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99年10月26日，我想用我应有的正当权利向我信任的中央信访局说句真实的心里话，可我还没等看到信访局的大门就被强行塞進了警车。后被接回，在榆树市拘留所非法关押，渡过了32天的“高费用、低待遇”的犯人生活。

2000年2月10日我再次踏上了去北京的护法之路。11日早6点，我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一群便衣警察强行推到了警车上，送到了一个专门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那里关押着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后来被转送到长春驻京办事处，驻京办的长春警察非法搜走了40多名大法弟子的钱。我不给他们，恶警就恶狠狠地打了我两个大嘴巴，抢走了我1800元钱。2月12日我又被榆树政保科接回，被榆树看守所非法关押。10天后又转到拘留所，当时有100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因为我们早晨炼功，拘留所长魏福成领一帮管教打我们，所长叫警察打，打人的警察有孙景富、徐九非、常胜利、王非、高勇等。一帮警察用小白龙（白硬塑料管）劈头盖脸一顿狠打，后又把我们都拽到水泥地上趴着，继续打。这样我们天天早上炼功，他们天天对我们進行毒打，打完后还扒去我们的外衣，在零下27度的严寒下冻我们，我冻得直恶心呕吐。有一天有8名同修被扒去外衣，只穿内衣，足足打了两个多小时后，送到室外，在零下几十度中去冻。当时有两名同修冻昏了过去，徐九飞还说：“上边有打死人的指标，没事儿。”又是一天的早晨，我被叫到了管教室，他们不允许我炼功。我没有答应，就上来一帮管教，有高勇、常胜利、王非、安建国、许九非等7、8个人把我弄到一个小屋，拉上窗帘、关上门，让我趴到地上，用白塑料管一顿毒打，徐九非在旁边叫嚣：“给我打”，其他人蜂拥而上，足足打了有20分钟。我整个后背、臀部到腿部全都打得又红又肿，一天后就变成了紫黑色，腿部的紫色两年后才退去，形成的死结三年后才下去。

我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23天后，在2000年3月6日又被榆树政保科送到长春黑嘴劳教所非法关押我10个月。在这10个月里，除一天16、7个小时的超体力强制劳动外，还被那里的恶警绑“死人床”，电棍电等等酷刑。有一次我被他们电得头晕目眩，倒在地上，差点昏过去，真是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在2001年5月4日的晚上，我和同修去撒传单，喷真象标语，救度众生。回来的路上被恶人举报，110巡警把我们非法送進了榆树看守所。5月5日下午，政保科的周宪国、孙铁军、郭树青、老胡（郭、胡二人已退休）对我和同修進行了非法审讯。在这之前已有4人去我家進行了非法搜查，拿走了3张真象传单和经文。于是，他们逼我说出资料来源，我不说，他们就狠命的打我嘴巴。郭树青和老胡两人轮番打，打得我耳朵嗡嗡叫，头晕眼花，当时就把我的头打得象柳罐斗（水桶一样的柳编盛水器）一样大。政保科副科长周宪国过来一拳就把我眼睛打得肿起老高，已经不能睁开。他们二人问一阵、打一阵。同时，我还听到另一屋子里对另一名同修威逼诱供，拳打脚踢声。郭树青还用皮鞋狠命的踩我脚趾头。就这样他们对我和另一名同修整整疯狂的迫害一个下午。下班了他们才算住手，把我送回监室， 屋里的人还以为又送来一个人，都已经认不出我。因为我当时头已经变得老大，脸已经肿得老高，五官全部变了形，嘴不能张开，眼不能睁开。犯人们原来不相信警察会打法轮功的人，现在都说这些警察太狠了。第二天我的脸就变成了紫黑色，狱警都管我叫熊猫。而且他们也都悄声说：“打得太重了”。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法轮功的人又没干什么坏事，怎么把人给打成这样？一个月后我又被转到榆树拘留所，10天后又判了我2年劳教，被送往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因为身体不合格被拒收，又返回到榆树拘留所，非法关押到6月27日放我回家。

这便是我亲身所受迫害的大概经历。我把这些写出来，是希望那些参与和没有参与者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用良心想一想，千万别再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给江泽民当打手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千万给自己留一条生路。你的亲人们也都不希望你们干坏事，否则再有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结局，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你负任何的责任，给江泽民当替罪羊不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