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顾志毅是92年得法的老弟子，原为重庆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得大法前，她身患多种疾病，父亲刘建华也患严重的脑血管硬化，三天两头发病，我姐患有精神病，我单位离家较远，父亲和姐姐全靠母亲照顾。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痛苦压得母亲曾萌生过与大女儿一起自杀的念头。得法后，母亲发生了巨大变化，折磨她多年的疾病全不翼而飞，人也变得豁达开朗，走路象年轻人一样轻快。

看到母亲的变化，我、丈夫、父亲都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大法的净化下，父亲的脑血管硬化没吃一颗药即痊愈，丈夫戒掉了多年的烟瘾，我吃了许多中药未见好转的内分泌失调也奇迹般的在修炼一个月后消失了。更为神奇的是，久病的姐姐在大法纯净场的影响下，病情也明显减轻，药量减少了一半多。

修炼后，我们一家更是将“真善忍”的原则落实到工作和生活中去。父母是重庆税务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的老教师，母亲是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四川省优秀教师，退休后又为国家义务工作了一年，期间未要一分钱工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是国家教委中专司数学课程组成员，工作敬业，为人正直，深得教师和学生的敬重。丈夫四川大学毕业，中煤集团重庆煤炭设计院电脑工程师，曾获重庆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四川省优秀软件设计二等奖，并兼任单位科技英语翻译，是同事们公认的好员工。我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身为国家公务员，不贪不赌更不吃、拿、卡、要，当我又回到我曾管辖过的企业会计部门时，我手下的会计高兴地说“刘老师，是你呀！太好了！”因为秉公工作，在2000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汇算中，我查补的税款占了全所查补额的一半。

法轮大法让快乐又重新回到我们家中。然而7.20后，铺天盖地的邪恶宣传与残酷迫害，却把我一家推入无边的灾难之中。

一、重庆公安执法犯法，恶党之徒更为嚣张

7.20凌晨，全国开始了对法轮功辅导员的大逮捕。我母亲顾志毅在早上外出炼功时被警察非法抓捕，家里的大法书籍和所有的存折、现金均被抄走（存折经多次索取后方归还，一千六百元现金至今未还）。在我要求警方出具抓捕手续的情况下，当天下午市公安局一处科长李志伟带来了一份公章盖得模糊不清（只有外面的圆圈能看清）的刑事拘留通知书来，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

母亲经几次转押，后来就被送到了重庆石板坡看守所（此看守所专关重犯、要犯，此后曾关押过多名大法学员）非法关押，到2000年9月释放，被剥夺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人身自由，期间退休工资被全部取消。

重庆610一直处心积虑地搜罗栽赃法轮功的“罪证”。1999年10月，市公安局一处一个姓贺的处长（此人后来还多次来过我家骚扰和威胁），带两人到设计院找我丈夫，带来一堆从母亲家中抄去的废旧3寸软盘，关上房门后拍桌子砸板凳，凶狠地逼迫我丈夫承认是加密的，想搜集指控我母亲的“罪证”。我丈夫正告他们：我们修炼光明正大，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们怀疑可以找专家解密，何必采取这种恐吓威胁手段？中午，他们胁迫煤炭设计院请吃请喝，期间我丈夫劝他们做人要讲良心，贺竟然反问：“良心几块钱一斤？”

1999年11月，在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举行了所谓的“公开审理顾志毅利用×教扰乱社会秩序一案”。重庆市各大媒体也大肆渲染，试图制造“公开审理“的假象。然而开庭当日，法庭内外布满警察、便衣，一副如临大敌的阵势。在法庭举证时，控方证人，《重庆晚报》社保卫处干部拿出了当时的工作记录本，弄巧成拙的正好证明了大法学员前去反映情况非常祥和安静，令检察官满脸尴尬。眼看案子审不下去了，下午开庭不久，法官突然宣布休庭十分钟。此后法庭上就只听见检察官长篇大论地背诵官方的×教言论，再不给律师发言的机会。后来得知，渝中区法院一名副院长对两名律师进行了威胁，因为替法轮功学员辩护，两名常人律师被指责是法轮功一伙的，差点被吊销律师执照，律师当庭呈交的书面答辩词也被所在的瑞正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和市司法局拿回改得面目全非。

更为卑鄙的是，第二天，我接到一名自称是北京记者的女性打来的电话，开口即问：“你见到妈妈了吗？”无防备的我答：“见到了。”她又问：“她精神好吗？”我答：“还好。”当我想进一步讲时，刚说了句“可是，”对方已明显不耐烦再听，并匆匆挂断了电话。我当即意识到，这两句话已被他们录音了。本来镇压法轮功就违反了中国宪法，非法抓捕、审判我母亲的所有“罪名”都是莫须有，中国当局还妄图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掩盖他们的罪行。

母亲被捕后，年迈的父亲不堪警察多次上门骚扰，身体日渐衰弱，曾多次摔倒在家中，大小便失禁无人料理。2000年7月21日，父亲病危住进了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室，当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然而，就在父亲病危住院的第二天深夜，大坪石油路派出所全然不顾危重病人需家属全天二十四小时照料，强行将在医院照顾父亲的丈夫张全良绑架（在丈夫的再三要求下，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打电话通知我），理由还是“扰乱社会秩序”。起因是劳累一天的丈夫在病房外的树荫下盘腿休息（急诊室无处休息）被重医保安发现告发，不知深夜盘腿休息扰乱了哪里的社会秩序？更为恶劣的是，当重庆煤炭设计院领导询问原因时，石油路派出所治安室恶警还造谣说：“他半夜两点纠集重医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我打电话给市公安局一处的李志伟，希望他们讲点人道，释放我丈夫。电话那头，李志伟撕下了以前的伪善，根本不回答我的问题，恶狠狠地咆哮：“你们不好好上班，还去北京！”（2000年5月22日我丈夫曾因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十五天）我告诉他：“我们一直在好好上班，我丈夫是利用休假去的北京，上访有什么错？”电话那边传来了更为凶狠的咆哮，我看跟他无理可讲，就挂断了电话。我丈夫就这样又在渝中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

在这期间，有同修将我家的情况在国际互联网上曝了光，这令邪恶害怕了。在我将父亲接回大渡口家中没两天，在我父亲病危时落井下石的重庆公安局一处，却在姓贺的处长带领下，扛着摄像机，押着不知内情的母亲到我家，准备上演所谓“党和政府的关怀”来了。我与父亲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抵制了这场表演，令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听说，为了安排这次表演，他们还专门交待母亲“穿好一点”。

2000年9月，超期关押的母亲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此后，公安多次上门骚扰，最多一次来了十几人。现在母亲家门口还常停有警车，出门还常有便衣跟踪。

二、邪恶暴徒对向国家领导部门上访的丈夫肆意迫害

2000年5月22日与2000年7月22日，我丈夫因去北京上访和深夜盘腿休息被两次非法关押各十五天，共计三十天。

1999年10月，在重庆煤炭设计院高级工程师评定中，丈夫专业、外语全优，但所在单位情报处处长徐逢甲强制以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政审不过关为由，强行取消了我丈夫高工评定资格。

2000年8月底，重庆煤炭设计院在重庆610的威胁下，准备将我丈夫送当地洗脑班迫害，丈夫不得已离家流离失所。

2000年12月，丈夫毅然走上了天安门为大法鸣冤，在2001年元月被大渡口区公安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无理要求我丈夫写“不到北京”的保证，遭到严正拒绝后即将他非法劳教三年，说是要我丈夫“尝尝共产党的厉害”。我丈夫因此被关押在被喻为“当代渣滓洞、白公馆”的邪恶的西山坪劳教所，饱受“五马分尸”、“饥饿疗法”、“喝辣椒水、洗衣粉水”、“针刺眼睛火烧头发”、“打手脚心”、“坐老虎凳”、“坐钉子板凳”、“野蛮灌食”、“冷冻热渴”、“抽脚筋”“倒拖”、“电击”等酷刑，有时一天受数十种酷刑，导致无数次昏死，大小便失禁，右耳失聪，语言功能失调，精神错乱。三年中我母亲未能见上女婿一面。

直到2001年12月，我母亲一直未得到女婿任何音讯。这时传来西山坪劳教所正在疯狂残害法轮功学员，许多人生命垂危的消息。母亲撇下瘫痪在床的父亲和无人照顾的小孙子，带着女婿爱吃的苹果，只身前往劳教所探望。当恶警李其伟要求她做转化工作遭到严正拒绝后，李就强行赶她出门，眼看千辛万苦才来一趟却又不能相见，母亲悲愤地朝劳教所里大声喊：“全良，妈看你来了！妈一直得不到你的消息，你怎么样了？妈担心你呀！”恶警见状，惊恐万分，急忙叫吸毒劳教把母亲强行抬出去。在抓扯下，母亲手臂被抓得青一道白一道，带去的苹果撒落一地，母亲痛斥他们的违法行为。这时我丈夫在里面大声喊：“妈，你回去，将真象讲给世人！”只听见里外都是邪恶疯狂的叫喊打骂声，后来李其伟叫来西山坪派出所的恶警强行将我母亲带走。

2004年1月1日，历尽魔难，饱受酷刑的丈夫堂堂正正走出了劳教所。在劳教所一天只有不到一两米的“饥饿疗法”中，丈夫凭着对大法的正信，身体呈现了奇迹：白白净净，皮肤细嫩如婴儿。看到丈夫的神迹，劳教所恶警十分惊恐，因为害怕其他学员看到，便将他强行封闭在牢房中，并下令中队所有干警及劳教人员路过时严禁向内张望及交谈。

出狱后，经过炼功和学法，丈夫四个月后才慢慢恢复语言功能。去单位宿舍拿他的私人物品，可已被单位全部弄丢。找到单位领导，要求他们归还私人物品和恢复工作时，单位领导先是推脱，后竟说不认识他，再后来就威胁要喊派出所警察来抓他。当我丈夫拿相关文件给他们看时，他们不看，并放出话说：“你可以跟单位打官司，我们不怕。”

邪恶610还强行干扰其他单位接收我丈夫，使我丈夫至今无工作。

三、重庆610对我犯罪的事实

4.25以后，当时的新山村税务所所长就在上面的安排下找我谈话，劝我放弃修炼，说身为公务员如果跟政府做对，迟早要丢饭碗。我跟他谈了修炼的亲身体会，讲明我们不是跟政府做对，恰恰相反，如果修炼的人多了，对政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并指出他们的行为与1999年6月14日各党报刊登的《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对部分法轮功学员上访问题的答复》的相关精神相违背。该所长听后不置可否，其表情就是“你连共产党一贯的做法都搞不懂？”

7.20后，局领导在610胁迫下多次找我谈话，以开除公职相威胁逼迫我放弃修炼“真善忍”，被我严正拒绝。1999年8月初，市公安局一处到单位逼迫单位领导把我叫到局办公室，采取威逼欺诈的方式逼我承认参加学员聚会，组织集体炼功。从此单位有专人监视，外出有便衣跟踪。

2000年9月30日，我单位领导又打电话通知我和丈夫下午去新山村派出所，当时重庆正在大肆抓捕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此前大渡口区公安局一科恶警赖国华等人已多次以所谓的“传讯”要我承认发放了大法真象资料。

为抵制邪恶的洗脑迫害，仅与母亲团聚了二十天，我不得已离开了年幼的儿子，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此后三年多，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六十多岁的母亲身上。母亲被重庆公安关押迫害一年多后，身体大不如前，被重庆公安关押迫害得双手不断的颤抖。在这种情况下，一人照顾瘫痪的丈夫，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女儿和两岁的小外孙（丈夫、外孙的指甲都只能请人帮助修理），并牵挂流离失所的小女儿和在劳教所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的女婿，而且还要面对警察不断上门骚扰。我们一个好好的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

我所在单位重庆大渡口区地税局局长陈策，怕我修炼影响他的官职，7.20前就曾在局大会上公开批评，说“公务员在光天化日下炼功影响单位形象”，并强行阻止功友到我家学法炼功。当我主动上门跟他讲真象时，他阻扰我炼功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公务员拿政府钱不能跟政府作对”。可他忘记了，公务员是靠人民养活而不是靠政府养活。在我流离失所后，在江氏集团的连带政策压力下，他急于逃脱干系，将我匆匆“开除”。

我母亲、丈夫到我税务局宿舍家中时（全产权房），门卫拒绝放行，受谎言蒙骗的人事科长覃元为了表示对局长的忠诚，更是追到家中强行要求“登记”“写保证”（也说不出到底要我们保证哪样）。一次在门卫处曾引来几十人围观，众多税务局干部深知我的为人，但迫于局长的态度也是敢怒不敢言。当我家人质问为何干涉进入自家门时，他们答不上来，只说是局党委研究决定。作为执法机关的税务局，局党委知法犯法，可以公然做出违宪决定，粗暴干涉公民自由进出家门。如果不是江泽民及邪恶610公然违宪背后撑腰，他们何至如此有恃无恐？

在我流离失所后，重庆、福建公安局曾多次到我母亲及亲戚家中骚扰、搜查，企图将我绑架。我的所有私人银行存款全被重庆公安非法查封。重庆大渡口区地税局领导还在全体员工中宣布，要求发现我行踪后立即报告，说是将我交给公安机关后他们就没事了。

四、年幼儿子的遭遇

99年7.20，儿子刚满1岁就开始承受邪恶的迫害。先是邪恶之徒无故将深爱他的姥姥绑架；后来，邪恶不断上门干扰，威胁，爸爸又被非法绑架两次。

两岁时，大渡口区邪恶之徒妄图绑架他的爸爸和妈妈到洗脑班，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的父母不得不离开他，并从此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丈夫和我离开他一个月后，大渡口邪恶之徒又将在艰难岁月中照顾他一年多、将孩子视为亲人的阿姨李亚敏非法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孩子从此只能与刚从狱中出来的姥姥相依为命。

2004年，儿子该上小学了。根据我家具体情况，我家多次向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公安局、高新区公安局、市教委、九龙坡区教委申诉，但重庆高新区公安分局（儿子户口所在地）仍无理拒绝接收我丈夫户口，致使孩子入学时被迫缴纳了6千元赞助费，而我与丈夫早已被剥夺了经济收入，这对我家真是雪上加霜。

五年多的迫害，我年幼的儿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十分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孩子曾跟姥姥说：“别人说我没有爸爸、妈妈。”家庭的魔难使孩子十分懂事。冬天，他把姥姥冰冷的脚抱在自己怀里替姥姥暖脚。一次，孩子在姥姥不在跟前时依偎在一位常来看他的女同修怀中，将小脸贴在阿姨脸上说：“我可不可以叫你妈妈？”女同修听后眼圈都红了。

目前，我仍然有家难回，更无法照顾年已七旬的父母、年幼的儿子和患病的姐姐。

五年来，许多善良的群众都在默默的抵制着这场迫害，主动关心照顾着我家。门口的大伯帮母亲将米扛回家；楼上的阿姨替母亲捎回日用品；逢年过节老朋友、老同学都上门看望问寒问暖；更多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我们的关切之意。重庆同修冒着生命危险将我家和西山坪劳教所的迫害情况揭露出去，减轻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还有许多同修帮助带孩子，给孩子送来衣服、玩具，抚慰着孩子幼小的心灵……。在此，我代表我全家对曾关心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会继续遵照师父的教诲勇猛精进，走好今后的路。

在中国，镇压已持续了五年多，千千万万修炼“真善忍”的家庭都在遭受无端的残酷迫害和恐吓，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伤的案例还在天天发生，比我家遭受的迫害更严重的家庭比比皆是。在此，我呼吁世界上更多的善良人士站出来，与全球的法轮功学员一道，共同制止邪恶，早日结束这场无端的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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