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两年零六个月（按规定三年劳教正常减期六至八个月）我找队长提出我已期满，应该放我回家。可队长找各种歪理搪塞，如：查查，问问，找找，你转了好几个地方等等，一直不给我办理。我知道即使到三年整，我不转化他们也不会放我。于是我开始每次吃饭只喝一点菜汤。他们见我只打菜汤，就炖肉，由中队长看着打菜，大家站方队一排一排打饭。我对大家说：“没有理可讲了，到期都不放我，还跟我算减期――两年半，按礼拜加起来就是八个月，还不用说年、节假，怎么算减期！”打饭的叫我：“××，打菜呀！”，我说：“不打菜了，我看着就恶心，有这一个馒头够我吃四顿了。”班长追到我宿舍说：“中队长叫我给你打菜。”说着拿走了我的碗。一会儿打来一碗肉说：“××，行了，队长一句话都没说，对你够意思了，我服了你了。”

确实，二中队这地方很邪恶，排队打饭，劳教人员出点声，吐口唾沫都得被拉出去打一顿，而我说了一堆话，队长低着头一声没出。我拿起碗对大家说：“过年都没给大家顿肉，来，不要怕，法不责众。”我给大家分了。

我对周围的人说：“我立着出不去，躺着也出去，死也不给他们干了！”没几天，他们来人把我接到五大队。队部后院有几十间破房，关了很多大法弟子。两个劳教人员看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单独关着。地上铺个棉垫，将大法弟子的双手分别铐在地环上，由着白天苍蝇晚上蚊子叮，再加上恶警的电棍和手摇电话机电。记得有一次恶警杨泽民（五大队的大队长）用大电棍插到我的嘴里电我，因为没有怕，那电棍顶在我的牙上，就感觉有一点麻，别的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一直抱定一个心――命可以丢了，法不能丢！当时的压力是无法形容的，不转化简直就象是死路一条。我心里想着，“师父，如果我的死对大法有力，那我心甘情愿去死。”我对主管迫害法轮功的王队长说：“转化那事你们就别想，你就是一刀一刀片了我，我都不会转化，不信你现在就拿刀试试。”

我心里又想：“我就不信我师父的弟子非得死了才算闯过去。”想是这样想，但我不敢奢望自己还能活着走出高阳劳教所！那时经文看得少，对如何证实法，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等没有现在清楚，但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却是毫不犹豫的。

负责看我的两个劳教人员劝我：“吃饭吧！这电棍、电话的你顶不过去呀！他们准备没转化的各个都得过关。”我说：“它关我一辈子我也不吃、不喝、不转化，不就是电嘛，我就是不怕它，我宁愿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我心里明白，只要太阳在转，我就得前进。

不过“不怕”可不只是嘴上说的，我知道，只有做到平心静气，那才是真的不怕。虽然队长说：“××总是微笑过招。” （在他们迫害我时，我是笑对一切）但我的心还是不那么平静。

一天晚上我的心真的平静下来了，就感到没有一点压力，对他们的迫害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当时的心情特别好。第二天早上我感觉胸闷，就对看我的劳教人员说：“我有点上不来气。”他说：“正好大夫过来了。”大夫说：“马上送他去作心电图。”做完心电图，大夫直眼看着我问：“××，你有心脏病？”我说：“没有。”他说：“你现在好点了吗？”我说：“好多了。”大夫说：“唉！四十岁的人了，你要好好休息呀！”我知道大夫可能检查出我有心脏病，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我没有了怕心，师父也就不允许他们再迫害我了。我感到一切全都变了，等待我的就是回家。果然，没过几天，他们就安排我回家了。

以上是我在高阳劳教所的最后一个片段，我悟到，我们是主佛的弟子，当我们真的放下生死的时候，邪恶就会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