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获得自由的第三天，经历了18天正与邪的激烈交战，我身体的一大部分都落入了死神的手里，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完全找回来，身体的一些零部件好像还不属于我，所以尽管我努力想使自己走得快一些，却始终赶不上前面那一老一小。

但是即使这样，我想那些恶人们也不会料到，我这个将死之人，会在它们放回我才两天就到街上玩去了。

回想这十几天的经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那一天，刚吃过午饭门铃就响了，我打开门看，是我爱人的同事金钟，旁边还站着一个生人，金钟介绍说他是胜北办事处的，那人接着说他要核对户口，可是進了门他的口气就变了，紧接着又来了一帮人，说他们是桥东分局的，并拿出搜查证，还要带我走。我当然不肯，他们就将我从楼上抬到楼下，又抬出了生活区，一路上我高喊：“邻居们，你们都来看看，警察放着杀人放火的坏人不管，却专抓修炼真善忍、一心做好人的人，这是什么世道啊！”他们不做声，强行把我塞進车里，径直拉上就走了。

先到了派出所，那里已经严阵以待了。一个小号的铁椅子看来是专门为我预备的，还有一副小铐子也是专门为我预备的，因为我体形小。我想起了我熟悉的一个同修，曾经坐了28天的铁椅子，那时正是夏天，她的臀部坐烂了又长了疽，丈夫和弟弟两人的十个手指都被竹签子钉烂了……

天渐渐黑了。我一直在向内找，想找到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感到有点疲惫，有点昏昏欲睡。这时一个警察進来。先是问寒问暖，问我吃饭没有。我告诉他：“我绝食，抗议你们的非法抓捕。”他接着开始审问我。我无意回答他，同时也困极了，很快就感觉不到他存在了。隐约的，又感觉他扳起了我的头，还在问着什么。我的理智告诉我：“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一切因素。”然而我的大脑已经不听使唤，很快我又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某部队一个招待所，铁椅子、小手铐也一并带了去。看样子他们已经对我做了充分的了解，知道我曾经在他们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逃走过。所以他们把我锁進铁椅子还不放心，还把手铐在铁椅子上，再派两男一女三个联防队员看守着，24小时后再换三个。但是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他们就又把我从铁椅子里放了出来，因为我明确告诉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会与他们進行任何形式的交谈。

这时我的心已经平静下来，反正事情已经这样，既然来到这邪恶的中心，就好好和那些邪恶的黑手及烂鬼们较量一番吧，我是大法弟子，论智慧，我已高出人，尽管有那些黑手及烂鬼们在操纵人，但它们是邪的我是正的，它们永远不如我；论胆量，我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论理，我占了百分之百。尽管我还有许多的执著和不好的心，但这正是我修炼的原因，我不能允许它们因此而钻我的空子。

第四天，他们开始给我灌食。先把我锁進铁椅子，然后五、六个人按住我，捏着鼻子灌一些葡萄糖和盐水。由于我不配合，根本灌不進去多少，绝大多数都撒在身上了。

身体越来越虚弱，后来就灌不進去了，灌什么吐什么。他们又开始给我输液。等护士一走，我趁他们不注意就把针头拔掉了。他们说：“求求你别闹了，你想怎么样？”真奇怪，他们倒问我要怎么样！我于是回答：“放我回家。”他们哪里肯。再输液的时候他们就把我锁在铁椅子里，两只手固定在铁椅子上，后来看我实在虚弱的坐不住，呼吸急促，心跳过速……就又把我抬到床上，叫三个联防队员轮换着按住我扎针的手，另一只手铐在铁椅子上。那位女联防队员实在看不下去了，等他们一走就给我打开了铐子让我躺得舒服些。但这样一来我反倒不忍心拔针了，怕她因我而受责罚。

我极度虚弱的躺在床上，身子瘦得成了一个薄片。我叫他们把窗户和门全打开，却仍然感到心口憋得慌，护士把输液的速度放到最慢，生怕我的心脏承受不了。但是尽管这样，尽管我人的一面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可我仍能感觉到，我的另一面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威力无比的，不断清除着那些另外空间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它们中什么形象的都有，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丑陋无比。可是在这过程中，我也经常冒出一些不好的念头，甚至因此而怀疑自己的能力。每当这时，我就恳求师父帮助。可是我抱着这样那样不好的心，又来求师父，也真让我感到羞愧难当。可是我不求师父又能求谁呢？我只能尽力清除自己那些不好的东西，尽量使自己更纯净些。

它们是国保大队的，那天它们在我家抄出了从上网下载到制作真象资料的全套东西，并通报到了市里，我成了重点的重点。但是我全然不管这些，我也不管它们在我面前唱红脸还是唱白脸，我也不管它们在我面前表现得对我的情况如何的了如指掌，我全都不管。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我正面的揭露它们的虚伪和丑恶，始终把自己的纯正、善良、慈悲表现出来，并用我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与它们周旋，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为了展现大法的美好。每次谈话（它们从不说审讯，始终都是说“谈心”），我都自始至终占上风，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理论上我都保持着优势。后来连看守我的联防队员都说：“我们也看出来了，它们哪里能转化得了你，它们说你一句，你有好几句在那里等着呢，它们根本不是你的对手。”其实我无意和人斗，只是他们不占一点理，却硬要和我斗智，结果可想而知。

后来它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经过整整两个星期的较量后，终于认输了，但又不甘心失败，干脆直接把我送進了劳教所。

我是被人抬上三楼的。三楼是“转化”中心。一楼和二楼关着被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这是劳教所的五大队，是后来成立的“法轮功队”，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只有少数几个普教是专门看守法轮功学员的，她们大多是吸毒人员（这年头就是怪，让坏人管好人）。这里的环境非常不好，妖气弥漫，有一些被“转化”的人连眼神都不正常了，说话更是不着边际。我惊讶于这里邪恶的程度。

它们派两个它们认为“转化”最彻底的人做我的“转化工作”，其中一个跟了我半天就跟队长要求调走了，又调来一个和我非常熟悉的人，我们曾经共同流离失所，曾经同枕共眠。可是她陪了我一天也去找队长要求调走了。另外那个跟我的小姑娘说：“真奇怪呀，她们两个是公认的最能说的，怎么在你面前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其实答案很简单：邪不压正。

在三楼，还有两个和我一样被强制“转化”的学员，其中一个已经20多天没有睡觉了，但是它们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卑劣手段折磨她，却始终不能让她屈服。

我在劳教所呆了不到四天。无论是在招待所的后期还是在劳教所，“转化”我的内容变成了以劝我吃饭喝水为主。在招待所，它们曾经几次把蒸好的鸡蛋羹喂到我嘴边。在劳教所，它们又说我不听师父的话，不珍惜生命。它们使出浑身解数，用尽招数，却始终达不到目地，我坚定的告诉它们：“我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但生命不是我唯一的珍惜，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许多值得我珍惜的东西，有些是比我的生命更珍贵的。比如自由，我现在不自由。还有我的道义良知，还有我做人的尊严，我把这些看得比我的生命更珍贵。你们现在想把我这一切都夺走，我还不如死了呢！”他们问：“那你怎么着才肯吃饭？”我立刻回答：“放我回家。”

恶警队长们一看劝说不成，又想用灌食来吓唬我。第二天，它们又换了两个普教看守我，并插管给我灌食。七、八个人按住我，恶医故意把管子在我的鼻腔里、嗓子里、胃里捅来捅去，恶心和疼痛几乎使我窒息，食物灌進胃里，又从嘴里出来，也不知它们灌了多少。灌完后它们并不拿下管子，而是将我呈十字形铐在床上，就象耶稣受难时一样，只是没钉钉子。一小时后我开始呕吐，他们只好打开铐子，取下管子。白灌了，这使它们非常恼火，气狠狠的说：“下午接着给你灌，还用这根管子！”下午，它们采用更恶劣的手段给我灌食，灌完后抽出管子，血随之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我知道它们之所以要这样，就是想让我屈服。我不想屈服，但我更不想承受这样的痛苦，我已经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跟他们耗下去了，有许多事情急等着处理，我必须尽快出去。我不断的发正念并恳求师父帮助，同时三楼其他两个坚定的学员通过一个假转化的人不断的把鼓励的话传给我，她们也在帮我。到下午五点多，已经十几天没有大便的我突然便出了许多黑黑的东西，我让看守我的两个普教看，告诉她们我便血了，临睡前又便了一次。队长很快就知道了这事，而且我告诉他们，虽然我没有再吐，但胃疼了一宿，到了早晨满肚子都疼。他们不敢再灌食，叫医生拿来了输液的瓶子，医生先给我检查身体，一按我的肚子我就叫，按哪我都喊痛，吓得她也不敢输液了。

时间不长，区610办公室主任和国保大队那两个副队长来了。见到它们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再见到你们。”其中那个黑瘦的副队长说：“你今天应该高兴啊，我们来接你回家。”但这里的队长曾透露说是送医院治疗。它们先把我拉到医院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没有让我看，但医生很紧张，也没有收下我。我想结果一定很糟，否则它们损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绝不会轻易罢休的。但是我知道，我什么事也没有，很快我就会好起来的。就这样我被无罪释放了。

古老的护城河两边装点得很美，黄色的野菊花在我身边迎风开放着。我坐在长廊里的长椅子上，任凭温暖的阳光照遍我的全身。我一边呼吸这自由而清新的空气，一边缓缓的回忆着整件事情的经过。虽然从表面上看，前因是他人的出卖，后果是拼死争来的自由，但是我逐渐的找到了这次魔难的真正原因所在，主要是因为我的做事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于是它们就放大这种执著，使我越来越忙以至最后学法、炼功的时间都不能保证了。我想这才是我真正应该吸取的教训。而我之所以能够正念闯过来，一是由于自己对大法的坚信，但更主要的一点是我出来后才知道的，有那么多的同修在帮我发正念，想办法营救我，充分体现出了整体的力量。

虽然我自始至终不配合它们，但它们却从中看到了我高尚的人格，它们都尊敬我。而出卖我的人虽然尽力配合它们以使自己的罪名尽量轻一些，却连迫害他的人也瞧不起他，蔑视他。因为他为一己私利出卖别人，出卖自己的良心，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悲哀。

在招待所，我住的房间每晚180元，这样的房间他们租了三间，加上看守我的人，办理我案子的人，每天总共七、八个人，它们的吃喝花销及补贴。那个610办公室的主任在接我回家时，曾经伸着一个指头对我说：“你知道吗？就你这件事，总共花了这个数──一万！”我说：“你们拿这些钱去支援贫困山区、去资助下岗职工多好。却拿着这些钱在十几天的时间里把我一个女人家给弄成了这个样子。你们简直愚蠢得不可思议。我想若干年后，这将成为天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