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20镇压发生了，在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叫嚣声中，镇压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政府公安强行收书，不让学法、炼功、不让外出上访，每天还要按规定签到，象“四类”分子一样受到管制。好人遭难，“真善忍”蒙冤，一切都在倒行逆施中。县公安局政保科长赵守怀充当镇压急先锋，每隔几天就要召集学员开会，搅得学员工作，生活失常。一天下午五点多了，他派两批人来叫我，我抵制未去，他就叫我和另一个同修每天到二里外的乡派出所签到，无论风雨、不去就恐吓。县、乡组织部门经常通知我去检讨、谈认识、搞过关、组织看诬蔑法轮功的洗脑电视等。单位还派来人监督、分管，给我生活、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99年11月我只好辞去工作、内退在家。

2000年初，我们夫妻到武汉打工。派出所第二天便威胁我儿子和亲戚要我回家写保证。他们搞联保责任制，让亲朋不得安宁。我无奈之下到派出所去理论，炼功袪病健身做好人，犯了哪个法，你们这样搞，那你们给钱我生活、治病。

2000年6月单位倒闭，我回来办理离干手续。在家期间政府不法官员派张連炳、朱志龙两干部分管我们、责任包干，我们有问题他们受牵连、处分、下岗。他们为了个人利益紧盯死守，隔三差五来我家，我们每次都讲真象，他们虽有明白，但为了饭碗，不得不严防死守，并请来我原来的同事王亚平许愿做生意减免税，为我们俩办低保，每月90元。我说原厂二百多人失业都没有办低保我不要。他们说那就把钱存着买养老保险，我谢绝了。

妄图“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成泡影，邪恶之首恼羞成怒，镇压不断升级，又提出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空气中充满了残暴的血腥。

2002年10月17日上午10时，县政保科黄鸿宾、镇派出所指导员沋福付等人无理抄家、翻箱倒柜，收走了《转法轮》和其它资料。我说你们无理非法抄家要遭报，黄鸿宾说让他得恶报。他们已经丧失了良知。随后他们强行带我去派出所审问，交待新经文的来源，我说从防盗门中递进来的，他们说我不老实，把我关在派出所的号子里。下午二点，政保科长赵守怀大喊大叫要我交待，我还是原话，他们就强行带我上车到县公安局。在车上我向他们洪法、讲善恶有报。他们说，江××要搞，他们就搞，他是皇帝，不对都对。叫我在拘留证上签字。他们根本不讲法律，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把我送进了一县第一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背《洪吟》、炼功。19日他们把我妻子抓进去了。我绝食抗议，警察不理。四天后管教才找我谈，说你吃饭，我们给你反映，你不吃我们就灌。

27日我被分到七号监，一进去牢头就问我，我就洪法，他们邪恶地说你不骂人、打人，那人就得骂你、打你。他们分我干最脏的活，洗便池、扫地、洗衣等事。他们把我的被子占为己有，让我和另一犯人合盖一床被。每天我最早起床搞卫生，还要按军事化的要求做操、队列、按军人立正、报告。强迫规定一周内熟背监规、行为规范。我说我不是犯人不背，他们便无事生非的打我，有时一天打二拳、有时一天打二、三十拳，打了一个月。他们还邪恶的说我能抗击打。有一天牢头周桓要求我背监规，我没背，晚上周桓指挥用被子蒙头打我，四、五个人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三次。第二天他们借故说我没钱，不让我用牙膏、肥皂等。还经常体罚让我蹲在便池边几个小时，面壁几小时。同修好不容易传来的两次经文，他们借故让我做事，把经文交给了管教。我说我没犯罪。晚上周桓吩咐犯人轮流值班不让我炼功，说在谁班上炼了就打谁三百拳，犯人害怕，求我劝我，好说歹说。第二天，牢头张兵魔性大发，借故骂我，从牢房一头冲过来用膝盖死命顶我胸口、两肋。顿时，我剧痛难忍、冷汗直冒，我大喊打人了，后趁出监之机，找所长要求调号了。我每晚炼功，被副所长刘某看见，第二天上，他恶狠狠的说，不准炼功、并要犯人监督我。我就把炼功改在白天午休时炼。牢头敢于如此行凶，和恶警的纵容是分不开的。

2003年元月9日，在亲朋的帮助下，派出所指导员沋福付把我们夫妻接回派出所，所长徐克平要罚款2400元，并威胁说不交钱不放人。亲朋说好话才拼凑了1900元。我们被非法关押了85天。

2003年11月，县干部、镇政治书记殷先、指导员沈某等人，要送我进洗脑班，为避免迫害，我流离失所近一个月。

邪恶迫害法轮功持续4年半，用尽了邪恶的手段，他这种倒行逆施的罪行必遭天惩。我们要把他们的一切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