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5月4日，科长田勇在大会上诬蔑大法，我就喊了一声：“大法好！”几个吸毒犯就把我连拉带推，拉到组里没有人的地方脚踢拳打了一顿，我的脸和眼睛被打的成了青疤，队长也气恨恨的跟上进来，把我吊铐起来（把手铐的牙子锁完）。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我的手腕血管卡住，心里发难过，脸蜡黄，头上冒汗，我就喊：“快把我放下来，我不行了。”吸毒犯马树林还捂住我的嘴不让喊，把我放下来后我的胳膊失去了知觉，后来又把我吊铐起整整七天七夜。

强制外出劳动，组长郑文燕就叫我们背土都要跑上，一刻都不能停，二组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当时就说了一句：尽力做着哩。结果二组的组长就说丢了二组的面子，回到组里，就把她打了一顿。2001年8月，二中队吸毒犯把蒸馍倒在了垃圾里，她们就说法轮功学员没看好，就把二中队法轮功学员的伙食就给减了，每顿只给半个馍，中午一小勺面，长达一个月左右。

2001年9月9日，我们法轮功学员整体在院内炼功，范贻蓉值班就把我们吊铐起来七天七夜。采访团记者来采访时，她们就叫吸毒犯强制把吊铐的法轮功学员领到厕所里。其实这个劳教所里表面整洁，军事化，而内部时常吊铐法轮功学员，打声、骂声不停。

2001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范贻蓉、马讳等五个队长逼我转化，因我拒绝，她们就把生产任务加重（做筷子），吃饭只有五分钟，还给我拿来一本书叫我每天晚上站在院子里背（正是四九天），有时站到天亮，有时站到夜里两点，或者三点，直到站到了春节跟前。春节到了她们放假了，春节过后，她们又叫我站到院子里背书，我拒绝，范贻蓉、马讳又把我吊铐起来七天七夜。

我被恶警们迫害的双手疼痛难忍，筋疲力尽，站上睡着，坐上睡着，眼睛看不清东西。2002年3月27日至29日，三天时间内，在范贻蓉的指使下，全所打了个乱。范贻蓉就在3月27日晚上将我吊铐起来用软胶皮棒打，打得我都昏了过去，还不罢手，放下歇了一会，又吊起来打，自己打累了，又叫几个吸毒犯组长来打。

我被毒打的满身是伤，屁股成了茄子色，走路都困难。我被超期关押了41天后，才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