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介

我叫马清兰，今年55岁，家住山东省蒙阴县桃墟镇石家水营大队。丈夫石增山今年52岁，曾当兵8年，退伍后当大队会计、村支部书记。因有心脏病、胃炎而辞职不干了。我患有胃炎、肠炎、关节炎、子宫瘤。95年动手术，刀口没愈合好，刀口下淤积了一个大疙瘩，老觉得肚子透风，刀口冽着疼。无论冬夏都得戴着棉兜兜，农活、家务都不能干。二女儿得关节炎，小女儿有肾炎，这个家里，成天不是这个不好受，就是那个去住医院。

96年腊月，经同学介绍，我们全家一起学炼法轮功了。腊月二十日，我们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第五天，我没愈合好的刀口不疼了，下面的大疙瘩消失了。两个月后，全家人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从此我们全家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违反中国《宪法》，开始对法轮功疯狂镇压。我的一家和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遭受了无边苦难，受尽了种种酷刑折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000年正月十二日，派出所副所长李长祥带人抓走我丈夫大法弟子石增山；二女儿受惊吓出病来，医治无效，正月十五日离开人世；我被反复关押五次，石增山反复关押八次，小女儿被关押四次。现在我和小女儿被迫流离失所三年了，丈夫石增山被判刑八年，关押在济南第二监狱。

* 洪法

我们学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我们把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告诉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及众乡亲们，他们都愿意学。增山和我商量把老宅子修理好当炼功点（因我们已搬到果园住）。紧接着石增山和同修在我们老宅子放师父的录像。来看、来学的四十多人（有外村的）。我们大队二十多人的炼功点就组成了。其它村的也想学，石增山和同修们又在其它村放录像。这样十几处炼功点又组建成了。每天给来学功的人放师父讲法录音，念书、炼功、交流。有些老年学员感到法轮转，有的能看到法轮。有病的病消失了，大家都说法轮功太好了，太神奇了。逢集全镇的大法弟子一起去洪法、炼功、交流，都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所有的世人。

* 遭迫害

1999年7.20后，国家禁止炼功，抓了一批辅导站长。一天，增山突然说想走，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上北京护法。他们二十几个同修租了车，没出前城就让警察截下。接下来就是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铺天盖地的诽谤大法，诬蔑师父。镇干部下来逼着交书、非法抄家，对师父的法像不敬。整个中华大地被谣言笼罩，一片乌烟瘴气，我们心里好难受，为什么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受到这样镇压呢？桃墟镇也和其它地方一样，抓了辅导站长和一些辅导员在中心小学关着，石增山也被抓去了，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说是办学习班。

学炼法轮功就说是反对共产党。并在黑板上画上“共产党”、“法轮功”看你走哪条路。不坚定的说不学了，放走；坚定的说还学，就用棍子打。以后镇干部周子俊、李强、赵洪峰等，到村强迫学员每人交二百元，有上野店护法的每人交1000元，因石增山和二女儿去野店护法，要交两千元，我、小玉、和我的老母亲每人交二百元，一共交了2600元。

* 女儿之死

2000年正月十二日，二女儿犯病不能走路，我们商量把她送医院治疗。我们打了电话，医院的车没到，桃墟派出所的车先到了。副所长李长祥一下车，我赶紧迎到门口对他说：“你们来干什么我知道，但是我的二女儿有病要住医院，救护车马上就到，你让她爸爸把她抱上车，我去医院，你们再带她爸走，别让我二女儿知道，别吓着她。”

李长祥瞪着眼用手指着我女儿问：“什么病，这么严重吗？”左手一叉腰，右手一挥“带走！”有两个警察当着女儿的面，拧着胳膊，掐着脖子，把增山塞进警车，我的女儿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吓的喊了声：“爸爸！”就昏了过去。是邻居类维录、石少来帮忙，把二女儿背到车上，送到医院，一连抢救三天无效，医生告诉：“没有回天术了，再治也是人财两空，回家吧。”医生诊断是肾血管反重毒B2型，找她爸爸找不着，此时，孩子的爸爸还在派出所扒光了背在挨打呢。亲戚托保人才把她爸爸保出来，我们回家。正月十五日快天黑时，家家欢度元宵节，我的二女儿离开人世，这年她二十二岁。十六日火化，办了后事。

* 桃墟派出所

正月十七日我们全家还都在悲痛中，副所长李长祥又坐车来了，不由分说把我们三口人塞进警车，拉到派出所，又照相又审问，还叫我们每人交220元，共660元，我们刚给二女儿治病、办后事花去三千多元，都是借的，我们上哪去借呢？他们把小女儿留下作人质，叫我们回家借钱，交上钱再来领小女儿。他们知道我刚失去一个女儿，就这样来搓我心。回家后，天黑了小女儿一天没吃饭，我带了两包方便面租车到了类家水营的路上，正碰上派出所指导员张道欣抓捕大法弟子。我跟他说我去见小女儿，他说我去了也不让见。他们正拉一老年大法弟子（女）上车，我向这同修一拉手一点头，拜托她照顾我女儿。果然他们让关押的大法弟子脱了鞋、袜子站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是这位善良的同修把我的小女儿揽在怀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借到钱，让大女儿送去，并接回我的小女儿。

* 疯狂镇压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有个镇领导干部和大队干部叫我们去大队开会，到了书记家，他们拿了一本诬蔑师父的书念着，接着来了镇上的车，把我们连推带拥拖上车，连78岁的老母亲也拉上去。来到镇上，原来全镇的大法弟子都被关在计生办的大会议室里，130多名大法弟子关在一起，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个月。到了下午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压顶，一会儿黑了天，下的雪都发黑。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天理不容。这些老学员、小弟子都在这里冻了一夜，有几个老年人冻得不能走了。还派人24小时监控，门锁着有想去厕所的他们还不想开门。第二天，由各管理区为单位分开，司法所、各住宅小区的空房子都成了关押大法弟子的牢房。吃饭由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送，我们这是普通班。

还有骨干班，关的是辅导站长和各大队坚定的辅导员，共18人关在财政所三楼上。亲朋好友送的饭菜，这些邪恶之徒把好吃的留下自己吃，剩下的才给大法弟子。有时把饭菜、被褥、衣服都扔在楼下厕所门口，逢集把骨干班的大法弟子脖子上挂上牌子，拉出去游街。

在桃墟镇书记蒋永建、镇长刘醒世的指挥下，在正月三十晚对骨干班下了狠心，血腥镇压。把前城大队书记公丕月和年轻女教师类欣（因上北京护法，在蒙阴看守所关押一个月，罚一万元后又被关在桃墟洗脑班）拉来一块打。打手们一个个都喝得醉醺醺，拿着鲜槐木棍，由刘醒世带领，向关在财政所二十多名大法弟子打来。三楼的灯关着，只有走廊亮着一个很暗的灯，很象阎罗殿。刘醒世手拿一把大椅子问了句：“你是不是石增山？”回答：“是”，照石增山就打下来，椅子啪的一声就碎了，最后剩一根腿还打。打手们一拥齐上，都照着大法弟子狠打。一边打一边问还炼不炼？“炼”就再打，直打的血流成河。最后张成法、石增山被打得昏死过去，抬到下面的小屋里，扒光了背又打。看着不行了，拉了一件皮袄给石增山穿上。如果醒不过来，就从楼上扔下来说自杀。季永现被打的脸变形，腿骨有伤；张成法、类欣脸上两个大紫包，类欣腰、臀部都发紫；石增山的肋骨打断，脸象紫茄子，两眼象两汪血水，浑身没好地方，躺不下起不来，都是由同修照顾。其他同修也被打的浑身是伤。

我第三天去看望他，都辨认不出来了。同修跟我说，类欣好样的，邪恶之徒打她，她喊“师父”，把打手吓得不敢再打了。可能财政所紧靠205国道，邪恶之徒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怕被世人知道，就把骨干班的功友搬到司法所，石增山是由功友推着小车推去的。在这期间，生活还不能自理，还是同修照料的。他们一起背师父的经文《洪吟》，痛伤恢复很快。

在关押期间，普通班学员同样遭受了折磨。褥子铺在砖头上，又凉又硌。78岁老母亲睡了两夜就硌的不能再躺了，还有好几个70岁的，只能在白天把被叠起来让她们坐会儿。老母亲在这里六天，最后又发烧。我的弟弟来接，逼着弟弟交上4000元，才接回去。每天晚上11点多都睡了，打手们就来用棍子把门砸开，过度惊吓使我们睡不着觉。经常这样骚扰，他们以此为乐。

有一天，邪恶之徒把我的小女儿叫到门口问：“你二姐怎么死的？”小玉回答：“病死的。”他因嫌小玉不说是学法死的，就打小玉耳光。小玉默背《洪吟》“苦其心志”，他可能手打疼了，又用鲜树枝抽。打累了，又罚站，从晚上11点一直站到凌晨4点。后来才打听到这个恶人叫张成武。以后又用扳脚尖等体罚方式强迫小玉写保证书，都未得逞。

二月二这天，邪恶之徒又对普通班下毒手。赵洪峰、李强在砖地上泼了两桶水，把小玉摁在泥水里，两边打手用棍子狠砸，只打的小玉浑身青紫，起不来。又让我看着再打，我看不下去，就把我摁下再打，给小玉看。其他的同修都挨了打，七十多岁的老人都没幸免。挨打不算，还要罚款。骨干班每人8000元，普通班4000元，连老人、残疾人都不放过。又让写保证书。为了逼钱，他们私设公堂，赵洪峰坐在椅子上，两边是打手，把大法弟子叫去，一进门，门后有个人用毯子给你蒙上头，后边有人把大法弟子腿腕踢一下，扑通就跪倒，问什么时间交钱，说没有，接着就打。还说我们签了自己的名，国外都知道学法轮功，给国家丢了脸。

因我交不上钱又被毒打一顿，违心的写了不学不炼的“保证书”。交不出钱就用房子、家产、苹果园、栗子园做抵押。为了逼钱，镇长刘醒世更是狠毒，每天带着打手，趁天黑去打大法弟子，交上钱的不打，交不上钱的态度不好狠打。毫无人性。我们全家都关在这里，没钱交。打石增山更狠，因他伤重根本承受不了。看门的老高跟我大女儿说：“再这样下去你爸就不行了，快去找李卫东副书记求情。”我的大女儿哭着去找了李书记。他表示他值班时决不难为石增山。有的大法弟子的家人为了自己的亲人不在这里受罪，借钱出了三县。陆陆续续交上钱的都回家了，交不上钱的还在这里受罪。二月十三日这天，镇上去我家拉东西，一打听没有值钱的东西，开车回来，把我放回家借钱。为了增山少受罪，我东凑西借1000元交上。他们又逼石增山违心写了“保证书”，要求在洗脑班发结业证时读。他们叫大法学员把交钱的收条拿回交上，如不交就不发所谓的“结业证”。大家明白他们是在销毁罪证。

在会上石增山读了他的“保证书”。他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一边读一边哭。这时他的衣服已好几个月没换洗了，有的贴在皮肉伤口上脱不下来。胡子长、头发长，好象六、七十岁的老头子。类延成是宣传部长，后来是610办公室主任。它把增山的“保证书”拿去，找文痞胡序志改成了反对法轮功、诬蔑师父的材料，并说我二女儿是学法死的。这是胡诌八扯。

这样增山、我的小女儿，还有几个交不起钱的大法弟子，都还关在这里，一共关了100多天。他们把增山的保证书打印成十几张纸的小册子。每办洗脑班，都拉来石增山读，在我县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蒙阴台、山东台记者，来问我大女儿要了几张二女儿的照片，报道的简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从洗脑班回家后一直派人监视我们。

* 明白真象的记者

农历七月份，中央电视台记者又要派人来摄像。石增山感到事情严重，没完没了。接到通知后，一走了之，拒绝采访。这下可把镇上的干部忙坏了，他们又惊又怕，生怕掉了乌纱帽。这位记者当即回电给中央台：“人家出走，拒绝采访。”回电：“不惜一切代价，找！”。这样记者耐心等待三天。第一天在近处找，第二天到亲朋好友家里找，到了第三天去远房亲戚家找。天又热，这些村干部到处找阴凉地儿。我抽空向记者讲真象，我先跟他说：“人民最相信的是记者，最想见的是记者，真记者来了为什么躲了呢？因为我家这个典型是假的，是打出来的，是16000元逼的。我哭着说，我的女儿是他们给吓死的，我们不愿意再欺骗人民，不愿再做对不起师父的事。”他也哭了，对我说：“嫂子，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我说：“他们为了打击法轮功，颠倒是非，打我们、逼我们去做不愿做的事，天理难容。我实话说给了你，你敢不敢曝光。”他说：“记下了，我端的是共产党的饭碗，等待时机吧。”

找到增山后，记者只写了几句：望着这片果园，老实的出了名的石增山，又是喜又是悲，喜的是果园丰收，悲的是可爱的二女儿再也见不着了。又说些好好劳动，发家致富的话。

我们告诉记者法轮大法好，他说：知道，我们住宅小区炼功的老头、老太太都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

我们写了严正声明：“以前所写所说的违心话，全部作废，坚定修炼。”

* 洗脑班变成学法交流会

2001年农历二月初八，我们家的苹果树还未修剪，请外村的朋友来帮忙。李强和赵洪峰来了，叫我们到镇里去。我们问他们什么事，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只是叫我们快上车，我跟他们说，你看我家找人干活得留下一个做饭的，把小玉留下也行。我们俩上车来到计生办会议室，停下一看，二十几个同修已经关在会议室里。原来中央开两会，怕大法弟子进京上访，因此把我们关在这里。不一会儿，小玉又被他们拉来了，我一看说：“李强，你们怎么说话不算数？”他不搭理。不久，类延成开车来了，说是经过这里来看看，我说：“类部长，我们全家都在这里，我们的果树还未修剪，没一个送饭的，大女儿离这里80里路，太远呀！叫增山和小玉回家，我在这里也行。镇上人不同意叫小玉走，我娘俩留下关在这里，增山回家了。

在这里没有大法书，真着急。有个背过《转法轮》的同修，她背我们听。不知谁说：“平常不让我们在一起，这会儿给我们提供有利条件，我们一起学法交流吧。”同修从后窗送了一篇新经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们轮流看、背，共同提高。有一个叫石运余的大法弟子，来到后被打的鼻青脸肿，腿也瘸了。问为什么打他？他说因为他是个医生，晚上看病人去了，白天在家睡觉。他的村庄有大法标语，镇里的干部到他家去时，他正在睡觉，就把他抓来毒打一顿，并审问是不是他干的？中国的干部可笑不可笑？

15天过去了，他们把大法弟子一个个叫到别的屋里偷着毒打，并逼着写什么保证，又罚钱。十几个同修遭毒打，并罚款几千、几百不等。

* 非法抄家

2001年6月13日，我和增山在果园边上种玉米，大队书记带着镇上的书记高保华、副镇长吕宜香等几十个人来到我家，不由分说，一拥而上，翻箱倒柜乱翻起来。我阻止他们，他们不听，又把我的《转法轮》和一些交流资料翻出来了，紧接着指导员张道欣等跳下车往我家跑，我说增山快走，大队书记杨传明照背上抓了一把没抓住，就喊：“石增山抱着炸药包跑了。”我说：“杨传明你不要太坏，我们都在眼前，他哪里的炸药包？”他无言以对。紧接着杨传明喊着：“上你老宅里翻去，”我跟他们说：“有搜查证吗？”指导员张道欣说：“特殊时期不用，”我跟他们说：“你们吓死了小的（指我二女儿），别给我吓着老的。”孩子的爷爷在那住。他们到了老宅子，孩子的爷爷正巧没在家，他们砸门撬锁，玻璃砸碎，门框砸断，进去乱翻一气，就像当年的土匪。我的书箱子在柜里放着，他们一阵乱翻给翻了出来。床上的被褥、衣服被他们弄到地上，枕头给扯开，里面是玉米皮，纷纷扬扬一塌糊涂。他们把大收录机（借的）、小录音机两个，大法书、横幅、锦旗（洪法时用的）、录像带两套都翻出来了。就连老人的退休证、309元钱也都拿了出来。我一看，叫他放下，一个警察扇了我一耳光，抓住我的头发往下摁，并说你看这些东西。我说这是我的你们不能动。这钱是老人的吃饭钱，你们不能拿走！张道欣把钱给了我，我把钱和退休证给了村主任石少军，跟他说：“交给你老老爷，叫他别怕，我很快就回来。他们找不着石增山，就把我拉上车。在路上，李长祥坐在前面，我在后面，我左手扶着他的后背坐，右手立掌除他背后邪恶。我知道这里非常邪恶，以前抓的大法弟子他们用刑狠毒，烧眉毛、烧腋下毛、伸着胳膊用针扎、坐铁椅子戴手铐脚镣，站不起来坐不下。我要清除这里一切邪恶，请师父加持。

* 澄清事实

在派出所把我关进一个小屋里，只有正面有一个铁椅子，我知道那是犯人坐的，满屋潮湿，我把鞋子脱下来坐着。外面下着雨，天很凉，我盘腿炼静功，外面的警察说：“你来这还炼？”我跟他说这是最好的功法，我一定炼下去。

到了晚上，把我拽到楼上，让我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轮流值班不让我睡觉。问我这些东西哪里来的，我说录像带、大法书我买的，横幅、锦旗是过去洪法用的（现已褪色），大法资料是我在门口捡的。他们说我滴水不漏。刁传军挥着大巴掌向我扇来，我心里请师父保护，刁传军举着的手定在了那里。他大喊：“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坐在这里没干什么，他说：“你怎么笑？”我说：“你们牌子上写着不打人不骂人，不严刑逼供。你们知法犯法，不愿做个好人吗？”刁传军嘴里喃喃，我做个好人，我做个好人，才把手拧拧慢慢放下来。其他警察都看见了，也没有问的，也没敢打的。正所长刘勇急了，从另一个房子里走出来，，照我的头敲了两下说：“没有良心，不想想你女儿是怎么死的。”我说：“我的女儿怎么死的，当妈妈的最清楚！”这下围着的警察都叫我说说，我问：“你们叫我说实话吗？”“现在就叫你说实话。”我指着站在西南方向的李长祥说：“就是他把我女儿吓死的！”“你、你、你怎么怨我？”李长祥手哆嗦着，“你们治晚了。”我说：“你到我家时，我迎出门来时怎么跟你说的？我的女儿有病，你来抓她爸爸别吓着她。别让她知道，救护车马上就到。你见到我女儿时，她是不是好好坐在床上？你身为人民警察，国家干部你怎么做的？”李长祥说：“我怎么做的？”“你叉着腰来到我女儿床前问：‘什么病？这么严重吗？’手一挥‘带走！’两个警察拧着胳膊、掐着脖子把他爸塞进警车，我女儿喊了声‘爸爸’就昏了过去，你们有谁回头看看我的女儿怎样？我请邻居帮忙住上院，女儿昏迷不醒，一直在抢救，你们都不放回他爸爸去看一看，医院催叫回家办后事，托保人才放回。难道我们学了法轮大法，修‘真、善、忍’罪就这么大吗？”我又说：“李所长我刚才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的女儿没了，我不想再牵连谁，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逼着我说的。”以后又审了四次，都和前一次一样。他们问我：“还学不学？炼不炼？”我说：“还学还炼，”又问：“你不怕死？”我说：“如果不是学了大法早死了。”刁传军说：“你早死了早利索。”我说：“你说了不算。”

* 拘留所

第四天就把我送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我们整天被关在黑房子里，和那些偷、扒、卖淫女关在一起，无法学法炼功。想静一静都不可能。屋又小、天气热，不放风时大小便都在屋里，苍蝇蚊子太多，根本无法入睡。关了三天后，又来一位同修，我们坐在一起背师父的经文、《洪吟》，等那些人睡了，我们就炼功。每天两顿饭，菜都是烂土豆。我们向这些犯人讲大法好，讲大法的神奇，学了之后不修的也会做一个好人。大部分人都听，只有一个卖淫女不听，我们炼功，她还打报告。15天过去了，大女儿借了350元交上，把我接回去。临走时功友拉着我的手说：“姐你不要回家，在外面先呆些日子吧！我的同学是从这里出来，又被关进看守所。”

我点了点头。结果这位功友出来后，又被关进了看守所。家里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月后，交一万元才被放出来。

* 又被抄家关押

我在外漂泊一个多月后回家，家里乱糟糟的没个家样。石增山早出走，小女儿不在家。苹果园、栗子园都荒了，种的地瓜、花生都在地里培着。又得整理家里，又清理杂草，二十多天。在这期间，610主任类延成来过，问老石回家没有？我说没有。

转眼到了九月初七（农历）这天，镇上又召集百多名工作人员，对大法弟子家进行非法抄家。翻出资料大法书的一律抓走。在这些工作人员中有很多明白真象的人，就是翻到书也用东西盖一盖，遮挡过去。到我家时又翻出一本《转法轮》、小录音机、两盒炼功带，还有大法书（借的）。接着就把我和小女儿拉上车。这次把我们关在计生办一房子里，和我们关在一起的一位是丈夫学法、妻子不学。翻出资料时丈夫不在家，就把妻子抓来和我们关在一起。她跟我说镇上的干部怎么这样？他们翻箱倒柜的把我家的一千二百元存折和现金350元都拿走了，就象土匪一样，心疼的她又哭又闹的。另一个房子里关的是个老头，老太太（法轮功学员）不在家，把老头抓来；丈夫（法轮功学员）不在家，把不学法的妻子抓来。老母亲学法轮功，进京上访，关进看守所，把不学法的两个儿子抓来关着，敲诈勒索一万元。

* 大法弟子类成勇

我们在这里关着，外面有八人24小时监控，他们在门口打牌。他们边打边说：有叫类成勇的才23岁，放着好日子不过，在车上还放大法音乐。这回抓住打了个半死。

这个类成勇家住闫庄东山，他在205国道边开了一个钢筋、铁皮之类的小店很红火。他的母亲原来有病，学法炼功后好了。6月份邪恶之徒到他家抄家，翻箱倒柜、连抢带拿，大法书、讲法录音带都抄走。他母亲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犯了病。没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她又不识字，不能学法了，不久就离开人世。类成勇深知法轮大法好，母亲被邪恶之徒迫害死了。他把车上的磁带都换上了揭露江泽民迫害大法的磁带。结果被蒙阴的公安截住，同时被抓的还有周家庄的两位功友。两位功友关在610，类成勇被毒打差点丧命，以后被判刑五年，价值几万元的小店被镇上没收。

* 正念闯魔窟

第三天下午，副书记高保华来到我跟前恶狠狠的说：“老马，我们又见面了，不该呀！”又指着小玉说：“还有这个小孩，你爸爸呢？”小玉回答：“不知道。”他气的咬着牙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意识到我们不能再呆在这里，外面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于是我对小玉说：“我们多发正念，这里不是我们呆的地方，请师父加持，铲除迫害我们的一切邪恶。”我们发正念，外面的人看见了说：“你怎么还练？”我们又加了一念：“让监控我们的人到西边房子里打牌，别在门口。我们回家还有大法工作要做，请师父加持。”九月九日凌晨四点，我起门上挡玻璃的钢筋架，四个生锈的螺丝钉慢慢掉下来。又用手起了玻璃上的四个小钉子，把玻璃拿下来。我跟小玉说：“看着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我们从玻璃空钻出去，上了南墙翻出去，顺路回家。走时门口有大灯泡亮着，西边房子里看管人员正在打牌。走到路上听有汽车的声音，小玉说后边有车，我俩赶紧趴在路边的水沟里。小玉问我们上哪去？我才意识到我们有家难回了，就这样我们被迫流离失所，在这期间，邪恶之徒多次到我家抓捕。

* 流离失所

在同修帮助下，我们找到孩子的爸爸，我跟他说：“我们回不去了。”他说：“不要紧的，有法在。”增山有80岁的老父亲，我有82岁的老母亲，每日让老人们牵肠挂肚，我们不能在跟前尽孝，与自己亲人分离。大女儿九月九日在医院生一千金，我们都没能去看望。邪恶之徒追到家没找到我们，就在医院守了三天。我们坚信：乌云遮不住天，江氏流氓集团的欺世谎言一定被揭穿。我们与全家团聚的日子不会遥远。

* 石增山又遭迫害

在2002年农历5月15日，石增山外出，因骑的是一个花900元买来的破车，骑车技术不太好，又不熟悉车性，在魏城桥出车祸，被当地村民救起送往医院。手术后，被本村一村民（他正巧也住院）认出，告诉了大队书记杨传明，杨传明用手机报告了610（据说杨传明因举报大法弟子得赏金5000元）。石增山刚出手术室，610的警察就到了。增山的亲哥哥还被610的警察抓去关了一天。亲朋好友谁来探望都要受到盘查（主要是想抓我娘俩），因此都不敢来看望。只有大女儿抱着8个月大的孩子来照顾她爸爸。石增山的头部重伤，派去的几个监控人员24小时监控。不到20天石增山就被警察劫持到610审问，石增山就装哑巴不说话。医药费花去5000多，610警察又叫大女儿交1000元。从石增山身上没有翻出一张关于法轮功的纸片来。生活不能自理的石增山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里，都是别的同修照顾的。一直关到8月16日转到了看守所，吃尽了苦头，关了一年，不准亲人探望，一天两个小馒头。有一次昏过去，送中医院抢救也不通知家人（这是一个和石增山关在一起的人说的）。

2003年7月份，石增山又被密判8年，临送走时才通知家人见面。看守所又逼着大女儿交500元才让见面。增山80岁的老父亲，是隔着窗子见了增山一面。看见增山带着手铐、脚镣。他的判决书上写的是：破坏法律实施。我们看中国的法律到了什么程度！炼功做好人却遭到血腥镇压。这就是江氏集团宣称的“人权最好时期”。

* 后记

现在我和小女儿流离失所已经三年了。我们人不在家，钱没少花。每年提留、持税等都交500—600元。大队书记不是找增山的哥哥要，就是找我弟弟交。今年，杨传明又把栗子园拍卖三十年，2700元，是我四弟交上钱留下。900元买的摩托车被派出所没收，他们做事一切都是为了钱。在外打工，好单位都要身份证，而我们的身份证都在镇里扣押着。这使漂泊在外的我们更难上加难。

师父在《理性》中说：“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它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如今迫害大法的首恶在很多国家被告上法庭，“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已成立。我今天写出了我家被邪恶迫害的全部经过，是让善良的人们都来了解法轮功，善待大法学员，有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