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中的京生和妻子

李京生84年开始学吉他，启蒙于儿童艺术剧院小乐队的程进老师；声乐启蒙于总政歌舞团的诸慧君老师；爵士鼓启蒙于歌剧院的沙玉华老师；90年考取北京首批歌厅歌手演出许可证；曾在市级词曲征集评奖活动和英文歌曲演唱比赛中获奖。88年起先后在北京邮电大学、中医药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教吉他。

京生在生活中

京生出版的书

一、医院判了死刑却在大法中重生

李京生1965年10月31日出生于北京。几岁时（可能是五六岁）在北京阜外医院被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动脉血与静脉血混流，稍微活动就会喘不上气，嘴唇、脸发紫。但因肺动脉高压无法施手术修复，被告知这样的病人一般只能活到十几岁。从小就受到特殊照顾，免上体育课，也不敢与小朋友玩耍，怕身体出意外。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却因身体原因不能考大学。后来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吉他弹唱歌手。

李京生十九岁那年就病危过一次，大量咳血，被抢救过来了。

1997年2月我与京生结婚。11月在成都，京生突然咳血住进了医院，严重时一天咳二三百毫升血，我在一个月内签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出院回家时，上三楼都是雇人背上去的。京生在成都休养时去过庙里，还学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气功，搞得人神神经经、人不人不鬼的，还差点要自杀……

98年四月，我把他接到了深圳。到深圳不久他又开始咳血，在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检查，医生说他的心、肺功能已经不行了，千万不能再劳累，更不能唱歌，只能在家静养，吃好喝好，言下之意就是活一天是一天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作医学试验，换心换肺，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那时候，他走几百米路去看房，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喘得不行。

他就呆在家里，早晨有时去附近的公园转转。五月的一天，他在一个公园遇见了一些法轮功修炼者，借到了一本《转法轮》，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说，以前在庙里看的书叫人要做好人，可是看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而《转法轮》这本书清清楚楚讲了怎样一步一步去做。他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天天早晨去公园炼功，炼完功又去集体学法。炼了一星期左右，就开始感觉走路有劲了，控制心脏病的药也不吃了。我也在他的带动下开始修炼。

炼功一个月左右，京生的身体状况明显改善，开始出去找地方唱歌。找到一家四星级酒店的西餐厅驻唱，我们两人每晚弹唱三个半小时，每唱四十五分钟休息一刻钟。刚开始时他比较吃力，后来就越唱越有劲。要知道，又弹又唱是非常消耗体力的，而且他是主唱，在台上时很少有机会休息，这对一个被医生判了死刑并被禁止工作的人来讲是多么不可思议，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而且他从一个比较自私的人逐渐变得为别人考虑、越来越大公无私的人；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以前特别暴躁易怒，修炼了以后，他越来越克制自己，遇到矛盾就向内找，检讨自己，发脾气的次数越来越少。

因为工资要求低，我们在这个酒店唱了整整一年。这一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快乐的一年。我俩每天早晨五点半到附近公园的炼功点炼功，然后参加集体学法，晚上唱歌，还经常参加洪法、教功，过得快乐、平静、充实，觉得生命充满了意义！

二、以亲身经历出来证实大法，天安门广场给他留下了什么

1999年6月，我们回到了北京。7月20日后，邪恶的镇压开始了。京生以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体验写成材料，去北京市政府上访，去信访办上访，第一次被抓后被工作所在地的领导保出来了，第二次被拘留了半个月。2001年6月被非法拘留了几天放出来后，他去了天安门。这是李京生本人所写经过：

我受迫害的事实经过

2001年6月25日，我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和平请愿。值勤武警打电话通知值勤民警说有人打坐。一恶警从警车跳下要求我停止打坐，我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数遍后，该恶警“嘭”的一声狠狠的踹了我一脚，踹在我的左肋上。之后，我被抬上警车非法拘押至一警所。到该警所后，疼得我喘不上气来。后来他们把我送到户口所在辖区派出所，我依然疼痛不止。到被送至分局看守所门口，我要求检查身体。派出所警察开车带我去了一家医院，检查出了心脏病，又将我带到看守所门口，我要求检查左肋。他们将我带到一警察医生处，警察医生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没病，你是在装蒜。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才给开了个证明是“皮下组织挫伤”。之后被非法拘留，由于我在看守所绝食并坚持炼功，37天后能正常左卧睡觉了（这37天期间一直不能左卧）。但紧接着又被送到劳教人员调遣处、团河劳教所。由于长期不能炼功，我左肋处便隔一段时间隐隐作痛一次。我曾在集训队写诉状并要求全面检查身体。但所里不予理睬。出劳教所后，身体一直恢复得不好。2004年10月起，身体慢慢浮肿，至今已很严重，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不能正常上下楼，不能正常平躺睡觉。吃一点东西就胀肚，活动一会儿就呼吸困难，面色黑紫。……

从京生被抓走，就跟我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邪党的公安局根本无视法律和人权，它们怎么会真正去“关注民生”。好几个月以后，才听说他被劳教了，在大兴团河劳教所，让家里寄生活费。听说他坚持不转化，非常“顽固”，经常绝食，本来是劳教一年半，又被非法延期了。再见到他已是2003年初，说是他已被所谓“转化”，可以让我去看他。见到他非常虚弱，走路都比较费劲，是刚刚绝食了一段时间。听说他绝食了五十多次，是团河绝食次数最多的。因为有人监视，我们无法表达真实的想法，但是我感觉到他非常痛苦。毋庸置疑，

2003年10月24日，被非法劳教两年零四个月后，京生终于回家了。刚回家时，他虚弱得连拿扫帚扫地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心情也糟糕到了极点。因为他没有坚持住，在劳教所的折磨迫害下违心地写了“三书”，心里非常自责，痛恨自己。他知道是大法给予第二次年轻的生命，而他走上天安门又是为了以自身的受益去告诉中国人一句真实的话：法轮大法好！可是这个邪恶的党颠倒正邪，伤天害理，不择手段镇压迫害这已经给世间带来美好的大法，还要无耻的用酷刑逼迫这些好人去说假话，再去欺骗别人！他也曾被折磨得一度向罪恶妥协过，做了违背良心的事。他太痛苦了。

邪党的红色恐怖无处不在，即使脱离了劳教所的黑窝，居委会、片警仍时时监视，施以巨大压力，还是在精神迫害下。他没能走出来，痛苦得经常想自杀，也知道不能自杀，在矛盾中被折磨得几乎快要崩溃……幸好同修们非常关心他，积极开导他，终于帮助他走过了这段困难的时期。

自从被放出来，京生的精神压力就非常大，他说自己不怕死，但是怕再被折磨得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他曾经告诉我，在团河劳教所里被折磨得最严重的时候，不让他睡觉，不给吃饱，一顿只让吃半个馒头，很久都没见过油荤，连方便面调料都觉得是美味；被几个恶警打，胳膊都快被撅折了，至今手腕还经常疼得不敢使劲；在攻监班时，每天被罚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十几个小时，就跟上刑一样；或是被绑在床板上不能动弹，这对虚弱的他来讲还算是“休息”了……他被折磨得视力、听力严重下降，大脑经常发蒙，反应迟钝；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连北京好多地方都找不到了。

通过同修们的帮助和学法，他逐步有一些改善。后来通过反复学法，与同修们交流，他终于鼓起勇气写了“严正声明”，也制作真象光盘送给有缘人，尽自己一点余力去给世人讲清真象，挽救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中国人。

但是因为长期被非法关押，与社会脱节，长时间单独禁闭不能跟人说话，更加上酷刑折磨 ，造成他身心的巨大伤害和阴影，他出来后，邪党红色恐怖的无形压力施加在他精神上的痛苦，使他虚弱的身体一直不能很好恢复，他的生命总象飘摇在风中的烛火……

2004年六、七月的时候，京生对我说他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当时我听了并没放在心上，只是觉得他胡思乱想，不会那样的。九月份他父亲住院，他老往医院跑，身体开始不舒服，脸色很差。十月份，他的身上开始浮肿，开始不是很严重，到了十一月，他浮肿得越来越严重，从腿开始，逐渐往全身蔓延，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一活动就喘不上气。我们住二楼，厕所在一楼，他去一趟厕所就累得要喘好一阵。后来，他连去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了。十一月底，他回到了父母家，情况越来越严重，经常难受得晚上睡不了觉，也不能平躺，否则就喘不上气。

十一月三十日，我和朋友陪他去了北京军区总医院，怀疑是肾病综合症，需要住院但没有空病床。于是我们又去了东直门医院，医生也说是肾病综合症，需要住院，病床都联系好了，医生讲要5、6千元打底，现在他哪里有那么多钱，又过了几天，京生觉得实在太难受，还是想去住院，那天正好是周六，医院没有空病床，必须等到星期一。12月13日七点多钟，和朋友约好了一起送他去住院，见他特别安静，只是嘴微张着，表情有点怪，脸色发青。七点多，朋友来了，我们一起叫他起床，叫不醒他，才发现他已经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

恶党镇压法轮功迄今，失去亲人的何止我们一家，我心中的苦水只是大海之一滴，我只愿同我一样失去亲人的家属能认清邪党的罪恶，我们的亲人修大法，做好人，讲真话，这不是好事么？怎么能听任一个邪党政府耍流氓，践踏正义而善良的生命呢？我知道世人正在觉醒，全球声援法轮功，起诉恶首江××，《九评》引发了退党浪潮，正义的审判就在不远的将来了，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正的不应该怕邪的，为了真正制止这场迫害，挽起我们的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