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诉状提交经过

在调查中，知情者向明慧记者证实，1999年法轮大法遭到全面、公开的迫害后，很多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北京散发真象传单、上访，并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及联合国途径，帮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象，制止迫害。朱柯明与王杰更从书店买来有关法律书籍，分头查找法律条款、撰写申诉事实与理由，并在2000年7月左右写成致高检的申诉状。

2000年8月25日，朱柯明、王杰从位于北京长安街的一家邮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寄出申诉状，指控江泽民（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军委主席）、罗干（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政法委书记）、曾庆红（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部长）迫害法轮功，“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体制、宪法及法律”。2000年9月28日明慧网曾刊登这份起诉状。

* 原告被捕经过

明慧记者了解到，9月7日，即诉状以挂号信寄出两周后，二十多名警察（身着便衣）于晚间11点许上楼包围了朱柯明、王杰当时借住的寓所。当时二人均在现场。朱柯明因其姓名和曾在北京燕山石化任外贸经理等线索已被查明，列为主要抓捕对象。思想准备不足的朱柯明被警察突然盘问“你是不是朱柯明”时，答曰“是”，于是被警察当场被铐走，投入警察停在该寓所楼下的车中。

与王杰重名者在北京数以千计，本来警察并无把握确认在申诉状上具名的是哪个“王杰”，但因王杰当时也在现场，并且被警察查问姓名时王杰如实回答，结果王杰也当场被铐走。

经核实，前往抓捕朱柯明的警察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及房山区，海淀警察中有一名有副局长官衔。

* 王杰的遭遇

上图：王杰

朱柯明和王杰被捕后，没有审讯，只有猛烈殴打与酷刑，但二人毫不畏惧，宁死不屈。因身为中国公民，王杰受到的迫害更为惨烈。

2000年11月30日，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在给王杰（病案号53791）的《诊断证明书》上写道：“于2000年11月24日至2000年11月30日住院治疗，共7天。出院诊断：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肾小球肾炎。” 此时王杰的体重已由被抓时的70公斤降至50公斤。

2000年11月30日，王杰的亲属接到通知，将王杰接出“保外候审”。据知情者介绍，当时王杰已经完全意识不清、大小便失禁、需要隔天洗肾一次。记者看到另一张医院单据上写道，从2000年11月30日至12月16日，王杰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16天（住院号430027），费用结算为9806.98元，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为做肾透析所用。

王杰在北京友谊医院期间，警察每天在医院监视，王杰身体一直没有起色，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警察同意亲属接回家用中药调养，但条件是“候审”，以便王杰身体好转了再抓回去继续迫害。

王杰被接回家后情况有所缓解，但仍然身体动不了，更不能走动。家人问及在里面受了什么苦，王杰不答，只是流泪。

2001年4月中下旬，王杰在良心人士的帮助下转辗来到海外。同年5月2日，有学员发现王杰表现出失去正常记忆的症状，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也不会象其他修炼人一样炼功和读法。

有的海外法轮功学员拿来记述其他大法弟子受迫害经历的明慧文章，以及密勒日巴佛苦修的故事鼓励王杰。一天，王杰忽然开口说道：“这些我都受过。”——文章里写的是大法弟子被恶警灌水、烟烫、冷冻、殴打。

一位当时的见证人告诉记者，王杰脚腕处被铐得露出了骨头，伤口很久才愈合。

王杰证实，警察爱使用的一种酷刑，是用东西将人裹起来狠打，因为这样打看不出外伤。

来到海外后，王杰曾问身边的一位学员：“你知道渣滓洞吧，渣滓洞的刑罚我都受了。”该学员问：“打你的时候，有没有过一点儿害怕？”本来不爱说话的王杰听了立刻瞪大眼睛：“可能吗！”（意思是根本不怕。）

友人曾问王杰：“王杰，最使你痛苦的时候是什么？”王杰回答：“警察用膝关节磕我肾脏[的时候]。”——王杰被抓进房山拘留所后，每天都受到毒打。警察受命江泽民与罗干，无意问话、只是一味的毒打王杰。就在恶警用膝关节猛磕王杰的肾脏之后，王杰昏迷了一个月，经抢救才又苏醒。

在最后的日子里，王杰出虚汗、吐血，有时只吃一两口饭血就喷出一两米远，喷出的血呈番茄汁状。知情者回忆这段情况时说，医学上认为这是伤到中枢神经才会出现的症状。王杰的身体极度虚弱，夜间睡觉时为了维持呼吸，竟然需要慢慢解去内裤，以减轻腰间松紧带造成的些微压力。但是，他一直默默的、坚强的忍受着痛苦。一次读罢过去修炼人受苦受难的故事，王杰曾表示：大不了就把这个身体给他们（指迫害者）。谈到这些，当时有机会与王杰交谈的学员后悔地说，当时自己也不懂，否则应该劝他站在高处，主动否定迫害，而不是一味地承受。

2001年6月18日深夜，王杰倒在洗手间的地上，悄悄的去世了。享年38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