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一个朋友跟我说：“我有同乡亲身听李洪志师父讲法，那是最高的佛法。”后来我的亲戚托人把《转法轮》一书请到家中给我，我慢慢读了起来，一阵阵暖流通遍全身，我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我终于找到了。于是我开始了大法修炼的路。很快，师父帮我清理了令我痛苦不堪的低灵的干扰，那些狐、蛇、鬼各种附体全没了。

助师正法

1999年7月，江氏集团开始对法轮大法迫害。我于2000年毅然带着6岁的女儿与两位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在广州即被公安便衣抓到，被无理拘留一个月。后来我曾经被非法关押在本市和广东省两级的洗脑班。但不论邪恶用什么手段都没能转变我坚修大法的心。

2004年秋天的一晚，我去农村发传单，被不明真象的村民发现并报警，我就地向恶警和村民解释功法，并揭露电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象，告诉他们“真、善、忍”是宇宙根本佛法，李洪志师父是伟大的师尊。他们全都鸦雀无声的听着。一个警察用照相机把我炼功打坐、讲真象拍了下来，连同我的单车也拍了下来，意思是收集证据（单车被他们没收了）。在我完整的示范动静功和讲了真象后，警察把我带到附近的派出所，我对他们所问全盘否定。一个恶警一个耳光向我打来，又用穿着皮鞋的右脚往我左脚猛踩，然后狠狠的把嘴上的烟头往地上一摔，但它最终什么也没问出来。晚上八点左右，他们用三四辆车把我押送到家，闯進我家，一个叫黎庆泉的610头子对我宣布什么文件，要我供认、签名，我一点也不承认，他们只好把搜出来的传单作为所谓的“六项证据”。

正念除恶

恶警把我押到市看守所，我不配合，610头子黎庆泉魔性发作，叫几个人一起强押我進大门，我挣扎着，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结果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弄進看守所。他们把我抬上三轮车，要把我推入八号仓，我还是不配合，几个高大的女犯人轮流用力要把我盘着的腿拉开，拉来拉去拉不动，只好几个人用力拖我進八号仓。

我开始绝食抗议。后来他们准备强行灌食。那天晚上，犯人们都围着我叫我吃稀饭，我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一起跟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笑了，她们也笑了。

在看守所时，610恶徒黎庆泉等在五次提审我都不成功后，非法判我劳教两年，我当场表示要上诉，要求立即无罪释放。一个月后，他们要送我去劳教所，上车时，一个男警说：“戴上手铐。”我说：“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要戴手铐。”他们只好作罢，让我坐在车上了。

到了劳教所，一个女警把我带進所里体检，我顺便拿起我写好的信宣读有关法轮大法好的事实。恶警气急败坏的派几个很有力气的吸毒犯对付我。我意念中想：用我最洪亮的声音穿破宇宙各个空间，震慑压下来的邪恶。恶警惊慌的抬着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盘坐着真的如有千斤重。她们把我抬到第八所队，她们一个坐在我身上，一边一个按住我的双脚，另一个按住我的双手，强制我穿所服。后来一个抬我吸毒者对我说：“阿姨，你多重啊，你看我现在连捧饭盘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着她的手真的在颤动，我内心很明白。

七天后，他们又转送我到四楼，每天有两个狱警24小时轮值监管，两个吸毒人员同在里面守着我。

在劳教所，法轮功学员每天被迫坐在规定的凹凸不平的小圆胶凳上，足足坐19个小时，强行要看他们制作的“反面教材”。如果不服，恶警就暗地里指挥吸毒人员用各种恶劣的方法整治。

在单独关禁闭的房里，我的头象炸裂似的痛，我绝食抗议，两个吸毒者在我身后面把我的双手往后拉，用脚向我的腰部及双腿关节处往下压，要我向她们下蹲。我合上眼睛，她们就用双手猛力把我眼皮撑开，用姜和蒜头往鼻子里塞，再用硬纸币卷成纸棒插入鼻子里。看到嘴微开着，就恶狠狠的说：“看你发正念”，用双手把嘴紧紧捏住，把卫生纸球往嘴里塞。我如睡着了他们就用湿湿的抹布放在脸上把我冻醒。我发正念，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唱大法歌曲，震慑着邪恶。

当时劳教所里有个邪悟者张秋浓，专帮恶警做事，妖言惑众。张秋浓时常跟踪盯梢我的言行，打小报告，我照样哼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向犯人介绍法轮功功法。我的正念作用下，张秋浓真的得到了惩治。一夜她起床，我看到她在室内走来走去，手往身上打，在门的旁边站着，垂头丧气的样子，然后猛力向前冲，撞在角铁制成的床柱上，连续撞了几下，声音很大，室里的人都醒了。大家立即上前制止，她失去理智的哭喊着：“我要死啊！”她充当邪恶的帮凶迫害大法弟子得此报应。不知道她今后能否醒悟？

归途

关押多时，我的血糖高，恶警就扣上手铐要我去人民医院检查，强迫我吃药。我要求无条件释放，在去验血时，我往回跑，跑得很快，他们把我抓住，破口大骂。我笑，他们什么也不算。

由于我的不服从打乱了邪恶的安排，他们不得不赶紧把我“所外就医”了。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我又一次从邪恶的魔掌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