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2次进京。在北京巧遇同修，我们商量在23日即年三十到天安门广场打条幅证实大法。

元月23日，即“天安门自焚”即将发生那天早晨，我们一行从附近郊区进入北京，来到前门，时间是下午1点30分。我们看到这里的情况与前几天不同，街道上警车鸣叫着穿来穿去，便衣随处可见，公用电话旁有便衣把守着。广场前就更是如临大敌，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行人道上，三步五步都是一群群警察、公安，警车整齐的排列在广场两侧的人行道上，没有百辆也得有几十辆。每个进广场的入口处都有三个以上的公安或警察把守，我看到唯一的一位男士在入口处被三个警察盘查，开始是出示证件，后是搜身、翻背包，才肯放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原计划无法实行，只有找机会闯入广场了。我们扔掉所有的旅行袋，我的手里拿一本杂志，拉开距离、目不斜视的在广场两侧各绕了一圈，根本找不到进广场的机会。下午4点多在广场的西侧与我们同行的一位女同修被警察拦截盘查，同时要求出示身份证，同修说：“刚吃过饭出来，没想到带身份证。”一女警察过来强行搜身，没搜出东西，女警察说：“前面戒严了，你必须顺原路返回。”在师父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和这位同修会合了，同时我们也坚定了进广场的信心。我们都坚定正念，请师父加持，一定要进入广场；一定要打开条幅；一定要喊出我们的心声。这时回队的女同修突然想起21路车在金水桥有一站。由于交通不熟，我们只好返回到北京车站，找到21路车在前门站下了车，正好是金水桥站。

下了车，我马上把驼绒大衣的扣子解开（证明我身上没有带东西），就这样我和同修没走出两米就被广场一士兵盘问：“你们是哪的？”我们一边向前走着一边所答非所问：“是一起的。”在这种严查下，我们能闯入广场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没走几步我们就打开了随身的九米长的“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好！”的条幅，同时也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我一直被架上警车还在喊着，警察几次来捂我的嘴。我们由抓我们的警察一直押送到前门派出所，警察们叫喊着：“不打就不打，打出来就是大的，快拿米尺量量。” 后来听说另一条十几米的条幅也顺利的打开了。

23日这天，抓了几十人。其中一位阿姨步行21天到北京，可遗憾的是这几十人，都没有能打开条幅，连广场还没有进入就都被抓捕，有的条幅还在身上根本没有动。这是我在铁笼子里听同修说的。

半夜11点左右，我们被押送到各派出所，在车上一警察（或公安）说：“你们法轮功真厉害，敢上天安门广场烧衣服。” 我被送到崇文门第四派出所。初一早上6点在广场撤下来的警察对其他警察说：“哪有人？除了便衣都是自己人。”

在崇文门第四派出所，我被恶警刑讯逼供。恶警拳打脚踢，让我抱头蹲在地上。我不蹲，恶警就强行扒掉我的大衣和绒衣外面的皮马甲，把我推到屋外冻了15个多小时。当时北京下小雪。他们不许我上厕所。我的双脚被冻伤，冻成了黑紫色，十个指甲全部冻掉。

初一晚上6点多我们都被送进崇文门看守所，在那里我们又被恶警刑讯逼供到晚上11点多。每个大法弟子由一个警察主审，二个恶徒施刑。恶徒是公安或派出所、看守所30元一天雇来的打手，这是打手们自己说的。

我在崇文门第四派出所时就是由6名打手轮流看押着。他们也很可怜，年龄都在40岁左右，他们说：“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就得干这昧着良心的事。他们让我们往死打，我们就往死打；不让打，我们也不愿打。”他们还说：“你就是炼功人，不然早冻完了。快说了吧，就你这体格根本受不了的，你能挺过这里，也挺不过看守所的……。”整个看守所楼上楼下惨叫声、器械的撞击声，响成一片，夹杂着烧焦的皮肉味道从屋里冒出来……，大部分同修真的是挺过了派出所，却没有挺过看守所。他们被迫报了姓名被当地押回去，继续遭受迫害。与我同监号的就有4位被押回当地。

初五，管教找我们谈话，劝我们吃饭，当时一女管教说：“听说有人冒充你们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自焚……”

我在绝食20天后被无条件释放。当时在看守所竟没有管教拿“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来胁迫我们，可见管教从一开始就知道“天安门广场自焚”是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