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在得知中共江××政权要镇压法轮功之后，我和同修们当天清晨到黑龙江省政府反映我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在那静静等待，没有人喧哗。有关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倾听群众的声音，而且调入大批警察和部队，设置路障，禁止路人通行。警察开着车在大街上横行，大叫着，并放高音喇叭说些乌七八糟的话。那些部队当兵的，拿着盾牌、武器，一排排站着盯着我们，就像阵前打仗一样。还调来很多车，那些警察强行把法轮功学员们赶上车。此时我知道那些官员根本就没有听取群众意见的意愿，根本就不和我们接触了解情况。

在车上，司机说：警察把他们截住，把乘客撵下车，只说“政治任务”，就强迫他们来拉炼功人。原来政府官员搞政治就可以无视百姓的基本权利，而老百姓向政府反映意见都不行、就会被整。像我们这么和平的请愿都不被允许，我们被拉到各个体育场和一些学校，警察开始逐个盘查。我被拉到“萧红中学”，到了下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造假新闻，诬蔑之词在整个教学楼宣泄着。几个警察把我围在两张桌子中，开始叫嚣、讽刺、挖苦，一幅流氓的嘴脸尽显无遗。

这样一直折腾到晚上，不法官员通知单位来人把我接回，并威胁单位来人看住我，否则如何如何，把来人吓得满脸慌张和不安。第二天哈尔滨南岗区“政法办”来电话施压，强迫单位对我如何，叫我到他们那去。我非正式职工，在单位里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想：我们这么正，没有什么怕的，我去了“政法办”。到那后他们对我说：“你今天早上串联去了。”我早上在校园里走走就成了串联，就是罪过了。原来他们在监视我，我没想到这么快它们就利用街道和居民委干这种肮脏的不法勾当了。

这时来了一个人二话没说，就对我脸上、头上一顿暴打，又对我胸口凶狠的打了几拳，这人可能是哈工大派出所的。我坐在椅子上没有动。有个人说把我送到派出所去，说那里打得更狠。邪恶们表演完了就逼我写检讨，让我写串联如何。还说要我随叫随到。片警又到我住处非法搜查。当天单位又开会对我进行攻击，就好像他们以前不知道我炼功，不知道我是守心性重道德的人，黑白被颠倒了。我从97年开始修炼，当我变得越来越纯真、善良时，当我变得对任何人、事没有敌意、只有容忍时，邪恶却突然来了这一手，炼功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没有了。

邪恶集团强迫每个有职权的人干着最坏的事，也没有任何法律可讲。法律被恶人们利用，成了邪恶的工具。现在警察干出一两件好事马上上电视、上报纸宣传，这不正好证明绝大多数警察没干什么好事吗？一个人干尽坏事，他一定不是好人，哪一个集体、国家不同样是这个道理吗？现在的中国人有一种思想，当政府干坏事的时候，他们不去关心这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和这是坏事的事实，而是想到它们曾干过的一两件好事，而去漠视眼下它们正在干的坏事，生活在以往那虚假的成绩里，不想看到真实的一切。

2000年12月份，我和同修们去北京证实大法，我能做到的就是本着善心去告诉世人，去告诉那麻木的中国人，欺世的谎言不会长久，法轮大法真善忍已在我心中扎了根，真善忍将荡平一切污垢和愚见。我们先到天津，如直到北京可能会被半路截回，邪恶是害怕我们的善良正义之举的。中午我们到天安门，我看到广场上的警察、便衣比游客还多。我们打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横幅；在金水桥上、在广场上，我们就像一朵朵梅花傲雪盛开，又像一柄柄利剑刺入邪恶的心脏。邪恶的警察顿时乱了营，他们疯狂打抓大法弟子。

我在广场中央的一块空地上，当时国旗下有一群警察正向两个扯着一条四、五米长横幅的同修扑去。我也把写有“真善忍”的横幅举了起来，几个警察向我扑来，我举着横幅躲闪着，又有几个警察从四处跑来，把我按倒在地，抢走条幅。有一个警察往我脸上狠狠的踢了一脚，顿时我的鼻子就流出了血，右眼也被踢得睁不开。

我被不法警察们抓上车，车里还有和我们一同去的两个同修。这时我看到广场上还有同修继续被抓、被打。我们被送到前门派出所地下的铁笼子里，我看到已有一百多大法弟子被抓到那里。大法弟子们用热烈的掌声鼓励着我们，我们一起背法，背《洪吟》。有同修把“真善忍”横幅挂在铁栏上，在墙上、棚上都写满了“大法好”、“法正人间”、“还大法清白”等等。后来我被拉到邪恶的石景山看守所，被关在第九号仓。刚进去就感到阴暗的犯人仓里弥漫着一股阴邪的气氛，犯人们阴沉着脸，脸上冒着凶光，让我坐到中间不许动。晚上他们把我安排在放风的铁门边，这个地方透着冷风。

半夜，恶警把我叫到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问我姓名、住址。回去后我靠在铁门旁，脑里一片空白。这时我听到有声音，原来是没说姓名的大法弟子都被关到九号监仓放风的地方，也就是我靠铁门的另一侧。听到同修们一个个被推进去、被踹进去的声音，我流泪了，我知道同修们受苦了，知道自己的不坚强。第二天早上，警察给每个监仓发一堆钉子和小塑料，是装饰用的，让把钉子钉在小塑料上。有几次我坐下来钉，犯人们马上让我蹲着钉。近中午时，我有些快受不了了，这时我被叫出去，那些犯人把我的鞋换了。

我被不法人员劫持到黑龙江省双城驻京办，有一个姓夏的警察把我铐在暖气管上。几天后我被带到双城西北区的一个办事处，街道和居民委来了许多人，尽说些栽赃、诬陷之言。那几天真是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当时一个姓朱的书记怕把我送到看守所他们拿不到钱，就派民警队长陈永占（已遭恶报死亡）到我家勒索3000元钱，说不给就把我送看守所迫害。我家里被逼无奈只好交3000元钱，恶徒拿到钱后将我放出。

后来在单位上班时，我给同事们讲真象，同事们基本上都能理解、支持我。我利用单位电脑打印一些明慧资料，同事们看到了也不对别人说。这样直到2001年10月，学校两个寝室管理员在我宿舍发现大法书后报告了学校，单位领导又一次被触动而对我施压。恶警又到我宿舍找我，当时我恰好不在。迫于压力，我只好离开单位。我找到同修，在一个小型资料点做真象资料。

几个月后由于同修被跟踪，在2002年2月份，恶警们半夜撬开防盗门，就像土匪一样把屋里翻得乱七八糟，把我的呼机、600元钱、身份证抢走，同修的几千元钱也抢走。恶警弄得满地烂泥，强盗、流氓的本性又一次显露出来，把我和同修抓到哈尔滨派出所。我们在那里继续炼功，发正念除恶，讲真象他们根本不听。第二天夜里我们被送到南岗看守所，刚到那，恶警们就是一阵叫骂，我被关在508监仓，他们安排两个犯人在我身边监视一举一动。在那里不许说话，不许活动。但我还是能告诉犯人们记住真善忍。当电视里放假新闻时，我就告诉他们这些都是谎言。

两个月后我被判劳教，恶警们说你上诉也没用，但我写了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希望有善良的人能给我帮助的上诉状。我被非法送入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集训队，那里邪恶纵容着犯人为所欲为。睡觉时四、五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想翻身都不可能。剃头用破推子，简直就是薅头发，盖的是爬满虱子肮脏不堪的破褥子。还不许随便上厕所，吃的是又脏又小的窝窝头，整个一座人间地狱。

20多天后，我被送入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在邪恶的劳教所里，恶警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我过不好，我就让你们不好过。”意思就是它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以肆无忌惮的干各种坏事。还弄出许多名目来，让穿那些肮脏的队服，剃光头，什么走路背手、报数、吃饭唱歌等这些侮辱人格的事说是所规，强制大法弟子干活，如：挑牙签、筷子、剥大蒜、洗瓶盖、织布、织袜子，不干就打、体罚，说是政府的规定。不让大法弟子活动，不让洗澡、洗脸、洗衣服，有厕所不让去，渴了不许喝水，饿了不许吃东西，不让家属接见。在这种日常生活方面摧残人，先把我们身体搞垮之后，偶尔给检查检查身体（也要钱），声称是对我们的关心。

劳教所强迫我们看诬蔑大法的录像，强迫看为中共歌功颂德的片子，胡说是对我们的感化。其实那些警察不是不知道真象，它们也说它们就是邪恶。它们采用威逼利诱、毒打、欺骗、恐吓、奴役，妄图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

在劳教所里，我度过了600个黑暗的日子，我被来回调了九次队，恶徒们调队的目的也是折腾大法弟子。每个队的邪恶不同，使用的流氓招数和手段都不同，它们所采用的一切形式、手段是想打乱大法弟子的思想，摧毁大法弟子的意志和正念，但都不能达到目的。在这些日子里，我和同修们与那些恶警、恶人们进行着正与邪的较量，我们用修出的真实、善良、和容忍，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坚实的走过来了。我于2003年10月份走出劳教所。邪恶所干的一切已成徒劳和泡影，它们逃不出失败的命运和灭尽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