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20，法轮大法被非法打压，恶毒的宣传使人喘不过气来。2000年12月15日，我和妻子去北京上访。那时恶人在火车站被旅客踩李老师的照片，还让骂人，不这样做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们乘坐哈尔滨至天津的长途汽车，又从天津到廊坊，16日下午在廊坊的一家小旅店住下，17日坐喷气发动机车去北京。

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里警察和便衣很多，它们见到外地来的拎着包的人就去搜查，看是否有法轮功的东西或让骂人，有东西或不骂人就会被抓上警车。不时的有大法学员打横幅，被抓住摁倒在地，警察对他们拳打脚踢，当时我们有些怕心，转了一会儿就回廊坊了。

18日我们又去了一次北京。20日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把身份证扔到了垃圾桶里，鼓足了勇气，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没等喊几声，就被扑上来的警察和便衣劈头盖脸的打了一顿，推进警车送到天安门分局。由于我们拒说住址、姓名，被送到昌平区，然后又被关进松园派出所。天黑后，警察逼我说姓名、住址，我不说。它们就打我的嘴巴，打头，用椅子面打我后背，把我的衣服扒光，往身上浇凉水，然后把窗子打开，让我站在窗口吹凉风，把我冻得全身发抖。有时让我躺在水泥地上，还用电棍电击，其中有一个长得特别难看的，喝得醉醺醺的警察，更是邪恶，满嘴的污言秽语，对我除了打骂，还有一些让我都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卑鄙下流的手段，真是邪恶至极。

这期间对我迫害的警察约有七人左右，其中包括两名保安，它们轮番的问、打，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半夜二点多，它们把我送进了小号，那里很脏，地上有尿，发出臭味，里面有三、四个人，警察告诉保安，说这个人啥也不说，不让他睡觉，让他脸朝墙站着，也不让上厕所。就这样我一直站到第二天。上班后，它们又把我叫到一个屋子里，说你如果说了，我们就把你送到车站让你回家，我知道这都是骗人的，但自己心里想，说就说吧，别在这遭罪了，回去到看守所也许比这儿能好。所以我说住址、姓名，这以后我每天都被关在小号里，睡在水泥地上。直到23日，拜泉政保科科长陈景满把我押到齐齐哈尔驻京办事处，和另一个同修用手铐锁在一起。24日晚坐北京至哈尔滨的列车，还是把我俩锁在一起，押回拜泉县，当天被劫持到第一看守所。

2001年1月17日，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关入富裕劳教所，在那里，每天都被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像，不准说话，不准随便上厕所，有时几天才能洗一次脸，洗衣服就更困难了。我们被迫干苦役，扒旧房子、修路、建楼。5月份我的腹部鼓起了一个脓包，很疼痛，不能干活了，后来包越来越大，有要破了的感觉，也吃不下东西了，劳教所怕出事，给我办了保外就医，7月4日把我转回拜泉县第一派出所。以后一所的片警田洪亮每天都会到我家来，有时上下午一趟，搞得家中不得安宁。

2002年5月23日晚9点多钟，一所所长卢化军带几个警察到我家非法抄家，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然后把我强行绑架到一所。后来听说那天晚上拜泉大搜捕，共抓了20多修炼人。它们逼我说发了70多张传单，连续审问了2天，我没承认。县610办公室的黄××叫嚣说，让他坐铁椅子，给他上刑，看他说不说。后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散了法轮功传单为名，又把我非法劳教三年，又被关入富裕劳教所。

在富裕劳教所，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被逼坐塑料凳，要坐直，不准动，不准闭眼，不准说话，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像。管教和刑事犯非打即骂，甚至连吃饭慢了点都会被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又变得不好了，胸腔内特别疼痛，连喘气都痛，口腔内也溃烂了，什么也吃不下。一检查，是结核性胸膜炎，胸腔内有积水，还有肺结核、贫血、高血压等，劳教所又给我办保外，把我退回到拜泉公安局，9月10日把我送回家。

几年来，仅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就被反复迫害。希望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强烈谴责发生在中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将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