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2月22日早8点，我去单位上班，行长王立克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不一会儿，進来三个人，经王立克介绍，是县公安局巡警队的，有队长刘志才、指导员张庆堂和一随从人员。刘志才说：“你跟我们去一趟，把事情说清楚”。他们把我强行带走，到大门口我发现周围有很多车辆和便衣。

他们把我带到巡警队二楼南侧一办公室，靠窗户有两张对坐的办公桌。屋里有刘志才、张庆堂、纪航等人，纪航作记录。张庆堂说：“我们队胡某某看见你和别人散发传单……，你要把事实说清楚，并说出传单的来源。”他在我面前大喊了一个小时，然后刘志才出去了，紧接着进来一个人，近30岁，身高1.80米，眼睛大，脸形略长，面色略黑，穿着警服，没戴帽子，满脸凶恶相，后知叫王建光。他不由分说，上来用拳猛打我的脖子、耳根处。此恶徒力量大，当时打得我耳朵嗡嗡作响，脑袋一阵眩晕，我说：“你们警察怎么打人？”王建光说：“你认为警察不打人吗？警察就是打人的。”张庆堂在一旁说：“我们是国家暴力机关，就是用暴力摧垮你，让你交待问题。什么是专政，这就是专政。”半个小时左右，张庆堂出去了。屋里只剩王建光、纪航两人，他俩一起上来打我。纪航在前面打我的脸、脖子、前胸，并用脚踢我的腿。王建光在后面用拳打我的脖子、后背。纪航又用腿把我绊倒，他在前面踢我前胸、小腹和大腿。王建光在后面踢我的后背、臀部、大腿。连续行凶半个小时，我被踢得上不来气，脑袋嗡嗡作响，腰一动就疼，腿被踢破。这样边打边问，一直持续到半夜12点。我被打得耳鸣头痛，脸部肿胀，腰部疼痛，大腿青紫。他们把我放到一楼靠门的接待室，坐在西侧靠墙一长条椅子上，双手在两边用手扣扣在椅子上，直不起来腰，时间一长，全身固定得酸痛、难受，两只手腕也被扣得酸痛，不敢动弹，一宿未睡。

2月23日上午8点，继续刑讯逼供。王建光是主凶，打人凶残、狠毒。他手打累了，就用腰带抽，抽打脖子和上身，又行凶了一上午，我被打得头昏脑胀、耳鸣，脸、脖子被打肿，头不敢转动，胸疼不敢咳嗽，走路腰疼，大、小腿被踢破，青一块，紫一块的。中午又把我双手扣在接待室的椅子上。下午三、四点钟，把我送到拘留所。

在拘留所关了3天。27日把我送到看守所。晚上所长郑德志到号里找我，他叫我立正站着，我没动，这时上来一帮犯人，拳打脚踢。其中一人叫杨正。郑德志吩咐犯人：“把他头剃了。”这时上来两个犯人按着把我头剃光。郑德志走后，牢头杨正逼我说出传单的来源。我问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他说：“这是郑所长交待的事情。人家照顾我，我不办不行。”晚上他们让我在便桶跟前的铺上睡觉。

看守所强迫我们干活，做殡葬艺品，什么扎花、捻珠子等。干活时间长，从早上4点起床，一直干到半夜12点，有时活忙干到后半夜2点。我被累得无精打采，体重下降。管教吕力给每个人下达任务，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质量不合格，轻则拳脚相加，重则挨大板、大锤。在车间干活，整天在打骂的恐怖气氛中渡过，精神压力极大。春天，所长郑德志还让我挑粪，拉犁杖翻地，干牛马的活，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待。

2001年4月初，我家要公安局放人，县公安局法制科和政保科向我家勒索钱财，开始要4万元，我家不给，又降到1万9千元，其中1万5千元交公安局，算作“罚款”，当时不给开收据；4千元被恶警个人占有。2001年4月5日才把我放出。从看守所出来，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体重只有89斤（原体重146斤）。由于屋子潮湿，浑身染上湿疹，身体极度虚弱。

（二）

2002年4月28日上午9点钟，临近“五一”敏感日，行长李志学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屋里还有副行长程立东及伊通县永宁街派出所的指导员和警员高风海。两恶警让我写保证书，我不写。那个指导员又打电话叫来4个恶警，把我腰部钥匙抢去，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家非法搜查，什么也没搜查出来，他们还不放过我，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提问并让我签字，我不回答，也没签字。他们把我关押在拘留所。拘留所破漏不堪，铁板铺，晚上睡觉只给一个只有被皮，没有棉花的破被，脚底下滴答淌水。法轮功学员不让家人会见，也不让送衣物，不给理发，也不能刷牙和刮胡须，大小便在屋里，臭气熏天。拘留15天，不写保证还不放，又拘留15天。无法再加期，派出所让我亲属担保，把我放出。拘留所还向我家勒索500元钱，说是伙食费，可每天只给两个玉米面大饼，还吃不饱，喝的是管教剩菜做的汤。

我是一个合法公民，在单位正常上班，仅因为一个节假日，就被无辜的关押了一个月，还被非法搜身、搜家。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吗？

（三）

2002年8月26日下午3点钟，行长李志学、副行长程立东把我叫到行长室，叫我写悔过书，否则送到转化班，我不写。行长李志学与我谈话，程立东出去打电话。在电话里，我听到是向派出所打电话怎么处理我，我急忙抽身向外走去。李志学、程立东在后面喊，不让我走。走到一楼，我发现大门紧锁。我知道这是建行与公安部门配合堵截我，因为正常关门是5点下班后。我返回，向二楼防火楼梯走去。李志学、程立东、侯俊在前面阻拦，被我甩开，走到一楼大院，一辆飞快的桑塔纳轿车在我身边急刹停住，从车上跳下三人把我强行塞進车里，其中一人是永宁街派出所副所长姓穆，另两个人叫不上名。

他们把我绑进派出所的二楼北侧房间。姓穆的恶警向我提问，我告诉他：我们是好人，我没有犯罪。他说：“我们是狗，让咬谁就咬谁，好人也得咬，坏人也得咬。”他们把我双手扣住，带到一楼西北角一拘禁室里，用一保安看守。天傍黑，副局长张启带人前来，问我能不能决裂，我说不能，然后把我腰系着的钥匙抢去。当晚9点钟，把我送到看守所。被关押的第4天，永宁街派出所所长王林、高风海，还有一高个儿恶警前来提问，问光碟、传单是哪来的，我说：“我家没有，不知道。”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不签。高风海将我一块机械手表抢走，至今未还。被关押的第7天，他们又来提问，仍无所获的走了。

9月16日上午8点多，伊通县公安局国安队李晓东（队长）、付立军、韩杰来看守所，看守所警察把我带到提讯室。李晓东说：“你们法轮功没有出路，国家对你们政策是消灭，你只有配合我们，与法轮功决裂，交待问题，说出光碟、传单的来源，才是出路。如果你不说，我们会采取办法让你说出，到那时后悔就晚了……。”他们反反复复说了近两个小时。我告诉他们：我不决裂，什么也不会说。下午1点，付立军、马刚、韩杰来看守所提问，提讯室里多了一条长条桌子，东南角放一堆木头板子。韩杰手里拿着一条铅笔粗、1米长两折的绳子。付立军说：“上午已经与你谈了，你能不能决裂，交待问题。”我告诉他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迫害法轮功要遭报应的。”他们不听劝阻，开始对我用刑。他们三人把我围在中间，韩杰在我面前用绳子抽打我的上肩、脖子和脑袋。付立军、马刚一右一左各用木板子打我的后背、胳膊和大腿。我大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付立军说：“你喊没有用，这里是看守所，没人管。”

他们边打边问：决不决裂？！交不交待？！我不让打，马刚、韩杰二人拉扯，将我上衣袖口、两肋缝口扯坏。付立军在我面前用板子打。下午3点钟左右，恶警李晓东来了，问我说不说，我没有理会，他找来一个结实的份量重的木板子，单独对我行凶，劈头盖脸的打我的头顶、上肩、胳膊、两肋。我被打得疼痛难忍，向一旁躲闪，他一边骂，一边撵着打。他连续行凶十余分钟，最后木板子都打折了。此恶徒长得膀大腰圆，力大，打人凶残、狠毒，不分部位，打在身上十分疼痛。说话粗野，蛮横不讲理，胜过流氓土匪。我当时被打得脑袋嗡嗡作响，阵阵眩晕，脖子被打肿，耳鸣，胳膊、上肩疼痛难忍。这时，看守所做饭的大伙都叫唐妈的老太太要给我打饭，李晓东对老太太喊：“不给他饭吃。”并告诉他手下三人：“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不让他睡觉，我就不信治不了他。”呆一会儿，李晓东走了，他们三人继续行凶，一直打到天黑。一天下来，我被打得头昏脑胀，脸、脖子都肿了，耳朵嗡嗡作响，胳膊和上肩的皮肤被打青、打破，衣服被扯坏。

韩杰出去买馅饼。吃完后，马刚对我说：“这回对你换招了，开始给你上绳，一般人挺不过4绳。”他们开始给我上绳，我反抗。付立军、马刚用板子打我全身，直打到不能动弹为止。他们三人把我按在桌子上，使前胸趴在桌子上，上衣脱去，只穿线衣。马刚、韩杰往后反背我的胳膊，付立军拿绳子捆。绳子有6~7米长，比铅笔还细。他俩把我手背到后边，两只手腕用绳子的中间段系在一起，结成猪蹄扣，往上推胳膊，直到推不动为止。然后拉紧绳子的两端，在双肩绕几道系住。时间稍长，胳膊酸痛、发胀、闹心，继而全身疼痛。他们把我推到西北墙角站着。前面放一张长条桌隔着。付立军手里拿着表，还观察我的脸色，按照他们说的，直到疼得脸上冒汗，才算基本达到火候。付立军计算时间，韩杰、马刚轮番用板打我的双肩、胳膊和两肋，并边打边问：交不交待？！

第一次上绳时间，我听付立军说是15分钟，以后我感觉时间越来越长，都在20分钟以上，前后两次上绳间隔时间也就十几分钟。随着上绳次数的增多，胳膊越来越往上推，到最后我的两只手被推到后脑窝处。胳膊也越来越疼痛难忍。每次上绳解下来后，付、马二人上下拽，前后悠荡胳膊。胳膊更加疼痛，好象要折了。据犯人讲，上绳不但痛苦，而且很容易把胳膊弄残了。在上到第四绳时，恶魔李晓东来了，他听说还没有说出光碟、传单的来源，对手下说：“你们不狠，绳子上的松，解下来重上。”他们三人解下来又重新给我上绳。上完后，推到墙角站着。李晓东一边嚎叫，一边隔着长条桌子用木板使尽全身力气打我的头顶、上肩、胳膊和两肋，打了十余分钟，最后木板子打碎了，才停手。全身疼痛难忍。不一会儿，眼前光亮越来越少，模糊。瞬间，眼前一片漆黑，便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坐在两边有扶手的椅子上，脖子上还挂着绳子，我被激怒，用力站起，把绳子拽下，使劲摔在地上，并对他们大声说：“你们还有人性吗？你们要把人弄死呀。”他们三人用木板在我全身猛打一阵，直打得不能动弹为止。付立军说：“你身边被押得太虚了，这么两下就不行了，得给你上十绳呢，赶紧说了吧，挺不过去的。”他们马上又给我上绳，一直上了七绳，这时已到后半夜，他们也折腾累了。暂时停了下来，都坐在椅子上。由于上绳，我两肢胳膊发麻、发木，不敢动弹，脸、脖子被打得肿胀，头昏脑胀，听力下降，胳膊、双肩已被打破，发青、发紫，两脚站立不稳。天亮后，马刚说：“今天该换人了，昨天是我们，今天是巡警队，明天是刑警队，轮番对付你，计划用半个月时间。”他们等待换班。7~8点钟，付立军说：李晓东向局长请示，其他地方事多，抽不出来人，今天还是我们。

9月17日上午8时，他们把我推到西边另一个屋，弄来一张铁椅子。马刚说：“今天不上绳了，让你坐椅子，比上绳还难受。”他们把我按在铁椅子上，上衣脱去，两脚塞進两个正好放下脚的铁桶里，铁椅子可以串铁棒、上螺丝。铁椅子很高，坐下与肩齐平，铁椅子有上、中、下三道横秤，大腿上、胸、脖子前各一道，串上铁棒，用螺丝固定。胳膊向前伸直，绑在椅子上。上身都绑在椅子上，动弹不了。这样他们可以随意打。时间超过一天，全身酸痛不说，双脚及小腿都肿胀。他们三人轮番边打边问。韩杰用绳子抽，专抽头部和脖子，把脖子的皮肤都抽破。他俩用板子打，打脑袋、双肩、胳膊、手、大腿等突出部位。板子打碎了，再换新的。他们一气儿专打一个部位，越打越疼，上肩、大臂、膝盖处皮肤都打烂。上午10点钟，李晓东和一司机来了，李晓东用板子在我上述部位打了十余分钟，肩膀和大腿疼痛难忍，已冒血丝。然后说：“如果你再不说出碟子的来源，我们上学校调查你的儿子，让全班全校的老师、同学都知道，他爸是炼法轮功的，正在审讯，将来得判刑，让你儿子抬不起头来。”说完，他领着韩杰走了，说去学校找我的儿子。这样用刑一天，我被打得头昏脑胀，阵阵眩晕、耳鸣，脸、脖子更加肿胀，手背、上肩、大臂、膝盖、脖子皮肤被打烂，冒血丝。晚上他们轮番两人睡觉，一人刑讯，特别看着不让睡觉，我眼睛刚一闭上，就大喊一声，并用板子打。每次喊打，我心脏都被惊吓得跳个不停。自那以后，我心脏开始不好，心动过速、胸闷。

9月18日，仍沿用这种刑具。经过一天一宿的坐铁椅子，我小腿和脚已肿胀，臀部冰凉，直有大小便的感觉。早上付立君企图蒙骗我，说在学习班上，他讲的好，很多人都被转化了，又说女劳教所我县坚定的XXX也转化了。我向他讲真象，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说：“这我都知道，我在公安局干很长时间了，一直管法轮功的事情。其实国家在取缔的头两年，就开始对法轮功调查了。即使没有中南海事件，也会有其它理由取缔你们，你们发展太快了。”白天，他们继续刑讯逼供，我的脖子、上肩、双臂、两手背、两膝盖处被大面积打烂，脑袋迷糊，知觉不太明显。晚上近5点钟，李晓东又来了，看我坐在椅子上，对三人说：“他坐那儿太舒服了，把他屁股打翻，再坐那儿，让他肉都粘在椅子上。”然后他叫三人把我从椅子上解开，把我按倒在地并趴着，他亲自动手，用一个又厚、又宽的硬木板子，在我臀部一阵猛打，打得血肉横飞，疼得昏了过去。醒后，他们三人把我抬到椅子上，重新捆好。呆一会儿，看守所杨所长、孙所长喊他们去食堂吃饭，屋里留马刚一人看着。这时，我精神恍惚，眼睛难以睁开，看东西模模糊糊，知觉越来越不明显，脑袋抬不起来，我感到自己要不行了。很长时间，他们吃饭回来，听李晓东问马刚：“怎么这样了，刚才还挺好的。”马刚说：“打完放在椅子上就迷迷糊糊。”李晓东问了一阵子话，我无力回答，他又大喊了一阵，并用板子敲打桌子，看我仍不回答，就出去了，屋里只留韩杰一人。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们回来，给我解开，呆了一会，他们叫看守所管教把我送回号内，韩杰说：“你回号里要继续反省。”到号门口，杨所长亲自翻了我的衣兜。原来，在我回号之前，杨所长跟牢头丛国庆说：XXX提审三天了，今晚回来注意点，别出事。我迷迷糊糊回到号里，次日醒来，全身青紫，臀部、肩部、胳膊、脖子、手背，皮肤已烂。头晕脑胀、耳鸣、听力差，心脏跳动剧烈。两肢胳膊不能动弹。左手小指处皮肤被绳子勒烂，肉已坏死，不能用力。过后三个月才好，现仍有疤痕，胸腔疼痛不敢咳嗽，腰疼不敢翻身，脖子疼不敢回头。下半身冰得麻木，大小便频繁，总有尿感，两脚和腿肿胀，线裤都脱不下来。

这次，伊通县公安局国安队对我非法刑讯逼供达三天三夜，动用了上绳子、坐铁椅、板子打等刑讯手段。期间还残酷虐待，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使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现仍留有心动过速，胸闷头晕，听力下降，胃肠不好，下肢麻木，精神抑郁等迫害后遗症。

以上为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