎中国西部地区。道光皇帝在位时，沙俄就武装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咸丰四年（1854）又强占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1864年（同治三年）9月，清政府处于外有沙俄大军压境、内有新疆回民反清举事的形势下，与沙俄在塔城谈判。在沙俄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下，清政府于10月7日被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将中国西境的3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占为己有。（注：前苏联解体后，现在的俄罗斯版图不同于沙俄帝国，原中国西北这些地区现在被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占有，已不属于现在的俄罗斯。）

其他不平等条约

同治十年（1871），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随后于光绪八年至十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5个勘界议定书，分段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未经签约而被抢占的领土

沙皇俄国除了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北洋政府订立城下之盟，以条约的形式侵吞中华国土外，还公然使用武力对条约规定为中国领土的地区进行吞并。

1900年7月中下旬，沙俄借口中国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出动17万大军将《瑷珲条约》中划归中国的江东六十四屯围住，对数万居民进行凶残杀戮。女人遭到奸污，许多人被俄军烧死，逃出者不足半。一时逃出村子者在黑龙江边被俄罗斯追兵射杀，血染江水，未及过江者被一同逼入江中。江东六十四屯自此被沙俄霸占。

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是一段浸透了血泪的历史，罪魁祸首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叶利钦为尼古拉二世举行葬礼，江泽民不但未做一声指责或抗议，竟然还主动扑到叶利钦的怀里，搂住叶利钦的脖子与其亲热，连叶利钦都感到突然和尴尬，其丑态被外国记者摄入镜头发表出来，令人不堪目睹。不仅如此，江泽民甚至到俄罗斯亲自给屠杀了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凶残的哥萨克凶手们祭奠致敬，并在《议定书》中将江东六十四屯出卖给俄罗斯。

库页岛是中国最大的岛屿，位于黑龙江出海口之东，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接壤。从中国金代开始库页岛即归中国管辖。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亦规定库页岛属于中国。该岛面积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1789年，沙俄的远征军杀入该岛，赶走了岛上的原住民──鲜卑族赫哲人，独吞了岛上丰富的煤矿和油矿。

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那么大。俄国先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策划该地区独立，随后于1944年将该地区并入版图。唐努乌梁海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从清政府、民国政府到中共毛泽东政府，历来都不承认其独立的合法性，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亦将唐努乌梁海地区裁决为中国领土。

历届中共政府的态度

领土问题在中国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历任领导人都不敢轻举妄动去承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武力威胁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合法性，所以对以上不平等条约，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未予承认。1972年，毛泽东开始以官方名义通知前苏联及其大使馆，提出“九不平等条约论”，即坚决拒绝承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十七个不平等条约中的九个。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毛泽东也通知联合国，中国不接受这九个不平等条约。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说：“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这些占领的领土我们没法数清楚，有的中国政府，比如说国民党政府和清政府，声明的比我还多。我现在要的是以国际法声明最少的部份，那都是有清楚历史根据属于中国的地方。”

1978年10月中共发言人指出，1960年至1969年苏俄夺走185平方英里中国领土，1972至1977年在新疆伊犁夺走1080平方英里领土。同时还指出：除去中俄有争议地区之外，俄又霸占中国3475平方英里土地。

1979年9月29日中国透露：新疆20个地区俄中有争议领土约有11600平方英里至29696平方英里。

1982年1月8日李先念指出，中俄边境有争议地区达9万平方公里，全被俄国占领。

简单的历史回顾说明，从沙皇俄国到苏共建政，俄罗斯一直对中国的土地进行巧取豪夺，而从民国政府到毛泽东，都没有敢承认这些条约和占领地的合法性。

2. 前苏联一度宣布归还强占领土

从沙皇俄国到后来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都一直处心积虑地侵占中国的土地，但只有在苏维埃共产政权刚刚建立期间例外。因为那时的苏联不堪一击，随时都有被西方强国消灭的危险，所以列宁为拉拢中国共同抵抗苏联的敌人，一度提出要归还这些领土。

列宁在1919年发表对华宣言，声称“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1920年9月27日，前苏联政府又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

列宁未及实践他的诺言就去世了。斯大林掌权后，先是否认那个“对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列文．卡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

不管斯大林承认不承认，此宣言被正式签署就是合法文件，两国都必须遵守。到了江泽民掌权时却不可思议地推翻了这个宣言，把应该归还给中国的土地秘密送给了俄国。

3. 未谈判先签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吉林省一直希望打开图们江出海口，这对吉林省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直接关系到吉林省经济能否腾飞。

为早日实施通海计划，几年来省政府投巨资完善珲春市及周边的市政、公路、铁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多次与俄方谈判。因为当年割让图们江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等因素，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已有诚意与中方合作建港出海。正当谈判进展顺利，即将进入决策的重要阶段，江泽民却背地里在丧权辱国的“中俄东段勘界议定书”上签了字，让中方代表傻了眼。至此，图们江出海口几乎被彻底封死，吉林百姓多年来盼望的开边通海战略计划变成了一堆废纸！

一位多次参加中俄关于图们江出海口合作问题谈判的中方代表悲愤地说：“每次谈判，我们都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没想到在具有决定性的那次重要会议上（中俄签定领土条约的同一时间段），开始时俄方代表仍同往常一样，态度比较温和，不料中途出去接了一个紧急电话，回来后就一反常态，非常强硬地拒绝合作，使非常有利于我方的谈判被迫搁浅。”

这位代表后来才知道中俄已签了领土条约，当时中央没人及时通知他们。而俄国人却立即告知了参加图们江出海口合作谈判的俄方代表，使其立即变被动为主动。据说江泽民那么痛快就在丧权辱国的“中俄东段勘界议定书”上签字，令当时在场参加领土谈判的俄罗斯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吉林省喊了五年、并已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开边通海战略”，至此彻底化为了乌有。

2000年12月，在中共吉林省委制定的《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上，洋洋洒洒几万字，只字未敢再提“开边通海”之宏伟战略。

4. 江泽民从每人手里抢走一亩土地

根据中国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第7条规定，有六种条约国家主席无权直接签署，而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其中第一项为“友好合作条约、和平条约等政治性条约”，第二项为“有关领土和划定边界的条约”。

这里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只需要常识就明白了。一方面，江泽民从未经过民众选票授权，他是被中共元老看中而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因此他没有权力代表13亿中国人民去签订条约。另一方面，中国的领土归全体民众所有，而非江泽民私人土地，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岂能只由中共独裁下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更应该在全国广而告之，必要时可通过全民公投方式决定这些领土的归属。

而中国民众对江泽民签订的中俄边界的新条约，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到今天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由于中共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国可耕地面积已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人均近2亩，减少到目前的人均1.4亩，而且还在进一步减少。江泽民割让的100万平方公里绝大部份都是极其肥沃的土地。家喻户晓的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描绘的就是东三省的沃土，而被江泽民割让的土地甚至更加肥沃，有人形象地比喻说，那里的土“攥一把都流油”。按照一平方公里合1500亩计算，江泽民出卖的国土相当于从13亿中国人每人手中夺走1亩肥沃的可耕地。

5. 江泽民给中国造成的国家安全隐患

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发配至新疆后，他觉察到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临终前几个月，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不幸的是，由于江泽民的卖国行径，我们这一代人终于见证了历史的这一幕。

军队后撤边界五百公里不设防

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命令中国边防军后撤，500公里不设防，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4个国家不设防地带只有100公里宽（只有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几个地段例外）。100公里以外，这4个国家共“拥有13万兵力（其中俄军为12万人）、3900辆坦克（其中90%是俄罗斯的）、5800辆装甲战车（俄罗斯所占的份额当时和后来都是90%）、4500门大炮、290架作战飞机和434架直升机”。而中共要驻军必须在500公里之外。

这个秘密是2002年俄罗斯新闻社军事评论员维克多．利托夫金披露出来的。原因是俄国有人大叫“吃了亏”，为澄清事实，说明俄国不但没吃亏，还占了大便宜，利托夫金写了一篇文章。确实是这样，真打起仗来，人家在100公里外出击，中共军队要从500公里外出击。

利托夫金的文章透露：“为了加强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措施，承担了单方面的义务，即：做到在与这几个国家交界的边界地区，在500公里宽的沿边地带，除边防人员外没有任何军队。对俄罗斯和其它几个独联体国家来说，这条沿边的‘不设防地带’则只有100公里宽”。

文章用调侃傻瓜的口气说：“俄中两国在‘不设防地带’100公里宽和500公里宽这种宽度上的‘不对等’，其理由说起来其实相当地简单，即我们之所以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将自己的军队从边界线后撤500公里，是因为对我们来说这笔费用实在是太高了。……中国对这种状况表示理解。”

俄国那不设防的100公里地带是森林荒野，退出并不损失什么，但中国退出的那500公里宽的地带都是耗费巨资的军事设施。全部毁掉损失巨大。为何江泽民不签定个“对等”条约呢？俄国撤退费用太高，难道中国军队撤退的费用不高吗？别说中国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签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

文章对俄国人透了实底：“削减中国边境一带的（俄罗斯）驻军，尤其是拿它的费用同从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3国撤军的费用相比，对我们俄罗斯来说，实际上是没有花钱。”

也就是说，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陈兵十余万，武器足备，而江泽民竟然令中方不设防，国防国防，何防之有？

当时，驻守在那里的中国边防官兵对这个条约义愤填膺，坚决不肯执行命令。为了尽快后撤让俄国满意，江泽民把了解真相的北方边防军全部调往福建。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如此迫不及待、一意孤行呢？库恩的书中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库恩在年跨度“1989--1996年”的第7章用的题目是“领导地位”，清楚说明了江泽民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此章的摘要中说，“江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巩固自己不断上升的政治实力”，“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国防战略的秘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总参军官和各军区司令。但其深层目的是在最近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后确保军队的忠诚。”

这个章节摘要一语道破江泽民当时的恐惧心理，江担心邓小平随时可能会把自己撤掉，于是在内部拼命送出军衔、用腐蚀军官打造自己在军队中的地盘。这还不能使江泽民安心，他希望取得俄罗斯等邻国从外部全力帮自己巩固权力。这就是江泽民为了权欲而秘密签定500公里不设防的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缘政治

由于地缘关系，俄罗斯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并假借合作、交流等名义伺机蚕食中国领土，窃取中国情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沙皇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为名，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密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取得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将铁路从西伯利亚直接通过黑龙江、吉林地方修到海参崴。其目的就是可以运用“铁路征服政策”，将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东北，把黑龙江、吉林等满蒙地区囊括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最终实现吞并中国东三省的野心。后该阴谋因1904年日俄战争而破产。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前苏联、美国和英国首脑在前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为让日本尽快投降，英美敦促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乘机胁迫民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在莫斯科谈判的蒋经国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回答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斯大林拿出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人民日报》在2001年7月31日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1958年7月，前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前苏联方面的一项建议，由于前苏联的地理条件，他们的舰队活动范围受限制，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希望中苏共同建立一只联合舰队，共同对付美国。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情，毛泽东听了之后当时就表示了不满。再联想到前日前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一事，毛泽东更为光火。于是毛泽东要求赫鲁晓夫亲自来北京商谈此事。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当天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毛泽东几次要求赫鲁晓夫解释什么叫“共同舰队”，而赫鲁晓夫则吞吞吐吐，无法回答，并再三表示一个舰队由两个国家来指挥是不可想像的。

俄罗斯新闻社2002年12月18日的那篇文章还透露说：“有趣的是，即便在俄罗斯前国防部长伊格尔．罗季奥诺夫1997年访问北京之际，当他把中国称之为‘21世纪俄罗斯的潜在对手’的时候，俄中两国互信的气氛都没有受到一点儿影响。北京方面把他的这番话仅仅看作是这位将军的权宜之计，是他‘在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为武装力量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拨款’。”

由此可见，俄罗斯从来也没有拿中国当作朋友，而是定位为“21世纪俄罗斯的潜在对手”。而江泽民竟然毫不防备，继续与俄签订边界裁军协定，命令中国国防军从已经后撤的国境线再后撤，500公里内不设防，主动实现杜金教授《基本地缘政治》一书中俄国要求建立的缓冲地带，放弃国防，给俄军大开方便之门。

6. 卖国条约斩断民族生路

卖国条约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伤害，人们现在根本无法估量，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范畴。该条约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将成为致命一击。2000年12月28日，一位著名作家曾在他题为“斩断民族生路的《中俄边界新约》”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之劫之难之凶之险，百年以降，唯此为大。”

这绝非危言耸听。

中国虽然号称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世界上第三大国家，然而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却只有1.4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九分之一。中国许多地区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边是高原，西北是荒漠，正北是草原和沙漠，东南是大海。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仅仅占国土总面积的29%。当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沉迷在说“不”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呓语中时，即使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在人口密度已经接近土地、能源、淡水、矿产与森林资源承载能力的极限时，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在199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表面上政府是要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改变西部地区封闭落后的局面，打破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并将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作为西部三大发展重点。内行人却对此政策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

从30年代胡焕庸先生发现中国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指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近似分割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和西部稀疏区的直线）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胡焕庸线的西北面积为全国64%，人口仅占5.6%；东南面积为36%，人口却占94.4%；文明重心倾斜于东南已无可置疑。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口重心点始终在东南靠海的一个百余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徘徊。由于人口增加、过度开发和环境恶化等因素交相作用，中国人口与文明的重心继续向生存环境较好的东南部转移。然而现在东南部地区的开发已经全部完成，继续往东南走就只能走到太平洋里去了。

“西部大开发”真的会让我们走出困境吗？就在国务院提出这一战略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一位研究员发表了题目为《中国人口分布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说“由于西部地区大多为高原、荒漠，土地可垦殖率低，而且远离沿海，……所以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比中东部地区低得多。……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环境灾害要比中东部地区严重得多。……从人口承载力与人口压力的对比关系来说，尽管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很低，但西部地区人口超载更加严重。因此西部地区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不仅不能增加，相反应该降低。”西部的人口需要继续迁移出来，东部却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我们还能退到哪里？

唯一的答案是东北。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按照国际法和平谈判收复失地的话，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仍将大有可为。《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所丧失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东北三省的面积之和，而且位于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那是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原始森林和肥沃的土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契机。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没有了领土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十几亿人的命运实堪忧虑。而江泽民却将这一片攸关国民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辽阔疆域，大笔一挥，兵不血刃地合法落入俄罗斯版图。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条约。

7. 江泽民出卖给其它国家的领土

对于中越、中印、中国和其它前苏联国家等领土争端的解决，中共官方媒体也从来不敢公布条约的内容，所有出卖领土利益都属于黑箱作业。

江泽民和塔吉克、吉尔吉斯以及哈萨克，签订了中塔吉边界划定协定、中吉哈边界划定协定等，基本放弃了所有争端国土。例如他与塔吉克斯坦总统赖克莫诺夫签约，将靠近帕米尔地区的27,000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出卖给塔国，而中国仅得到1000平方公里。这是塔吉克的通讯社报导了有关条约内容，才在海外曝光。

江泽民在1996年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

1996年11月底，江泽民访问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为中印按照现在的控制线划分边界定下基调，这就等于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放弃了喜马拉雅山南麓肥沃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

1999年12月30日，江泽民批准《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将数百位将士浴血苦战付出生命而守卫的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麻栗坡的爱国忠魂将永远埋骨越南。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谈一谈钓鱼岛。

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十分微妙。从历史来看，钓鱼岛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但问题是台湾和大陆都在声明对钓鱼岛的主权。围绕钓鱼岛发生过几件大事，一个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清因为战败而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永久割让台湾和附属岛屿，此时钓鱼岛作为台湾岛的一部份割让给了日本。另一个是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马关条约》废除，日本对钓鱼岛占领的“合法性”也相应失效，但日本在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时，未予归还钓鱼岛，而是将其划给冲绳县管理，结果为今天的主权争议埋下伏笔。

虽然钓鱼岛本身只有几个荒岛，面积也只有6平方公里多一点，但按照199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来看，此岛屿还包含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1967年联合国勘探发现此海域蕴藏着8百亿桶的原油，按照现在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每桶50美元计算，其价值将达4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大陆每年GDP的四倍。

按说这么大一笔财富，江泽民如果真是为民族大计考虑，至少也应该先拿过来再说，不管是按照历史上的“先占权”、按照《开罗宣言》、还是按照《波茨坦公告》或《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收回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合理合法、名正言顺的。但是江泽民偏不，抱着“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态度，不但自己不努力争取，对于中华民国（台湾）的努力还经常讽刺和掣肘。

在钓鱼岛问题上，江泽民完全不表态也是做不到的，原因就是钓鱼岛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其归属问题应该是和台湾共进退的，更何况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比中共强硬得多，甚至台湾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肇敏2003年年初在立法院还表示，钓鱼岛是台湾领土，如果非战不可，台军一定会维护领土完整。

这样，江泽民在宣示对台湾的主权时，就不能不顺带上钓鱼岛，但是态度之强硬和软弱却有天壤之别。江泽民对台湾从来都是“不放弃使用武力”，而当日本派出警察和直升飞机到钓鱼岛抓中国人，等于是在中国拥有主权的土地上抓人时，江泽民却通过发言人说“关于中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在2003年，保钓人士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申请了50人规模的驻京日本使馆前抗议活动，江泽民手下的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拒绝了申请。

江泽民以平等条约的形式，把凡是有争议的领土一律出卖，从来不经人大事先授权，更未交与全国人民讨论和投票，实为卖国贼！当他高喊“爱国”、民族主义、“反华势力”、“围堵中国”等调子的时候，最大的反华势力恰恰就是他自己。

8. 江泽民是主动卖国

1999年底江泽民在签订卖国条约时，已经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当权者，所以该条约的签署与否，责任全在于江自己一人。退一步讲，即使卖国条约的签署曾得到党内干政大老的暗示或人大授权，他也完全可以拒绝签字，否则就是甘当历史罪人，这里仅举两例说明。

在二战将要结束时，蒋介石希望斯大林能够出兵东北消灭侵华日军，当时去莫斯科谈判的是蒋经国和宋子文。斯大林坚持要让外蒙古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民国政府而独立。蒋介石于万般无奈下，让宋子文在协议书上签字。宋子文接到电报后，立即辞去外交部部长职务。尽管协议是让外蒙公投，而非割让外蒙古，但他仍然认为他签了协议就会成为民族罪人。最后在协议上签字的是接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

另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故事为大清驻俄全权公使杨儒的经历。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8月19日，一直觊觎着中国东北的俄国人认为：“将额尔古纳河与阿穆尔河的右岸和乌苏里江左岸满洲的一部份归入我们的领土是绝对必要的。”9月11日，15万俄军全线越过中俄边界，将大清国数以千计的边民赶入黑龙江中淹死后迅速占领东北全境。10月1日攻占沈阳，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签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奉天交地章程》要求遣散驻守沈阳的清军，营口暂由俄国管理，拆毁东北各处炮台和军火库……

1901年1月4日，清廷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在彼得堡办理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为国家主权据理力争。3月25日，俄国人将杨儒关在俄外交部里威逼利诱，扬言如果还不答应俄方条件，他们就要宣布“将满洲改做俄国的一个省”。同时又引诱说，只要杨儒一签字，俄国立刻为他在彼得堡“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享用一生”。杨儒勃然变色，再次拒绝俄方威逼利诱。俄国人恼羞成怒，最后竟将杨儒从楼上扔了下去。杨儒坠地，严重受伤，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大街上。3月28日，悲愤已极的国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拒俄”集会，全国不分南北纷纷上书，反对将东北主权出卖给俄国。俄国人见势不好，怕各国乘机威胁俄国在华已有的利益，4月3日被迫声明“条约暂罢”。杨儒成为大清国在那段屈辱的历史中少有的死不低头的官员。

江泽民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上签订一切不平等条约时完全不同。中国并未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印度等国开战，更非签订城下之盟，何况中方理直，外方理屈。坚持中国固有领土不但义不容辞，而且毫无危险。以其当时身处的三位一体最高权位而言，完全可以说，江泽民是主动卖国，铁案如山。

针对海内外掀起的讨伐江泽民卖国罪行的大潮，江本人是如何应对的呢？他有没有找到推卸责任的替罪羊呢？没有。前面提到，他在自己的传记中居然把这次领土签约事件彻底隐瞒了。这是江做贼心虚的最好注脚。

9. 卖国是为了隐瞒汉奸历史

中俄东西段边界从1991年开始勘察，当时正逢苏共下台，俄罗斯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而中国在邓小平南巡后，国力开始大发展，欧美国家与中国关系也从“六四”之后的冷冻期走向恢复。从当时国际环境来看，正是俄罗斯有求于中国的时候，中国实在没有必要、更没有理由无条件承认过去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是江泽民居然就承认了。

这让许多人对江泽民为什么签订卖国条约感到百思不解。本书的第二章曾经讲过，1945年前苏联红军突袭东北，获得土肥原贤二的全部特工系统档案，当然包括江泽民曾接受培训的青年干训班的文字及照片档案。此后在江泽民留学前苏联时，前苏联情报部门查看江泽民的档案，发现了江泽民充当汉奸的历史，便威逼利诱将其发展为远东局特务。

1991年5月，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出访前苏联，在参观利加乔夫汽车制造厂时，克格勃就特意安排江泽民“巧遇”当年让江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前苏联色情间谍克拉娃。江泽民曾是克格勃的远东局特务，这个身份一旦暴露，江可能立刻就会下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江泽民当然心知肚明，因此，不管多大的国家利益，江泽民也要跟俄罗斯做这笔交易。

而江泽民一旦签署条约，生米煮成熟饭，共产党也怕公开条约详情导致政党垮台，这是中共内部在后来了解情况后不肯追究江泽民责任的原因。江泽民知道，如果要犯错误，就一定要犯到中共一改正就相当于杀人犯投案自首的程度，这样自己反而才不会被追究责任。

2005年，曾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因为“六四事件”愤而辞职的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被内地扣查。据外界传媒消息，程翔被捕是由于在《明报》发表多篇署名为“钟国仁”的文章，专栏里详细披露“中俄边界”协定的种种细节，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最荒唐的‘代民做主’的丑剧。据香港报界确认，钟国仁就是程翔在《明报》专栏上的笔名。钟国仁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敢向老百姓公布和解释条约的三大苦衷：一是它表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连被它讥笑为卖国而赶下台的国民党政权都不如；二是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都不如；三这个标志着中国正式放弃偌大一块领土的条约，从谈判的过程到最后签署，都没有公开过。

中共对民间揭露江泽民卖国的问题恼羞成怒，在许多官方网站的论坛上，“中俄边界”一度成了被封锁的关键词。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地图爱好者论坛因有人谈及江东六十四屯等被江出卖的领土而居然被关闭。

10. 公审江泽民或可成为讨还领土的唯一希望

尽管如此，按照1969年5月联合国通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讨还江泽民出卖的领土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公审江泽民”！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条规定，条约以“诈欺”、“贿赂”、“强迫”、“武力威胁”所缔结者无效。

江泽民实际上是为了保住总书记宝座而以出卖领土为代价换取俄罗斯不揭露他的克格勃远东局间谍身份。在此种情况下，江泽民无论批准或签订什么条约，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都是无效的。如果江泽民在领土问题上遭到中国人民的审判，那么他签订的条约自然也就会不能算数。

所以，彻底调查江泽民签约的动机和整个过程，将其罪行公之于众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或许可以成为中国讨还北方领土的最后机会。

11. 炒作黑瞎子岛掩盖卖国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秘密签订的《议定书》，连当时的国防部长迟浩田都不许过问。迟浩田后来听到一些消息，问起条约的事情，结果收到的是1999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官方关于此条约的只有100多字的简短介绍。

2002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之前，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华盛顿DC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江泽民公布条约内容，并表示炎黄子孙有权知道到底还有哪些土地属于中国。海内外报纸和网站广泛报导了这条消息。

几天以后，2002年10月14日和15日中共算是做了一个可笑的回应。在江氏喉舌《人民日报》网站的头版图片新闻，一个本来应该刊登国内外最重大新闻或政治动向的地方，破天荒地连续两天刊登十余幅照片，大标题为《组图：辽阔边疆神秘边界　中俄蒙边界掠影》和《组图：中俄蒙边界路漫漫　各口岸建设日日新》，未配任何文字报导。大概也是因为实在是无话可说吧。

中国国内外有许多批评者一直强烈指责江泽民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黑箱作业，不允许民众过问和讨论。

然而，2004年10月17日后，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中共终于开始公开报导中俄边境问题。北京媒体报导说，中国外长李肇星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北京签署《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加上原有的《中俄东段国界协定》、《中俄西段国界协定》，使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问题获得彻底解决”。

这个报导很让人费解，既然宣布签署了“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那么为何“协定”却没有公布过？更奇怪的是《中俄东段国界协定》、《中俄西段国界协定》用“原有的”一笔带过，到底“原有”到哪一年还是个谜。还有，这四个协定的内容至今没有公布出来，中俄边界问题彻底解决到什么程度更是个谜。这个谜需要由江泽民来揭谜底。

中共对于海内外追究江泽民出卖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占98%中俄东段边界的《东段协定》噤若寒蝉，而在2005年突然对于只占2%边界的《东段协定的补充书》大肆炒作，说是《补充书》拿回来了半块黑瞎子岛。其实，这是中共为了掩盖江泽民卖国罪行而应付中国百姓的一个招术。

2005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做客新华网，提出一个观点，说是“把以前失去的属于自己的领土要回来了100多平方公里，这毕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在旧中国，中国从来都是丢失领土，从来没有依法要回来一小块领土，这是第一次。”这是个什么逻辑呢？好比有人被抢了1万块钱，本来完全有理由都要回来，可有一天，对方只还了1块钱，被抢的人竟说，“好，那9999块不要了。归还1块钱毕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还有比这更走狗奴才的逻辑吗？

其实黑瞎子岛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被斯大林领导的苏军占领，其本身就是中共甘当苏共走狗、赤裸裸卖国的明证。

1929年5月27日，苏俄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召集远东各地重要共产党干部举行共产国际会议，商讨对华侵略事宜。此时被中方发现，经搜查捉到苏共、中共党员39人，查收到扰乱中国秩序、企图分化中国的文件等共数万册。

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1919、1920年苏俄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1929年8月，苏俄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史称“中东路事件”。

同时，斯大林在1929年9月26日给中共发来了指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标题是“执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与苏俄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

苏俄侵华、占领黑瞎子岛过程中，中共为一党之私竟甘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而如今，中共居然把只收回一小部分本来完全属于中国的黑瞎子岛称为自己的“功绩”。果真如此，婊子也可立牌坊了。

更令人愤慨的是，据《南方周末》记者近距离的环岛观察，在划归给中国的西部一部分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开发的痕迹，全是湿地以及茂密的青草和低矮树木。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导中提到，还给中国的土地上，除了干草和鲜鱼，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俄国曾规划将黑瞎子岛分成四个区：生态区、农场区、休闲体育区和住宅区。划给中国的，是他们想作为生态区的那一块，也就是最荒凉的部分。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所长李传勋说“不管怎么说，要开发黑瞎子岛，还需要时间和充分的论证。”

而俄罗斯得到了什么呢？一位史学家亚历山大－维甚涅夫斯基说：“这些岛屿还真不是俄罗斯的。”但俄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普利科夫斯基说，根据两方的协定，所有哈巴罗夫斯克居民在岛上开发和使用过的设施，都留在了俄罗斯境内。

据俄罗斯媒体报导，黑瞎子岛面积300多平方公里，岛上自然资源丰富多样，70％的面积可用做耕地、割草场或者牧场，岛上栖息着珍贵的毛皮兽和水鸟，在黑龙江及其支流以及河滩湖泊中有许多种鱼类，比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的还要多。这里现在已有果菜园15000个左右，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到这里观光。岛屿每年出产4000多吨土豆，夏天可喂养1500头牛，年产奶量可达1700吨。岛上有10个农场，几个城中工业企业的旅游基地。在大乌苏里斯基岛上坐落着两个有常住人口的村庄。这些肥土沃野本来都应该归还中国，现在却把好处永远留给了俄罗斯。
这就是连俄国人都承认应该归还给中国的黑瞎子岛签约事件。拿回一块荒地，把值钱的部份彻底送给俄国，这明明是卖国，中共却把自己打扮成“英雄”。

江泽民卖国的动机，同秦桧卖国求荣如出一辙：其一是力求自保，保自己的间谍历史不被公开；其二是求荣，求得俄罗斯的对自己政治权势的支持。江泽民采取了非常卑鄙的手段。中共同俄罗斯的领土谈判一直在进行，其中的关键是谈判底线的确定。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另搞一套，把邓小平的调子当幌子，私自确立底线，黑箱作业，搞先下手为强，并尽可能封锁消息，隐藏很深，包括中共内部高层都不知详情。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高层人士，特别是军方高级将领，如迟浩田等了解到部份事实真相后，江泽民就开始耍赖，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把个人的责任与中共存亡捆绑在一起，逼人缄口。这时，面对绝对可以引发全国抗议的政府卖国行为，中共害怕了，维持权力统治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最高利益。于是，2005年6月，在把大部分黑瞎子岛彻底送出、仅拿回一点儿土地后，江泽民立即指示开动国家机器，把相当于他所出卖领土万分之一面积的利益，夸大成40年谈判巨大成就，中共也上下大肆炒作，以点盖面，掩盖其真正的卖国行径，欺骗人民。江与中共沆瀣一气、互为利用找到了共同感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