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底我看了师父的经文“严肃的教诲”，我想做为大法弟子，应该光明正大的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后来悟到当时是带着执著心去的。我成功的打出了横幅“法轮大法好”。这时从远处跑来很多警察，将我横幅夺走。把我塞到一辆带有窗帘的面包车里，让我蹲下，双手抱头，很多大法弟子被恶警一个个绑架到车上。之后我被带到房山地区的一个派出所，来了一个30多岁的恶警审问我。开始对我非常和气，端茶倒水，但我知道这是伪善，坚决不配合，于是它凶相毕露，眼露凶光，白净的脸变成黑紫色，并用力抓住我的胳膊，企图搜身。我厉声说：“你要尊重妇女！”他被我震住了，但他的手没放开，抓了很长时间。过后我上臂都成了紫色，两个月才消。我被关入房山拘留所，在这里我看到很多大法弟子被扒掉衣服，只剩一个裤头搜查。我绝食被强行灌食两次，被关押了十几天，关入天津东丽看守所，让脱掉衣服检查有没有伤，实际上是搜身。

之后我又被劫持回当地农安县拘留所。这里关押着很多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如站在雪地里冻、皮带抽、坐板、上大挂、开飞机等。因为我们几个人喊法轮大法好，被罚在水泥地上睡觉，白天在水泥地上坐着，还不让我们用拘留所的被褥。后来我们全体炼功，陈所长每天带着邪恶之徒打我们，穿着皮鞋踢我的脸，后来我们全体绝食，有一天狱警骗我们说让我们回家快收拾东西。结果是让我签劳教票，我签不同意劳教。当时我身体很虚弱，几乎都走不了路，恶警还是强行把我送往九台饮马河劳教所。

在九台劳教所，邪恶从精神和肉体折磨大法弟子，强迫劳动、插秧、割稻子、拾稻穗和干一些农活。我被迫害的脚疼，走路都很困难，就是这样还强迫每天下田干活。在农活不忙时恶警就强迫大法弟子看诽谤大法的书和电视，罚站，不让大法弟子睡觉。有一次恶警电击大法弟子王因两个多小时，还让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在窗外看着，以此来恐吓。

一次我炼功，恶警小张和张干事把我吊铐在上铺床头的栏杆上三天三夜。我说：“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恶警小张恶狠狠的说：“今天我就侵犯你这人权！”抡起胳膊就狠狠的打我耳光，右手打疼了换左手，我的脸被打青了。

2001年11月份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被转关黑嘴子劳教所，在那里我日夜被犹大们轮流围攻“帮教”，一刻也不得安宁。因为我不想配合他们，我撞了暖气片（后来我悟到撞头违背法理，让邪恶钻了空子迫害），丁管教和几个恶警和犹大把我绑在死人床上，吃饭大小便也不给松开，绑得全身酸疼、发烧，犹大们轮流在我耳边不停的“帮教”攻击大法，当时我心烦的几乎要炸了。

2002年十六大期间邪恶又一次大疯狂抓捕，我又被抓。在农安第八刑警队两个恶警审问我姓名地址，我坚决不配合，其中一名恶警打了我很多耳光。以至我两腮的肉被打烂，我吐了一口血，恶警见状心虚便停手了。又使出一种招数，当我的面要撕师父法像，我没有动心，而是正告他说：“你是在造业。”他想了想把书放下了。他们又把我带到一个房子里，让我看那里的刑具：一个铁椅子和一些电线。后来把我关到看守所，邪恶在没有任何的理由下判我一年劳教。因我不同意劳教恶警徐少斌还打了我耳光，又强行把我劫持到黑嘴子劳教所。开始给我们几个定二年劳教，后又改为每人一年。同室的常人犯人都说：“炼法轮功还是没有错，要有错怎么随便改刑期？看看把人家法轮功造的这个样，在外边我怎么也不相信，等我出去我也学大法。”（在看守所我们都给常人犯人讲真象、洪法，她们都明白真象。）

刚到黑嘴子，就来了几个犹大开始不停的帮教围攻。几个犹大把我按倒在地上抓着我的手强行按手印，我的手被掰的肿得老高，小手指被抠坏化脓。她们日夜围攻不让我睡觉，犹大把我按倒地上，掐我大腿里和腋窝，手指甲掐進了肉里，腋窝里化脓了。犹大用笤帚把狠狠的打我，眼睛露着凶光，脸也变成猪肝紫色。每次折磨我40分钟到一小时。一个犹大狂妄的说：“我把地址告诉你，我家住乾安县天字井（村名忘了），你出去可以给我上网。”后来让我下楼干活。邪恶还通过强制劳动迫害大法弟子，每天干十五个小时的活，活忙时还要加点，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干活。管活的刘大队长说：“头拱地也要把活完成，完不成不行。”打我的犹大处处刁难我，在活上做手脚，反过来在恶警面前打小报告，说我活干得少还不合格。

两个犹大包夹我，早上起床要快速穿好衣服，整理床，把被叠成豆腐块形的，还要一遍一遍的检查，不合格重叠，还要擦地，还要钻到床底下擦，动作稍慢就要受到责骂，早上洗漱上厕所，五分钟完成。这几分钟根本就不够用，经常被侮骂，吃饭也是快速的，三四分钟就吃完。那时我被迫害的嘴里起泡，都烂了。吃饭很困难，每天都吃不饱，有的学员嘴被烫出了大泡，我被抓進去两次，共两年三个月，受尽了折磨，被迫害的身体很虚弱，使原本因炼功恢复健康的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

那些恶警和犹大还经常用酷刑折磨或恐吓大法弟子，这些酷刑就是电刑、老虎凳、往身上泼冷水、吊铐、竹签和钉子钉指甲、长时间罚站、站在雪地里冷冻、皮带抽、殴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