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现在我失去什么，在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路上我都不会退却。因为我知道自古以来坚持真理就要付出代价，我也知道正义和正信一定能战胜邪恶。

我叫黄泽亮，1976年出生于广东省化州市平定镇红榄乡门楼塘村，从小就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了乡里榜样，成了父母的骄傲，成了这个家庭兴旺发达的希望。1997年我入江苏省中国药科大学就读。本来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入学后由于对环境的不适应和对自己的放松，学习成绩就越来越差，成了班里的差等生，一年级期末考试时，我是班里的倒数第一名，数学课需要重修。上二年级时，学习任务更重了，我感到自己已经再也读不下去了，心理压力很大，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法轮功。法轮功高尚的道德和深奥的法理深深的吸引了我。我严格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指导我的生活，做好事不做坏事，做事先考虑别人。奇迹出现了：我改掉了自己暴躁的性格，身体变好了，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二年级期末，我已经扔掉了差等生的帽子，再没有不及格的科目。三年级的时候，我不但英语过了四级，还修完了大学要求的选修课。成绩达到班上的中、上水平。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宽敞的大道。那时候我每天都生活的很开心，很充实，我真是庆幸自己能遇到法轮功。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99年7月恶党江泽民集团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学校的几个恶党领导为了使我接受媒体的谎言，不让我上课，强迫我看电视新闻、报纸。可是我看到报纸上所说的都是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和恶意的歪曲，我怎么能昧着良心说话呢？法轮功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作为学生要学好功课，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我怎么能同意报纸上说的“学了法轮功就不要学习”、“学了法轮功就不要家庭”等等无端的诬陷呢？他们见我不肯屈服，除了不让我上课外，还经常以谈话的名义几个人围住我谈，时而冷嘲热讽，时而诬蔑辱骂，时而威逼恐吓，我无法正常学习，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和伤害。

2000年3月，我到北京上访，目的只是想到信访办公室，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因为那时候我还很相信中央，相信政府的领导。可是我错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信访办的门口密密麻麻的站满了各地来的便衣警察，那种凶狠的目光，那种紧张的气氛，令我终生难忘。

我和其他几个学员刚刚走到门口，他们就一窝蜂的围上来，推推搡搡，喝问我是不是法轮功，并强行搜我们的身。一个人抢到我的身份证看了后高声叫道：“是南京的！是南京的！”有几个人立刻跑过来抓住我，有人还在我身后重重的踹了一脚。

那时我流泪了，堂堂中央的信访办，成了虎狼之所，竟然对待善意去反映意见的公民这样的凶残，真是悲哀！

当晚我被带到“南京驻北京办事处”。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椅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我被押回南京。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南京市栖霞区派出所以“扰乱治安”为名将我拘留15天。

在我被拘留期间，我校“中药学院”的杜文清和余丹妮老师，为了推卸责任，伙同学校保卫处的胡处长、李老师等，密谋将我父亲骗到学校，以“保外投医”为名，哄骗我父亲到医院伪造了一张假病历，说我中学时代曾患有精神分裂症，现在复发，需要回家休养。还在背地里骗我父亲签下许多为他们解脱责任的协约。奸计得逞后他们就把我开除了。

我被开除这件事，一下子冲垮了这个幸福的家。母亲经受不起打击，整天哭泣，昏昏沉沉，身体一天比一天憔悴；家里人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那些媒体所编造的“反党”、“反社会”、“反人类”等等大帽子，加上周围人的奇异眼光，变成一种巨大无形的压力，令人窒息。

回家后，为了减少麻烦和地方公安的骚扰，我甚至很少出门，省得又落个“串联”之类的罪名。可是我又错了。我的“安分”并不能换来安定。2001年3月，平定镇派出所所长郭华雄以“防止出事”为名，将我绑架，把我关在镇上一个阴湿、污秽、狭小的留置室里，不但吃不饱，连喝的水都是带有很重的锈味的自来水。法律上明确规定镇上的派出所关押犯人不能超过两天，可是他们竟然灭绝人性的将我关押长达五个多月。当时正是所谓“严打”时期，派出所一批一批的抓人，有时一批抓二十多个，都关在那个只有八、九平方米的留置室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由于缺少用水，里面的空气污浊甚至发臭。有时处理完一批后只剩我一个人，又感到非常寂寞。如此反反复复，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觉得快要崩溃了。

恶党不法人员们逼我认同媒体上的造谣宣传，要我承认报纸上编造的那些谎言都是真的，要我承认法轮功是反党、反社会、反人类，要我承认学了法轮功以后就不要家庭，不要学习等等，我怎么能埋没良心说这些话呢？如果我没有看过法轮功的书，我可能屈服于他们的淫威，会相信他们的谎言。可是我看过《转法轮》和其他法轮功的著作，我知道法轮功的书上是怎么说的，我清楚的知道他们都是在断章取义、他们在有意歪曲。别说我从法轮功中得到那么多好处，即使我没得到任何好处，作为一个还存有良心的人，我都不应该说假话害别人。他们见我不肯屈服，就恶狠狠的说：如果你不说，我就让你坐穿牢底。所长郭华雄还侮辱说：你们和街上的疯子一样，没人会同情你们的，现在火葬要分任务，说不定拉去充数了。

2001年7月，我被恶党不法人员转到相邻的文楼镇。那里法轮功学员很多。为了关押法轮功学员，文楼镇派出所还紧急建了一所平房，地上墙上的水还没有干就强迫法轮功学员搬进去住。当时正值夏天，里面蚊虫成群，湿热难耐。恶警们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跑步，一边跑一边喊辱骂法轮功及法轮功师父的口号，强迫法轮功的学员在法轮功的书及法轮功师父的相片上涂画、打叉，强迫学员们写什么“悔过书”、“决裂书”等等。如果不服从就殴打、抄家。有的学员家里的粮食、豆种都被抢掠一空；有的夫妻都被抓去，孩子无人看管……。在那偏僻的农村，恶警和610的邪恶之徒在上级的纵容和指使下，更是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2001年8月，我被恶党不法人员转到茂名610洗脑班，在那里又被关了三个多月。那里更是邪恶的黑窝。法轮功学员们被分开关押，互相之间不许说话，就算见面时用眼神打一下招呼、点点头，也会被制止，而且还被强迫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新闻、报纸，强迫写所谓的“悔过书”、“决裂书”、“揭批书”等等。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权，没有任何做人的尊严。他们可以随时搜房、搜身，随便讽刺辱骂。有一个叫崔洁的女学员，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和旁边的学员说了几句话，立刻就被几个保安夹住拖走；有个叫张伟琼的女学员只是在床上打坐，就被强拉出去淋水。

关押学员的房间里面没有厕所，要上厕所还得求保安开门。那几个保安整天在窗口晃来晃去，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还在女仓的窗口说一些下流无耻的话。当时的“领导”有姓李和姓薛的两个科长，还有吴中玉、林玲。充当“帮教”的有伍文琼、张冲云等等。姓李的科长还多次恐吓我说，要送我去劳改三年。当我问他我犯了什么罪可以被判劳改时，他居然恶狠狠的说：“你炼法轮功就是犯法，只要我们把材料送上去，马上就批下来。”如此无法无天的人间地狱，居然还欺骗人民说是“法制教育基地”，请来茂名电视台拍照做广告，真是卑劣！

由于恶党不法人员长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我已是骨瘦如柴，以至于我能从窗口的铁棍之间穿过，得以逃出魔窟，可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为了逃避迫害，这几年我一直四处流浪。在我流浪的这几年里，我母亲和奶奶在悲愤中相继去世。昔日幸福美满的家庭，已经永远破碎。每当夜深人静，我就想起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想着想着就忍不住流泪。

现在那些恶警们还在到处找我，我不敢回家。听说家里的电话、手机都已经被监听了。为了不给家人带来麻烦，我连电话都不敢打。我只能孤零零的在外面流浪。因为没有身份证，我找不到工作，生活都很困难。

这就是在中共恶党独裁统治下坚持正义，坚持说真话的代价吧。在这场迫害中，虽然广大人民被中共恶党的虚假宣传所迷惑，所欺骗，被中共刻意挑起的仇恨所淹没，但是谎言终归是谎言，谎言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一旦人们看穿了中共的谎言，就会看到自己在这场迫害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就会作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