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底，妹妹偶尔得到了一本《转法轮》，想让我学，可我不想学，我对气功一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就这个书名我也弄不懂是啥意思？

1997年春天，妹妹说让我帮忙搬点东西，到了地方一看，有些人在炼功。大多数是岁数比较大的。炼完功后，有个老太太说：“以后买鸡蛋我不拣大的了。挨排拿，师父说遇到事情得为别人想，小的卖给谁呀？”我听到这后，仿佛在听“天方夜谭”，现在的人谁还谈这些呢？你这样，我也这样，买东西不挑不拣连卖东西的人都说你傻，都说你大头。事情虽然很小，可我受到了触动，我想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到底写了些啥？

我在看《转法轮》这本书的同时，学了动作，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炼了不长时间，困扰我多年的疑难杂症都不翼而飞，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没有病的滋味。特别是从书中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做事情开始为别人着想，法轮大法真好，我开始将《转法轮》介绍给我的同事和朋友。我心里明白，因为有了“真、善、忍，才有了我的新生活。

风云突变

在我对生活充满了向往的时候，灾难突然从天而降，1999针对法轮功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因为坚信法轮大法而被迫害。在被迫害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社会变到极其可怕的地步，更加坚定了我学法的信念，师父说的一点都没错，只有法轮功这块是净土。

1999年7月20日到今天，只为了不说假话，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只为了用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去北京上访。五年中我受到了毒打，软禁、拘留。我风餐露宿的进京，流离失所中我参与正法，我的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1999年7月20日，我因为进京上访被拦截，次日早3点多钟去炼功，发现在家属楼门口，有两个便衣（此楼仅此一个出口），还点着灯，有桌子、椅子，看样子一宿都没离人。看我要出门，其中一人拦住我，问我干什么去？我回答：“干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人说：“不告诉那就哪也不许去。”我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应该堂堂正正的告诉他，想到这里我说：“炼功去”，然后骑车就走。回来的路上才发现两个便衣一直跟着我。

7点多钟，有人敲门，我被告知到单位上班，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单位早就给我放了长假，这个时候让我到单位肯定没有好事，无论如何我得去。否则他们便找到借口说我们违法乱纪了，到单位一看，除了跟着我的，还有等着我的，总共六人。一个政委，一个科长（在外学习，现抽调回来的），4个恶警进屋刚坐下，政委和科长就跟我讲什么“国家已经将法轮功定为××教，你要认清形势，好好交待这个组织的问题，讲清楚你和这个组织有什么联系方式，具体活动内容，还有卖书的钱都干什么用了，重点揭发师父，比如敛财”，让我争取宽大处理。我义正辞严的跟他们讲，我所了解的“组织”，只不过是有的人炼功了家中有地方，别人一看挺好，这样就凑到一起念念书，炼炼动作。如果其他人想学，大家商量一下看谁的动作标准，有时间就义务教功，书中有要求，不许收费，完全都是义务的。至于我和他们唯一的联系就是有空到那里学学法，炼炼动作。根本没有其他的活动内容，我开书店也没有盈利，本地和外地有很多人的书都是我送的，还有一部分钱，我印资料“洪法”用了，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交集资款六千多元钱，我都凑不齐，是向婆婆借的，我所讲的你们都可以去调查。我要强调一下为什么分房子的集资款都是借的，却有钱送书给别人，还将钱用在洪法上呢？那是因为大法好，教人道德回升，又祛病，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没有人指使我这样做。说到师父敛财，我闻所未闻，师父没有向我要过钱，也没有让别人替他收过钱，我也没有见过师父，何谈敛财？

看我不交待，他们让我看电视，看报纸，学习，然后继续交待。我跟他们讲法轮功是被陷害的，如果电视中的事例有一例是真的，那么学“大法”这么长时间我肯定会发现，那么不用别人劝，我早就不炼了。看我这么坚定，他们又采取了别的招数，让单位领导出面收回我的房子，市政法委姓王的书记来恐吓我，如果不交待问题，不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让我丈夫下岗（丈夫不炼功，在另一单位上班），让我考虑一下孩子将来升学、就业的问题。并向丈夫索要2000元保证金。丈夫没有钱只凑了1000元。

为了能让我“转化”，他们虚张声势，让我怕。一会儿公安局长来了，边喊边拍桌子，让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和后果。一会又用警车拉着我到这里核实，到那里核实。又多次押着我去抄家。税务局的也来说我偷税漏税。如不补交三万余元税款，就将被起诉、判刑。半身不遂的父亲、母亲、哥嫂、姐妹，全被他们找来了，让他们劝我要识时务。更有甚者，为了达到让另一同修写保证的目地，竟让其家里人将卧床不起的老人抬上车拉来。他们中某些人想在迫害法轮功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想从我这里得到他们要得的东西，不择手段的变本加厉。最后，看到所有这些对我不起作用，他们改变了“策略”，将我用车拉到另外一个“治安室”，4、5个人摆开架势，貌似威严的对我讲：“你的问题，别人已经都讲了，很多也很严重，为了挽救你，给你机会让你自己交待。”我回答：“既然别人已经揭发了，那么你们看符合法律的哪一条规定，该怎么处理你们就怎么处理吧。”他们开始嘀咕：“怎么一点不害怕？”我回答：你们就是枪毙我，我也是堂堂正正问心无愧的。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人围着我转却一点作用没有，他们开始不让我好受了，半夜提审我，或者当外地警察来找我核实情况时，无论多长时间，不许我上厕所。找电视台给我录像。

说实在的，从小长这么大，我安分守己从不做违法的事，从来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这样的阵势有时也挺害怕的，可是每当害怕的时候，我都要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学法轮功以后身心的变化，我们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误，我们的法正、师父正。我就坚定了信心，学法轮功没有错。后来，看从我这里得不到他们要得的东西，他们决定到“炼法轮功”的学员家中搜查，我的亲属家中列为重点搜查对象。当时我为了不牵连其他人，被迫交出了四万多元的“大法书籍”，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很难过，我的心里在流着泪，淌着血。后来因为警察人手不够，他们让单位派人看着我，单位领导为了感化我和另一位同修，准许我回家，但不能出本市，上午、下午各报到一次，并且随叫随到。

到北京证实大法

刚到家里，就有同修到家里找我上北京，其他的同修到北京我也觉得他们了不起，可我没想去。在学法中看到师父经文中的一句话，“神的誓言在兑现中”，心里很不是滋味，心里自己问自己，假如当初自己曾发过誓而不兑现。那将来会不会后悔，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呢？

我和另一同修决定上北京，为了躲避警察的拦截，我们决定骑自行车绕道走。当时为了不让炼法轮功的学员到北京上访，所有道口都有警察拦车，所有的车停下来，警察让车里的人骂师父，谁不骂，那肯定是炼法轮功的，抓走。他们的做法让很多乘客都不满警察怎么能教人骂人呢？

因不知道北京在哪个方向，我们走了很多回头路，途中有辆小客车停下来，要捎我们一程。车主说：“一看你们两个就是炼法轮功的，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打人不骂人。”原来老百姓也有明白的，我们受到了鼓舞，下车后，白天晚上不停的骑，虽然脸冻伤了、脚冻肿了，可我们全不理会，只想快点到北京。途中，有一次又迷路了，遇到一老大爷，当得知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骑自行车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时，老大爷说：“我们这也有很多炼法轮功的。也没看他们干啥坏事就被抓走了，抓好人，不抓坏人，啥世道？你们一定会平反的。”当即为我们写了路线。

1999年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早上，我们站在了天安门前，突然我明白了，我的生命是和法连在一起的，我泪如泉涌：师父，不到北京来，我的思想怎么能升华，怎么能明白到北京证实大法的含义啊！

我们刚要炼功，过来一个警察，证实我们是炼法轮功的之后，将我们带到了龙口驻京办事处（北京三环宾馆）。当时驻京办事处的恶警是马延会，已经先到的两位学员也被抓到了这里。马延会将我们铐在了一起，一天都不许我们上厕所，看门的大爷给我们买了饭，我们也吃不下，好在我的夹克衫里藏了一本《转法轮》，我们一起学法，到了晚上，马延会醉醺醺的进来了，说：“我叫王××。”认识他的学员说：“你不是姓马吗？”他又强调自己叫王××。原来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事见不得阳光啊！他将我们之中唯一的男学员叫了出去，让他蹦，只要一停下来就打他，过了一会又将另一名女学员叫了出去，把烟塞进她的鼻子里，叫她抽烟，给她灌酒，又用流氓语言侮辱她，马延会变着法折磨他们很长时间，最后把我叫了出去，带到一个屋子里（屋子里很多人）叫我把腿盘起来。然后，把我两只手的大拇指铐起来，使劲往上提，疼得我头上的汗都下来了，我咬着牙挺着，过好几个月我的两个大拇指都木胀胀的，没有知觉，随后他拿来一本硬皮书，狠命的抽在我的脸上，问我还炼不炼。我回答：“当然要炼。”他说：“回家偷着炼行不行？”我回答：“不行，为什么要偷着炼，我们没有干坏事，应该光明正大的炼。”听了我的回答，他把已经打碎了的书扔在一旁，丧心病狂的拿起了皮带，狠命的抽在我的头上、脸上、戴手铐的手上、后背上（将我的衣服掀了起来）。他大喊着边打边问：“还来不来了？”我回答：“只要有机会我就来，只要你能改变对法轮功的看法，我愿意承受。”我慈悲的对他讲。心里真的很可怜他。最后，他打累了，直喘粗气，可还不住手。屋子里的人都叫他不要打了（这些人都是常人，他们看不下去了）。最后它实在打不动了，才住手。

第二天一早，单位来人把我们接了回来。到了单位，王书记破口大骂师父，大法。洗脸的时候被开水烫伤长时间没好，这现世现报，可他还不醒悟。我邮给他的真象资料，被他送到公安局检举我，说我还在活动。第二天，恶警又抄了一遍家，然后把我送到了拘留所。

拘留所的女恶警拿着诽谤资料让学员念。拿判刑威吓学员，或找亲属下跪，或让我们集体到外面冻着。我和另一位学员，因为炼功被他们铐在了铁窗上，冷风刺骨，还不让我穿外衣，还让我们长时间不动地方的蹲着。我在拘留所里过了年，在这期间外面发生了很多迫害大法的事情。比如去找租房的大法弟子被秘密跟踪，灌屎、灌尿、挖坑活埋、蹲马步、浇冷水，只穿内衣内裤站在雪地里冻一宿，拿师父的法像让大家撕、踩，有的学员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拘留15天，他们又拿着我写的“不炼邪法”的保证欺骗学员，说我已经写了保证，和法轮功决裂了。动摇学员，我到了关押学员的镇政府讲明了真象，并和大家学了师父的经文《道法》。坚定了学员的信念，邪恶这么猖狂，我们不应该让它有机可乘，我接受了这次教训。

二次去北京正法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受到的迫害，2000年7月4日，我和另一学员再次决定进京上访，带着醒目的横幅“法轮大法”。当时，每个复印、打字的地方都被警察告知，如果印制“法轮功宣传品”就面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的危险。而当我去刻字时，老板毫不犹豫的给我刻了字，看来谎言是欺骗不了所有人的，有善良、正义的人在支持我们。

这次，我们坦然的坐上了车，虽然截车的警察还很多，可我们顺利的到达了北京。下车时天下着雨，我心想最好别下雨，人越多越好，等走到天安门的时候，雨停了，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涌出了很多人，人山人海，有两个警察在齐步走，他两个往回走的时候让出来一块地方，有人也不敢站着，我和同修就站到了那里，迅速打开横幅，“法轮大法”醒目的红底白字吸引了众多的游人。有个外国人来到我们面前问可以拍照吗？我们点了点头，这时有两个便衣飞快的跑了过来去夺胶片，然后才过来拽我们的横幅，让我们上了一辆车，在车上我们向车里的警察洪法，最后将我们带到了派出所。后来，又抓来满满一车大法弟子，我们一起齐声背诵“论语”，当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凝固了，只有大法弟子“惊天地，泣鬼神”的声音响彻了上空。恶警拿了一块厚木板狠狠的打在我们身上，然后拿酒要灌我们。他们打累了，让我们上了另一辆车送我们到驻京办事处，开车途中司机拿出打火机烧我们的同修。

到了驻京办事处，有一批烟台的大法弟子已经被抓到了这里，大家集体绝食，要求学法炼功，最后他们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大声念书，门外的门卫和宾馆的一些服务员都在静静的听。单位来人将我们接回去后，我们又被单位的王姓书记送到了拘留所。我们这次全部不配合（上次没有想到），不签字、绝食、要求炼功，恶警让我们到院子里蹲着，在绝食过程中，很多犯人都在议论：“这两个炼法轮功的真行，我们一顿饭不吃都饿得慌。”他们都五天没吃东西了。我们又洪法给一个屋的女犯人（妓女），听了法轮功所受到的迫害后，他们表示出去后改行，自食其力，有机会一定要学法轮功。

5天以后，市局政保科长田中带人来给我们灌食，插管时，恶狠狠的往后按我们的头，让我们更加痛苦，插管后，大脑剧烈疼痛、胸闷、心跳加快，喘不上气来，浑身火烧火燎，站不下、躺不下。在这期间，市政法委王姓书记来提审我们，逼我们写保证，否则判刑，我没有让他如愿，他恼羞成怒。到了第11天，他们将我俩转移到了“留置室”，本来刚进拘留所他们就让家里人交了15天的费用，可到了“留置室”恶警田中又让家人交了一份（这里的费用比拘留所贵）。到了期限那天，女恶警×××叫嚣，家里不来人不放他们走，可他们又不通知任何人来接我们，当我们把心放下后，家里来了人，恶警让我们写悔过书。我们堂堂正正的写上了“炼法轮功做好人和国家法律并不违背，因此我要学炼法轮功。”

回家没几天，母亲、姐姐、妹妹上北京。大队治保主任来要钱，否则停电停水。当时家中的情况是，父亲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三个小孩，大的才12岁，小的刚刚会摇晃着走路，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可他们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不交3000元钱，就停电停水，妹妹单位也向其丈夫索要5000元。母亲回来后强行将母亲送进了洗脑班，快70岁的人了，让她睡在地上，因家中无人照顾父亲，我多次到洗脑班要母亲，都被拒绝。在这里的大法弟子很多人又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手铐铐在滚烫的暖气片上，人被打得体无完肤。我的妹妹流产了，他们也不放过，将她劫持到了洗脑班。这就是人民的公仆，在挂着人民政府为人民字牌的高楼大厦里做着迫害人民的事情。

我决定不配合他们，流离失所至今。我不在家，恶警也时常到丈夫单位或家中骚扰，还悬赏通缉。孩子也无人照顾（5岁），丈夫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提出了离婚。受我株连，父母、姐姐等亲属的家中经常被恶警骚扰，甚至半夜抓人，并扬言“要让我倾家荡产”。在血雨腥风，白色恐怖中我风餐露宿，有家不能回。

以上是我作为受害者、证人记录我所遭受的迫害，揭露这个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是怎样用人民给的权力为所欲为、践踏法律、践踏人权的。这仅是大法及大法弟子所遭受的迫害中的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