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人还不多，但遍布便衣警察，很多警车，多是那种面包车。许多便衣对行人进行盘查，尤其对外地人盘查十分紧。广场上气氛显得很紧张。我们一名功友手里拎了一个大的马甲袋，受到盘查，便衣叫她拿身份证，她向前紧走几步，跟我搭话，便衣跟在她后面好一会也就走开了。就这么一会功夫，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便衣警察两次抓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我们一行后来来到国旗下，那个方位正对天安门城楼。我们七个人在旗下两排站定，开始炼第二套功法，手刚举起来不到一分钟，警察们叫喊着从四周围上来，警车也呼啸而至。一名士兵把我的手使劲拉下来，跟着警察把我们推上警车。

车上那时已坐满了人，全是各地的功友。上除司机外还有三名警察。一警察一边狞笑，一边挽袖子，从车后座开始一个一个扇耳光。老人、青年几乎无人幸免，每个人平均几十下，打累了就换人继续打。一个刚刚打完，又有个警察又拿着对讲机冲我过来了，他开始拿着对讲机抽我的脸，我眼前金星乱冒，疼痛难忍，不知道抽了多少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始终咬着牙一声不响，不向邪恶屈服。他抽累了停下手来，一路上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

不一会我们被押到了前门派出所，排队问姓名地址，如果不说的马上就押到旁边的办公室上刑，凡是说了的人就会被带到走廊对面的一个临时监禁的地方关起来。

后来我们被贵州省公安厅派驻京机构的警察押到“贵州大厦”。我的脸被打的肿得变了形，另一位女功友脸被打破了，牙齿也打松动了。做笔录时他们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说就是为了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我告诉他们媒体上说的都是诬蔑编造之辞，因为我们有亲身体会，所以能辨别真伪，希望他们不要被蒙蔽了。

大概第三天早上，我们被我们公司和当地派出所的人带回贵阳。我临离开贵阳时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因为当时政策就很严格，哪个单位出了这样的事，单位领导轻则受责、被罚，重则处分、丢官。我不愿连累单位所以就辞去了自己颇为喜欢的这份工作。但警察还是找到原单位打听了情况，我单位领导只得亲自来接我。当工厂的车把我们带到派出所门口，领导临别时跟我说了一句：赶快托家里找找人吧！我顿时就明白了，也许我将面临至少3年的牢狱生涯。因为之前工厂里已有大法学员因同样原因被判3年。

当天下午我们被押至贵阳市白云区的戒毒所和那些吸毒的人关在一起。拘留通知上写着“妨碍治安”。拘留室里只有个厕所其他什么都没有，每天两顿，吃的是一钵糙米饭，一碗青菜汤，这样吃了15天，不得放风。后来，家人打听到要判我们劳教，就托关系、花钱、请吃饭，后公安局传话说要想不判劳教的话必须写“悔过书”。我坚决不写。后来家里又劝我不用说不练了，只说不去北京了，至少形式上满足他们一下。我动摇了，屈从了这个邪恶的现实，写了两份所谓的“悔过书”。但是这两份“悔过书”一直没有交出去，可能什么原因忘了向我索要。在此我声明那两份所谓的“悔过书”是被逼迫下写的，不能代表我本人的真实意愿，特声明作废。

到第16天早上，我们逃脱了牢笼。回到家后，工厂里也正式通知我同意我的辞职。此后，家里人一直胆战心惊，有人敲门就会很紧张，怕有人来抓我，或是来抄家。因此，中国新年后，我在亲友的帮助下被迫离开贵阳，从此我开始了异乡漂泊的生涯。

我走后，家里并没有清静过。派出所但凡逢节假日或所谓敏感日，就来纠缠我家人，到我家人单位去威胁，传递信号要我小心点，不然你家人都会有丢饭碗的危险。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2002年我身份证到期后，家人帮我补办时，派出所百般刁难，反复纠缠逼我写所谓的“保证书”。从2002年7月一直到2004年上旬扣了一年半，在这期间，派出所的警察前后多次到我家纠缠我已退休的老母，采取种种威吓、收买的手段，我母亲表示她不能代表我，如果要写，除非我本人自己写。最后我母亲提出把我原在工厂所在区的户口转到我家所在区，那个派出所为了早点甩掉我这个麻烦，迫不及待地把户口关系直接交给我母亲，才把我的身份证换了出来。结果，我家所在的区也不肯接受我。从此，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地。

我的另一位女功友的遭遇讲起来令人发指。从2000年元月到现在4年时间里，她被无数次非法抄家，派出所不但采取扣押身份证、跟踪、监视等手段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随时想抓就去抓她，而没有任何理由，她才6、7岁的孩子常常孤零零地在家里无人照看。4年里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她是在拘留所、戒毒所、洗脑班这些邪恶的场所熬过的，在洗脑班里她受到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严重迫害，因绝食被灌食，弄得满嘴是血，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村里也对她家处处刁难，家里经济十分艰难，孩子没钱不能读书。她老公只好去外面做工。另外一个功友出狱后，人身自由同样受到限制，找工作十分困难。

但是，不论受到何种迫害和诽谤，我和我的功友都坚信：信念是不能因迫害而动摇的，真理也不会因肉体的消亡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