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劳教

我被分到第四大队。2001年3-4月份，所里开始强行“转化”炼法轮大法的学员，把所有不“转化”的全都关在一个屋里，有的两三天不让睡觉，让已经“转化”的人昼夜轮流做“不转化”学员的工作，大小便不让出屋，还专门指派吸毒犯人骂“不转化”的学员，就这样折磨了一个多月。刚转回到第四大队干活，2001年5月份的一天，所长王燕等人到四大队叫拒绝转化”的人都出来。当时出来的人很多。我当时没有出来，它就问我为什么不出来，我说：“我要为大法喊冤。”它马上就叫几个吸毒犯把我拖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打了一顿，它们拉我的时候，我就不停的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我师父是冤枉的！”它们狠命的打我，其中一个警察恶狠狠的说“你想喊冤，你就不看看这是啥地方。”打我的时候，它们把所有不“转化”的大法弟子都藏到了教育科。过后才知道，是上面的领导这天要来视察了，它们准备了半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例如打扫卫生之类。它们怕法轮功弟子当着他们领导的面喊“法轮大法好”，被批评它们办事不利，所以就把弟子藏起来，当领导们走后，才把这些人放回队里干活。其它大队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欺骗领导的。

2001年7月22日，我去宿舍外面炼功，刚举手抱轮练站桩，几个吸毒犯跑出来把我拖回屋里拳打脚踢，这时屋里其他的大法弟子就喊“打人了，打人了”却没有一个警察来管，不仅不管，被打后，在去干活的路上，一个恶警问我“打你了没有？”，我说“打了。”，这个恶警就给吸毒犯使了个眼色，几个吸毒犯不由分说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回屋里又毒打了一顿，我的内裤都被拖烂了。即使这样，我照样被逼着去车间干活。

2001年10月1日早上7点半左右，队里的大法弟子们一起从监舍冲到院子里的旗杆下面发正念。恶警非常害怕，叫来很多其它犯人拉我们回屋。大法弟子们觉得发正念非常神圣，谁也不走，可最后还是被拖了回去。每个参加发正念的学员都被狠狠的打了一顿，其中赵喜莲（郑州农业大学讲师）、张亚丽被打得最狠，头部被踢、跺，脸和全身打的黑青，眼睛肿得睁不开，勉强睁开也看不见东西，神情发呆，头脑糊涂，尤其是阴部被踢得尿不出来。为了反对这场迫害，大法弟子们开始整体罢工，不去干活了。200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武晓桦等五个大法弟子再次到旗杆下发正念，结果又被恶警指使的犯人把她们拖回，这次专踢打阴部，打的她们不能小便，其他的大法弟子想喊，叫他们停止这种邪恶做法，却被恶毒的捂住嘴，揪头发，打脸。

第二次劳教

一进劳教所，先把我单独关到一个屋里做“转化工作”一个多月，见转化不了，大约在2003年3月份时，又把我转到三大队干苦活。四月中旬，对劳教所内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又进行所谓强制转化--上绳、穿约束衣，同时指派劳教所里的吸毒犯和其他犯人打学员（承诺它们可以减刑），这些犯人为了减刑，不择手段的大打出手，甚至把人打残。这种纵容、教唆恶人干坏事再施以好处的邪恶做法，使这些犯人变得更加丧失人性，更加残忍。有些犯人进劳教所之前还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进劳教所后却搞起了这种变异的堕落行为。

当然，在这些人中也有一些看到大法弟子平时的表现和所遭受的待遇，暗中帮助大法弟子的，当大法弟子被罚站、白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还不许睡觉时，轮到这些人值班，她们就让大法弟子休息、睡觉。第二天如果被恶警知道，就会被大骂一顿的。有一个犯人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又这么大岁数了，从内心讲，真不愿意打你们，但如果不打你们，就是我们不配合恶警，是要被加刑的，可是这一次就是加刑，我也不打你们。”

劳教所一面强制“转化”，一面强制我们干活。到了2003年9月份，连星期天都没有了，每天让我们干15-16个小时的活，10月份以后，如果有学员干活稍微慢一点或身体不舒服，就被犯人往死里打，根本谈不上有任何人的尊严。在学员被打时，狱警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甚至使眼色要狠狠的打。

2003年11月份，劳教所叫所有的学员写所谓的参与政治的作业和总结，要是不写就罚站，昼夜不让睡，白天还得照样干活。有的学员始终不写，它们就对这些弟子加刑两个月。它们对在劳教所里证实大法、或者“反弹”的弟子都加刑三个月。

以上是我这几年作为法轮大法弟子在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的亲身经历，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绝不仅仅是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一个劳教所或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上行下效，是有预谋有指令的一场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们的对正信的迫害。不过，无论这些邪恶小丑使出怎样恶毒的手段，也不能改变我们这些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正念，我们坚信师父的法，坚决抵制这场邪恶的迫害，直到邪恶灭尽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