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迫害开始不久，作为一个普通的大法修炼者，我也成了镇压对象。1999年11月，在正我休假期间，大队书记曾两次声言要把我送进拘留所。我被迫天天到单位报到，不让正常休假。每天被逼迫看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报纸上登的那些都是歪曲事实，是造谣诬陷，栽赃陷害，以此来蒙骗百姓。

为了澄清事实，在2000年2月27日我去国家信访办反映情况。万万没想到，在国家信访办大门外我被几十个便衣劫持，阻止我进去递交上访信。我被公安带回大庆，被送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在回大庆的火车上，大庆建华派出所姓宋的警长用手铐把我铐在卧铺上。他向我的妻子索要500元作为他此行的费用。我们单位向我的妻子索要1000元。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被强行剥夺，正常的信访渠道被扰乱。究竟谁在犯法？！

2000年10月，大队书记派人向我妻子索要10000元说要“作为抵押”，被我妻子拒绝。他们就从我的工资中每月扣约1400元，打算一直扣足10000元。2000年底油田搞买断工龄，为了不给单位再带来麻烦，我思考再三决定买断。公证手续办理完毕后，书记喜形于色，把扣我的工资退还给我。

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仅是针对修炼者的，它是针对中华民族的良知而来，牵扯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善念良知。2001年1月4日，建华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借找身份证为由，从我家偷走三百多元钱。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与“文革”时红卫兵打、砸、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1年1月12日，我路过天安门，便衣警察强行把我抓走，关押在前门派出所。后来把我送到海淀区看守所。在海淀派出所，四、五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用高压电棍电击我的头和脚心长达十几分钟；用橡胶警棒打我的小腿骨和脚掌；用膝盖猛顶我的大腿股，两腿被打的青紫。数九寒天，他们强行扒光我的衣服，用冷水浇了我二十来分钟。我的头被冰的麻木了，全身都冰透了。警察还纵容刑事犯用冷水浇我，强迫我光着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不准我睡觉。我的脚后跟骨被警察打得像裂开了一样，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就像针扎一样钻心地痛。

在我刚进海淀区看守所时，值班看守就看中我的皮鞋（半个月前花300多元买的）、皮手套、围巾，当我从海淀区看守所出来时，看守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没了，他把我领到一个里面堆放破烂鞋的仓房里，随便捡了一双鞋让我穿上。

一周后我被带回大庆时，行走、下蹲都非常困难，下火车都很吃力，一个多月后才逐渐恢复正常。回来后，建华派出所姓宋的警长看了海淀区的卷宗，说这就是一张废纸。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在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非法关押我三个多月。5月4日到期后又给我加期两个月。由于我身上疥疮严重，他们才不得不于5月11日放我回家。在建华派出所姓宋的警长叫喊“下次就判你劳教”。

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当一个人为自己辩护并指控他人时，如果他把对方的嘴堵住，那么这个人所说的话一定是谎言。对法轮功就是这样。当权者不允许我们讲话，却由一言堂的新闻媒体对法轮功随意撒谎。甚至，为了达到进一步迫害“法轮功”的目的，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案便如此上演了。

2003年5月8日早晨7点半，大庆市国安局在我家附近将我绑架。当时从一辆黑色轿车下来三个人，把我推進车里，给我戴上手铐，用我的上衣蒙住我的头，不让我知道车去哪里。我质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我？他们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大约三十分钟，我们来到一个类似宾馆的楼房前下了车，我撩起衣服看车牌号，被他们阻止，又给我蒙上。進了一间客房（两个卧室、一个卫生间），我被铐在椅子上。他们将一个卧室里的床撤掉，摆了一张审问桌，另一个对着卫生间的卧室里摆着三张单人床。我看到桌子上的档案袋上写有“安全局”字样，原来是安全局绑架了我。他们把我随身带的主要物品作了登记，当时我签了字。直到下午2点多，他们才和我谈话。他们说我妻子和孩子都是挺好的人，我单位也说我这个人不错。我这才明白为何干坐了六个钟头，他们是了解情况去了。在三个小时的问话过程中，一个姓杨的科长不耐烦的走到我跟前，挥着拳头说：你说这一拳打在你脸上能怎么样？我朝他一笑。一个年轻的小伙说，哪有象网上说的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的？我说我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他不再吱声了。还有一个人阴沉着说“这里跟公安局不一样，到这儿就得有啥说啥，否则……”。

我一直被铐在椅子上坐到半夜十二点，只有吃饭、上厕所时，他们才把我的手铐打开。就连上厕所都得有人盯着，不允许关厕所门。睡觉时，他们又把我右手铐在床头的暖气管上，一个看守阴着脸说今晚好好养足精神，明天就不这样轻松了。我躺在床上只能右侧着身。两个看守吃完方便面后，也躺下了。我睡在中间那张床上，他俩在两侧。

5月9日早晨5点多，我睡醒觉后，我想：听昨天他们说话的口气及以前我的经验，看来他们要折磨我。为了不被他们无端的迫害，为了正义能够得到伸张，我不能在这里被不清不白地迫害。我必须得走！终于正念闯出虎口。

至今我的下列物品还被扣押在国安局：

身份证一张； 现金：一万零七百多元； 建行存折（及其储蓄卡）：五万四千多元； 农行存折（及其储蓄卡）：六千多元； 一串钥匙（九把）； 一部手机；一个皮包；一件西服上衣。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几年中，警察及我单位的人多次到我家骚扰，电话被监听。我妻子、孩子及其他亲人都在承受着巨大的打击与精神压力，备受煎熬。

1999年底，由于我没按书记的要求填写对法轮功态度的表格，他们把我扣在单位从晚上5点多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我妻子在那陪我一夜。这些年她一直在恐惧的煎熬中度日。37岁的她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儿。

由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把中国人都搞怕了，原本正大光明的修炼，却好象自己做了见不的人的事情一样不能向别人诉说。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人们都以一句“胳膊拧不过大腿”应付了事，内心的苦只让你自己默默承受。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种心态。这种国情是谁造成的呢？难道大家不该严肃反思吗？

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上演之后，3月的一天，刚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放学回家对妻子说“今天班主任在课堂上问哪位学生家长是炼法轮功的？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大家都在看我！”从那以后女儿沉默寡言。起初她总感觉有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国内媒体的欺骗宣传给女儿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衡量好坏、善恶、是非的标准被扭曲了，对于女儿当时来说如何能摆脱这一切？！我能体会到她内心的苦。虽说这些年女儿坚强的走过来了，也明白了真相，但彻底清除她内心的阴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待到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人人懂得重德行善，才会彻底清除谎言欺骗给每个人造成的毒害及其烙印。

我的父母、岳父岳母都是善良忠厚的老人，“文革”的创伤留给他们不可治愈的疤痕，对法轮功的迫害又将他们善良的心活生生的撕碎，老人们也只能无奈的默默忍受。在有法不能依、有理无处说、有冤无法诉的今天，他们该如何呢？

我们所做的只是用平和的方式让人们知道真相，做我们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