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田雨先生发稿前未和另一位中新社文字打手“前辈”沟通。2002年4月9日人民网刊登了中新社记者潘旭临发自郑州的报道《天安门广场自焚者王进东、薛红军追述荒唐事》，文中作者写道：

“策划天安门自焚事件主谋之一的薛红军，对自己当初如何与王进东等人密谋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我与王进东等一批法轮功弟子练功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出去过宏法’”，并称薛红军不断接到“网上发来指令”，最终决定自焚。

依据田、潘的两番报道推理，则1994年就开始练功的薛红军在“策划天安门自焚事件”时，“练功一年多了”，应当是1995-1996年左右。这是在2001年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之前的5-6年。那时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起步，国内还只有少数几个BBS网站，而法轮大法的明慧网也都还没有建立，不知记者先生希望薛红军从何处获得“指令”，从而决定自焚？一个真正把法轮功作为信仰的人决不可能糊涂到连自己哪一年开始练功都记不清，而且薛红军对“密谋自焚”“记忆犹新”，那只能麻烦请田雨先生、潘旭临先生和“组织”上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更改一下互联网历史，以免影响不断发出“指令”的合理性。

然而给中共江集团添麻烦的不仅仅只是不懂事的文字打手们，还包括不受江集团控制的外国记者。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2月4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道《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由于《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导迅速传遍海内外，影响到当政集团的声誉和“喉舌”报道的可信度，于是新华社开封记者王阿敏、王恒涛于2月8日发出通讯稿宣称，刘春玲是镇压以后，也就是1999年7月以后才开始练习法轮功的，“母女俩经常拉上窗帘，关在房里练功，连小思影要好的小伙伴也不让进门。”这样就“合理”的解释了《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结果：因为镇压已经开始，所以不公开练功，邻居们也就不知道。不过王阿敏、王恒涛考虑欠周的是，他们的报道却又和1月30日新华社的匿名通讯稿，即所谓介绍“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始末”一文相矛盾，在该文中匿名新华社记者写道，刘春玲“不仅自己长期迷恋法轮功，而且带动、影响了12岁的女儿刘思影。” 刘思影“在妈妈的影响下，1999年3月她开始在家里练习‘法轮功’”。也就是说，小思影的妈妈刘春玲至少是在1999年7月对法轮功镇压前开始练功的，这样才能合理解释“长期迷恋”。显然这次“喉舌”记者们给“自焚”案的组织制造者的信誉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事实上，“喉舌”记者们给“组织”上添麻烦，也不是从“自焚”案开始的。在刚刚开始镇压法轮功时，为了配合江集团在法轮功创始人的“生日问题”上做文章，田雨的“前辈”、新华社记者徐家军在《人民日报》1999年7月29日第一版报道，现年80岁的老人潘玉芳声称1952年为李洪志先生接生，并对47年前的这件日常往事“记忆犹新”，还记得当时的日期，并指责李先生“改生日”。为了加强可信度，徐家军还在报道中写道，潘玉芳还称当时注射了“催产素”。

然而，催产素应用于临床，是1953年以后的事。不知这位老人1952年采用什么先进技术制造的催产素？据《不列颠大英百科全书》记载，科学家于1953年发现了催产素的分子结构，同年，在实验室成功地合成了催产素。首次人工合成催产素的美国科学家 Vincent du Vigneaud因此于195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既然“喉舌们”言之凿凿地宣称潘玉芳老人“记忆犹新”，这恐怕也只能麻烦“组织”上和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商量补发诺贝尔化学奖给早在Vincent du Vigneaud就是用催产素的潘玉芳了。

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同不同意“组织”上的要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这几天“喉舌”们重新推出早已被揭露得破绽百出的天安门“自焚”旧闻，只不过凸显随着海内外了解迫害真象和“喉舌”造假内幕的人越来越多，江集团的谎言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已只能冷饭重炒。替田雨们想想也是，江集团谎言越扯越大，越大越难圆。不过这也是常识，即将被历史淘汰的江集团当然知道，只不过骑虎难下，能拉一个陪葬的是一个；这个常识田雨们想必也清楚，不过为了眼前利益，宁可舍弃良知，把自己的未来与走向灭亡的江集团绑在一起。这却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利令智昏。不知道田雨们深夜独自面对自己的良知，是否还有清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