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9日在我准备去北京证实大法、澄清事实真象的途中，刚到哈尔滨就被警察非法截回，并被向阳分局政保大队非法扣押了一天一夜。他们逼迫我们写不炼功的所谓保证书，还将我们的火车票退款据为己有，并从我的包内非法搜走了《转法轮》。以崔荣利为首的政保大队全体人员参与了此次迫害。被放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去炼功点，刚走到那儿，还没开始炼功，就被赶到那里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向阳分局警察抓到向阳分局，整个非法抓捕过程被录像后在当地电视新闻中播出，因其极尽诬蔑、攻击之词，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

2000年7月初，我去北京证实大法一事被恶人告发。从北京返回当地后，2000年7月23日，我被保卫派出所片警赵杰、李坦、王猛以谈话为名从单位骗至派出所，后又上报到向阳分局政保大队，经“批准”后，于当晚将我非法拘留在当地看守所。看守所的条件十分恶劣，伙食是每人每天两个作饲料用的玉米面窝头，一小盆盐水煮菜汤，经常在窝头中能吃出老鼠粪便，在菜汤中能喝出苍蝇、虫子、泥沙等，就这样的伙食却要我们每人每天20元钱的伙食费。一个监室内，二、三十人挤坐在一铺大炕上，每天上下午要“码大排”，就是人挤人并排整齐的坐着，还要目视前方、不准活动和说话。人多时，晚上睡觉一颠一倒的侧立着挤在一起，有时地上也睡满了人，几十个人的吃、喝、拉、撒、睡等都只能在这十几平方米的监室里進行，室内空气污浊不堪。更为恶劣的是管教、牢头和犯人经常对大法学员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加。被非法关押22天后，我才回到家中，家人被看守所索要了300元的伙食费。

2000年12月18日，我因有事去同修家，被早已埋伏蹲坑在那里的市公安局政保支队的陈万友、向阳分局政保大队的崔荣利、于进军、秦仲利，保卫派出所片警岳某等人围困住。在同修不给开门的情况下，他们竟从外面爬上二楼，撬坏同修家的窗户强行闯入，对同修進行非法抄家后，又野蛮的将我们带到向阳分局分別進行非法审讯和拘留。家人在被市公安局政保支队支队长刘忱、向阳分局政保大队副大队长于进军分别勒索了1000元后，才将我放回。此次，我被非法关押了18天。

2003年，我在被国安特务秘密非法跟踪、监视了一段时间之后，于2003年10月28日被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陈万友、张冬辉等人强行从单位带走，并被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籍、录音带、明慧周刊和莲花灯等书籍物品。在我被非法审讯期间市公安局长李树卿、国保支队与队长陈永德都曾到场露过面。我于当晚被非法拘留，后来，家人承受不住邪恶之徒的威胁和恐吓，被其巨额勒索，勒索金额如下：陈永德：14000元；陈万友：4000元；张冬辉：3000元；司红昌（看守所副所长）：1000元；顾某（看守所狱医）：200元。另外，因招待陈万友、张冬辉等人吃饭娱乐等又挥霍了3000余元。看守所还向家人索要马夹和伙食费共计370元。

此次我被非法关押了35天，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几年来，特别是在1999年7月至2002年7月间，每逢节假日和所谓的“敏感日”，我都要频频受到派出所和单位的滋扰，几乎是家无宁日。仅举一例可见一斑：

2001年年末的一天，保卫派出所片警赵杰等一行数人在晚7、8点钟气势汹汹的来到我家要進门“看看”，在对家人软硬兼施后均未得逞的情况下，气急败坏的将我家的房门砸得山响，弄得四邻不安，他们还扬言要用电棍将门撬开。第二天，房门已无法打开，原来是巨大的震动使门栓掉下来。

五年多来，千千万万个与我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在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及其帮凶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们所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行恶者们必将受到法律的审判。正告这些人：不要再心存侥幸的一意孤行，你们只有立即悬崖勒马、将功补过才有可能赎回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