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沈阳法轮功学员李伟勋，曾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多次关押，并于2002年1月初饱受中共恶警残酷的折磨，造成四肢不能动，口不能语，不能进食。当其已奄奄一息时，经家人和友好人士千方百计的营救，保外就医。在此期间，还有四名警察对她进行24小时监控。“保外”期间，李伟勋成功脱离了监控并辗转到了泰国并申请了联合国难民身份。

今年7月，美国国会很有影响力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James Sensenbrenner写信给负责接纳难民的美国国务院，敦促国务院认真处理法轮功学员申请难民的案例。国务院也回信说将尽快办理。

2005年9月21日，在联合国难民署和美国政府及其它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李伟勋来到了美国，结束了几年的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终于获得了自由。

近日明慧记者采访了李伟勋女士，请她详细介绍了自己在被迫害及被营救的过程中的亲身经历。

记者：能请你介绍一下得法修炼的经历吗？

李伟勋：我是在1996年春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的。我9岁就患了类风湿症、气管炎、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等多种疾病，特别是我结婚生育后，病情更加严重，腰、胯、腕关节肿痛，睡觉翻身都要人帮助，三伏天不能开窗，不能睡凉席，还要盖被子，药物在我身上已不起作用。我孤助无望，苦苦挣扎，痛不欲生。然而在得法和修炼后，这些折磨了我三十多年的病痛消失殆尽。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神奇的功效，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我心态变得平和、安详，我的家庭更和睦，婆媳间、姑嫂间、夫妻间和子女间，和谐而快乐，别有一番情趣。

看到我的变化，全家人都觉得神奇。不知不觉妹妹和儿子也炼法轮功了。婆婆从新加坡女儿家回来，跟着我听了三遍师父讲法录音，99年7月19日我教她炼功，可第二天迫害开始了，婆婆就停下来了。

记者：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镇压后，你曾三次上访，四次被抓，能详细谈一谈你第四次被抓，被折磨得全身瘫痪，后又死里逃生的经历吗？

李伟勋：2002年1月13日，我所在的法轮功真象资料点被暴露，我与几位同修被绑架到了沈阳铁西凌空派出所，四天四夜不许睡觉，审问资料来源和相关人员。

为抗议绑架，我开始绝食，因为我没罪，所以拒绝回答他们的审问，警察就用书卷成轴打我的头、脸；将我背铐在椅子上，提起铐着的双臂向上拉，手铐卡在肉里，渗出了血；用皮鞋跟踩我的脚趾来回碾、踢我的脚踝关节、小腿骨；用一寸粗的铁管打我的小腿骨，我咬紧牙关，挺着就是不说话。

第二天他们换了两个打手，说不打我，但要折磨我，他们让我蹲下我不服从，他们就用双手掐住我的肩膀、脖子，往下按我。看我还不蹲，一个揪住我的衣领往下拉，一个在后面踹我的小腿，见我仍不蹲，其中一个大个子打手，用胳膊肘猛击我的脊椎和颈椎。

当时我感到整个胸腔都被震开了，随着一次又一次猛击，我的头“嗡”的一下，随即栽倒在地。接着他们硬拽着我的衣领拖着我，逼我做蹲的姿势，我已无力站起，双腿麻木失去知觉，瘫倒在地上。

记者：在这样的痛苦中，你是怎样承受过来的呢？

李伟勋：当时我的注意力没想着疼否，我只想着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我所做的一切没有错，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我不能做丝毫对大法与同修不利的事。当时我深深的感到，强大的正信、正念威力在支撑着我。

回想在大陆的风雨岁月，我那时心很静，什么都不多想，但思维很清晰。哪怕走在喧嚣的大街上，我也觉得自己好象独自在旷野里，溶在其中，很高大……那种境界，那种状态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记得我在给省政府的信中说，《转法轮》是叫人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明白了真理的人们，是会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

第三天他们又换了两名公安局的打手，其中一个一见我就说：“钟恒杰就是我打死的。”另一个补充说：“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钟恒杰是和我同住一区的法轮功学员，2001年被迫害致死，公安对外诬陷他是自杀。

打死钟恒杰的凶手粗暴凶狠的将我拽到他跟前，左右开弓打我耳光。面对杀人凶手，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内心格外平静。我静静的看着他。修炼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在生死关头更显神奇。当时空气凝固了，四周静极了，凶手的手停在了半空，落不下来。

记者：那你后来是怎样从监狱里出来的呢？

李伟勋：轮番的折磨失败后，2002年2月9日他们下发逮捕通知，要给我判刑。我拒绝签字，检察官说：“不签字也判你。”事后得知，他们对我缺席判处了16年监禁。起初我想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但我转念一想，我不应该承认他们强加给我的非法关押，监狱不是好人应该呆的地方，我应该出去，我要出去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功是冤枉的，法轮功是教人修炼做好人的。

在当时中国那种黑暗的环境下，能从监狱里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保外就医。由于在看守所的长期迫害，2月17日我的上肢开始不能动了，浑身还长满不知名的疙瘩，刺痒钻心。20天后我的双腿也不能动了，手脚肿得发亮，几天后我牙关发紧，不能说话也无法进食，人陷于昏迷状态，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为推脱责任，这时沈阳市610才批准我保外就医。当亲人把皮包骨头，只剩一副骨架的我抱上车时，我知道自己终于活着出来了。

其实我所经历的只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个缩影，而且与许多法轮功学员所受的迫害相比，我所经历的不算最严重的。而且在这场迫害中，对人的精神和心灵上的摧残要远大于对肉体的折磨。

记者：能谈一谈你为什么觉得这场迫害对精神的摧残更甚于对肉体的折磨吗？

李伟勋：在这场迫害中，中共混淆着是非善恶，并企图用谎言、变异的逻辑、人的伦理和亲情逼迫人放弃自己的信仰、良知和做人的准则。那种对人心灵上的摧残是剜心透骨的。

记得在我第三次上访被抓时，被拉到辽宁省驻北京办事处地下室，那些警察每天晚上吃喝完了，就拿我们寻开心，用各种方法折磨，背吊、蹲马步等，男学员被打的更惨。有一对法轮功学员是新婚夫妇，当恶警折磨丈夫时，把妻子叫去，让她听丈夫的惨叫声，还问妻子有何感受。这是何等的卑鄙。

99年11月，由于上访，我被押回到沈阳市大南收容所。记得那天哥哥和我先生搀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出现在收容所里，我惊呆了。看着老泪纵横的妈妈，我的心颤栗着，妈妈说：“伏（我的小名）啊，写一个吧，咱好回家，听话！”我忍着眼泪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做错什么，不能写。”

“妈给你跪下了！”我赶忙托着妈妈的手臂说：“妈妈，不要这样，我炼功身体好了，心也开阔了，这您是知道的，妈妈，我做的都是合法的，违法的是他们。”妈妈最后流着眼泪离开了，望着妈妈的背影，我的心在滴血……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政党，利用手中权力来违背宪法，反而威逼百姓在良知与亲情之间做出抉择，这是何等的残忍无道！

然而对人精神上最大的摧残就是所谓的转化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被所谓的转化了，放出来后不久他就明白过来了，他对我说：“那时的我就像一个空壳，生不如死。”我听到后非常的震撼，至今想起都禁不住流泪。一个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有人的精神，没有了人的精神、人的意识，那就是行尸走肉。而这所谓的转化就是用酷刑和谎言逼迫人放弃自己的精神。也有法轮功学员承受不住这些精神上的摧残而被逼疯的。

中共一切杀戮人、扭曲人灵魂的手段，和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积累起来的整人的经验，全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集中体现出来了。比如他们长时间的不让人睡觉，直到你神智迷失，目地是在精神上拖垮你，再用谎言欺骗和酷刑折磨逼你放弃自己的信仰。

而这种精神上的摧残也不光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所有的中国人可以说都是受害者。记得在99年7.20镇压以后，没有人敢和法轮功学员说话，也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谈论法轮功，难道他们都不明是非？不是的。在中共几十年的洗脑中，很多中国人已经对良知和正义麻木了，就象那个动物一听到铃声就想吃东西的条件反射一样，中国人一听到政治运动就产生巨大的恐惧，人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在这种恐惧中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人的正常的心智都扭曲了。

我在保外就医出来后，家里人都知道如果我身体恢复了还会被抓进去的，爸爸竟然说，那你就去服刑，服完刑再出来。我听了真的很难过，有哪个正常人会愿意自己的亲人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受牢狱之苦呢？爸爸做过检察长，在那样的环境下心灵被扭曲到了这种成度。

记者：在对你的迫害中，你的家人是否受到了株连？

李伟勋：自从我进京上访被抓后，我的家庭便没有安宁之日。单位里我被开除党籍、失去了工作、没有了工资。我被作为典型，像文化大革命一样，在公司广播站面向三万多员工，批判了我一周，发红头文件到各部门、各分党委、党支部。我丈夫和我的好几个亲属都与我在同一公司，我能想象得到这种文革式的大批判对他们的心理压力。我丈夫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株连，经常被找去谈话，让他做我的“思想转化工作”，在外他顶着压力极力维护我，回到家里强忍着痛苦，精神上的承受到了极限。

街道、派出所经常派人到家里骚扰，节假日、敏感日更无遗漏。婆婆被告知：你儿媳妇炼法轮功，你们就是反革命家属。年迈的婆婆时常被吓得尿裤。我们不得不将婆婆寄居她女儿家，我也被迫回娘家寄居。他们连孩子也不放过，到孩子读书的学校去骚扰，孩子在学校里被监视，几年来在电话里都不能叫我一声妈妈。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拆散了。

在我保外就医逃出来后，我的家人却遭到牵连，无端受害。当天我的嫂子被抓到派出所审问，胳膊被街道办事处主任打伤，到晚上才把人要回来。而后他们追查至娘家、哥哥家、丈夫妹妹家等，所有的亲戚家都搜查了，还派六人将娘家及哥哥家监控起来。

后来为了躲避迫害，我到一个远亲家住，一天表哥家孩子的同学来家玩，表哥以为是便衣警察，惊恐万状。看见表哥那恐慌的表情，我知道我只有离家出走，流离失所了。

其实我的家人所经受的也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庭的缩影，这场迫害所波及的又何止是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亲属也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和株连，千千万万个家庭被解体拆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