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息，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晓因果。窗明几净裙妆素，教子相夫案齐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重仁义，敬天知命古今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

我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梦想和理想，都在1999年夏天以后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期望。

引子

大约一百七、八十年前，胶东一代闹饥荒，走投无路的人，就去闯关东。有一对夫妇，媳妇正怀有身孕，丈夫没有办法也得走这条路，临行之前，他对媳妇说，如果是男孩叫什么，是女孩叫什么。然后就走了。这一去就是杳无音讯。孩子生下来，是个男的，叫了爹给起的名。

孩子慢慢长大了，人家都有爹，他没爹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就回家问他娘，娘就如此这般的告诉他怎么怎么回事儿。孩子是个孝顺孩子，他对他娘说，一定要把爹找回来。孩子长大了，因为穷，上不起学，也学不起什么手艺，就当了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卖胭脂、粉、针头线脑、小孩玩的拨浪鼓、糖果之类的东西。孩子长到十八，成了青年，他给娘攒下了够他娘三年花销的钱，就边挑着货郎担子，便走村过镇的找他爹去了。临走前，他跟娘说，三年，无论找不找得着爹，一定会来，因为留下的钱只够他娘三年用的。

三年后，青年回来了，一个人，爹没找着。他又卖力的干活，给他娘攒够了三年的花销，又走了。这一次还是跟他娘说，三年一定会来，不管能不能找着爹。

结果，三年后，又一个人回来了。他还是继续干活，给娘留下了三年的吃用的钱，又走了。关外，是广袤的土地，要找一个人，真的是比大海捞针还难。这一次，已经到了三年的尾了，青年还没找着爹，正打算往回走，因为如果不及时赶回去，娘也可能会被饿死。

这一日，他正走在一个山谷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时，路过了一个窝棚，他也没在意，因为看上去，不像有人住的样子。青年继续前行。又走了大约半里、一里路的样子，晴朗无云的天空，忽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他挑着货郎担子，怕湿了，就想赶快找个地方避雨。一下想起了刚才路过的那个窝棚，就一路快跑了回去。到了窝棚，一看门关着，就敲了敲门，问有人吗？还真的有人，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一说话，听出老人还是家乡口音，老人也惊奇的看到家乡来的人。就问起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这一说不打紧，老人恰巧就是青年要找的爹。原来，老人来到关东，有了病，慢慢身体也老了，钱也没赚到，就回不去胶东了。要不是孝顺的儿子找到他，可能就终老在那个山沟里了。青年见了爹好不高兴，一路伺候着父亲，回了老家。

前前后后寻父就是整整九年，再加上中间给母亲积攒花销干活的时间，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这时青年已经三十多，快四十了。那么穷，再加上两个老人，没有什么姑娘愿意嫁给他了。经人介绍，他娶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寡妇：大脚，脸上还有麻子。媳妇人倒是好人，而且也很孝顺，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并且一起把两位老人伺候到终老。三个儿长大后都很有出息，老大和老三，在青岛都有大买卖；老二在镇上开药铺，三个儿子都是穿长袍的，这个家变成了一个有名望的大家子。三个儿子各自结婚生子，就更旺盛了。

老人都说，这都是那个青年虔诚的孝心感动了上天，打雷下雨让他回去找到他爹；他积的德又福荫后代，所以子孙满堂。

第一部分：

上面这个故事中的寻父青年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我们山东叫姥爷。姥爷和姥姥生有两男两女，姨是长女，母亲是次女，然后是大舅和小舅。这个故事就是小时候母亲讲给我们听的，她是从她的大娘那里听来的，也就是寻父青年的大儿媳妇。母亲小的时候，她的祖母还活着，就是那位大脚的、脸上有麻子的媳妇儿，我的外曾祖母。

据母亲讲，这个故事在我们的县志上有记载。不过我暂时回不去国，所以有些细节也无法去考证。而且县志上记载的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因为我就听过母亲和小舅的争论，争论的具体内容忘了，只记得是关于这段故事的某些情节。

因为有了这样的长辈，所以母亲那一代还是非常孝顺的，这在他们镇子上也是很有名气的。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大不如前了。用母亲的话讲就是，不孝顺，尽管我们和平辈分和年纪相仿的人比比，觉得我们自己还不差。

我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开始，1966年夏天。我父母那个时候，已有了三个女儿，所以一心巴望着能生个儿子。一看又是一个丫头片子，别提多失望了。父亲很长时间都不稀得看我一眼，一直等到我几个月大了，会笑比较好玩以后才偶尔的抱抱。

小的时候，找不到书看，我又非常喜欢读书。仅有四年级文化的母亲保留了一些她喜欢的书便成了我的启蒙。虽然我自己那个时候全是囫囵吞枣，只是读个故事大概。父母亲都会讲很多故事，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每天天黑以后，讲故事就成了就好的童年回忆。岳飞的精忠报国，杨家将的智勇多谋，唐僧的“迂腐”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等等都成了记忆中的经典，影响我至今。

我1974年上学，还是文革时期，我和其他千千万万那个时候的学生一样，对毛主席、共产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诚万分。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就像我们在加入红小兵时举起拳头宣誓中说的一样。一本“欧阳海之歌”伴随着我走过了我的少年时代。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年仅10岁的我哭得晕了过去。少年的我心中在想，毛主席逝世了，中国人民将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又要回到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吗？

再后来，知道了范仲淹、辛弃疾、文天祥等这样的古代的贤人志士。他们的为国为民和至死不渝的气节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记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都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铭。

初中毕业的那年夏天，我们举家南下，由长白山下的小镇，迁回父母的家乡胶东半岛，作为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的我经历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我不明白社会怎么和书上写的不一样，和老师讲的不一样？恰值改革开放也开始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困惑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

由于家境贫寒，环境的改变，再加上高考的压力，我患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贫血、血压低、先天性腰疾以及由此引起的长时间背痛、失眠、便秘等多种疾病，心情闷闷不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工作，又回到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接触社会越多，我的失望就越严重，我觉得目前这个世界哪里是我要的生存的地方啊。我多么的渴望我们生存的世界能够人人善良，互相帮助，热情友好。可是这样的世界在哪里呢？

第二部分：

1996年5月，在我已获得签证来爱尔兰留学的前夕，我乘火车去省会济南的公安厅去取出境卡，在火车上，坐我对面的人送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我被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法理所震撼，李老师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说：

“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又说：

“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我们过去说的德也是一样。当然今天人类社会道德水准已经发生了变化，道德标准都扭曲了。现在有人学雷锋，可能就得说他是精神病。可是在五、六十年代，有谁会说他是精神病呢？人类的道德水准在大滑坡，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为了个人那点利益去伤害别人，你争我夺，不择手段这样干。大家想一想，能允许这样下去吗？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

这段话深深的打动了我。因为我也一直在想做一个好人，我也认为我还算一个不错的人，可是到底什么是好人，到底以什么为衡量标准，我自己也并不是很清楚。父母从小所教育的不偷不摸，不撒谎，听话，老实，学习好，不做损害别人的事，大概也就是我衡量好坏人的准则了。可是《转法轮》中李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我才明白了，原来好人是这样划分的。

1996年6月，来到爱尔兰求学，在国内我是学习机械设计的，来爱尔兰后改学计算机应用。我那时已经30岁了，学习一个全新的东西，觉得比较困难。加上思乡严重，生活、语言、社会体系的不适应，让我一度曾经打算放弃在爱尔兰的学习。所以在不足两个月后，我决定回到中国，我那时的想法是，我死也要死在中国。

在我回国的两个月中，我找到了一个法轮功的炼功点，在那里，我学习了一遍5套功法的动作，并买了一盘李洪志老师的教功录像带。带着这盘录像带和《转法轮》我又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开始了艰难的留学生涯。

在开始炼功以后的大约一年的时间左右，我慢慢地发现，我的头不痛了，入睡容易了，背痛和腰痛减轻了，头晕的现象也不复存在。总之，我的身体上的毛病都减轻或没了。我知道这是因为炼功的缘故。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在爱尔兰炼法轮功。

由于自己亲身的巨大收益，我开始向包括我的亲人、朋友、同学在内的所有我能够接触到得人介绍法轮功。1998年初，我在当时上学的都柏林城市大学开始了爱尔兰的第一个法轮功免费教功班。从此，法轮大法，这个古老的中国修炼的、能够使人精神和道德回升、身体健康的功法，在这个有“翡翠之岛”美誉的国家洪传开来。

“大法洪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注一）

自那时起，在小小的爱尔兰有数以千计的人参加过义务教功班，无数的人接到过真象传单、光碟、杂志、报纸，等等。我和其他的修炼人一起，在爱尔兰的很多城市、乡镇、市集，办过教功班，在街头、图书馆、不同的机构宣传介绍法轮功。

我于1998年夏天回国，在这个夏天，我的弟弟和三个姐姐都开始炼功了。

第三部分：

1999年7月20日，国内的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揭批法轮功的文章，让我瞠目结舌且难以置信。我们几个一起给中国大使馆写了信，向他们介绍揭示了我们所知道的法轮功，和李老师，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反映我们的心声，停止对法轮功的这场狂轰滥炸般的污蔑，停止对炼功人的迫害，恢复法轮功和李老师的名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先后几次和我们谈话，希望我们能认清形势，停止修炼。

在明慧网上第一个报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赵金华的事情发生后，我和爱尔兰当时的其他的同修一起，就给爱尔兰的政府和不同的非政府机构写信联系，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帮助停止这场愈演愈烈的迫害。同时我们又走上街头，向普通民众介绍在中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镇压。

1999年12月，圣诞节将要来临之际，我怀着一颗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讲明情况的心，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我的家乡，山东省潍坊高密市（县级市，隶属潍坊市）。当时二姐戴夏玲正在被关押，警察把她关在她以前所在单位（山东高密酒厂，因炼功当时已被开除）。我那会儿对于国内形势的严酷性，没有太多的亲身感受，所以冒险去看望二姐。结果被举报，我在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警察就来找我，问了我很多问题，并问我还炼不炼功。我说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不炼。他们警告我法轮功已被国家禁止，你还说这么好。我说国家说不好那是国家错了。他们说你说话要小心。警察问过话的第二天，我在去二姐家的时候，就看见警车在她家楼下，我这时就知道可能不好，所以临时决定，马上返回北京，因为我当时的目的就是向上国家信访办向他们反映我所了解的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国家这个错误的决定。

回到北京，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在2000年的元旦的早上，打了辆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因为我知道国家信访办就在那附近。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妹妹那里，妹妹不修炼，而且对于我们一家遭受的迫害，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只能告诉她，姐姐做的事情是对的，将来她就会明白。

在广场上，因为是元旦，人很多，但是我注意到有好几辆大客车和面包车。我在广场慢慢走着，一个警察过来问我做什么，我说我要上访，他说为什么上访，我说为法轮功。他一听就很紧张，这个警察很年轻，看上去不到20岁，他马上喊来了好几个警察，其中一个看上去像个头儿。他们就问我哪来的，干什么的。我就把我的情况大概说了一下。他们很吃惊，因为碰上了一个国外回来的。他们要了我的护照和机票，然后就把我带上了一辆大客车，在那里问了一些问题，如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后都干了些什么，和谁联系了等等。我告诉他们我回去的时间，还有利用圣诞节假期回国看看，因为在国外听说了很多国内镇压法轮功的事情，觉得不敢相信，所以想回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想向国家和政府反映，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好功法，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这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面包车里，车里已有了三个女学员。看上去象农村来的，一脸的风霜和长途跋涉的痕迹，后来得知他们是河南农村的法轮功学员，骑了一个星期的自行车来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坐在车门口的警察手里拿了一张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里的照片，用烟头在点照片上的眼睛。我告诉他不要这样做，这样会造业。我那个时候正念和勇气不足，没有更加正义的告诉他不能做，所以只能看着他那么污辱我的师父，心里在流血。

一个高大肥胖的警察上了车，他问那三个女学员哪里来的，她们一开始没有回答，后来胖警察又问了几次，她们中的一个说是天上来。胖警察手里拎着一个满的可乐瓶子，就恶狠狠的过来了“谁说是天上来的？”，“我”，坐在中间的那个女学员回答。胖警察抡起可乐瓶子劈头盖脸就打过去，这时我想站起来阻止胖警察不许他打人，可是我没有做到，不仅是因为我的身材矮小，更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像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一直对警察是惧怕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

很快小面包车就被装满了，来上访的大法弟子很多，其只有一位秦皇岛的年轻女学员是抱着孩子上来的。这个期间我一直问他们，我要去上访，请带我去信访办，他们敷衍我说一会儿就去。车满了后，他们把车开走了，到了一个地方，后来我猜可能是北京市公安局前门分局，他们让其他的大法弟子都下了车，唯独让我留在车上。车又开回了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在长安街的路边，他们停下来，那里有很多小轿车。他们跟其中的一个说，给你们一个国外回来的。我这才意识到被他们骗了，我说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去信访办吗，为什么骗人？他们也不理我，就把我交给了一辆车上的人。这辆车上的人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后来他们又把我交给了潍坊市公安局的人。

在潍坊公安局车里，一个看上去像当官的着便装的人，非常生气，觉得我从国外回来捣乱，嘴里骂骂咧咧的说话很难听。我记住师父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话，只是平静的告诉他我是来告诉国家和政府法轮功对国家和人民是有益的，政府错了。

他们把我拉到了潍坊驻京办事处，在大厅里，有三个学员和一个小孩。大人在地上坐着，那正是冬天，冰冷的大理石地上，映着人影儿。小孩儿站着。他们让我坐在沙发上，可能因为我是国外回来的缘故吧，所以对我相对而言还比较客气。潍坊市公安局的一个好像是处长，过来问了一些问题，还是那些话，什么时候回来的，和谁见过面，干过什么，等等。我还是告诉他们我回来时想向政府和国家反映对法轮功的看法。记得我说的是，政府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是错的，必须恢复李老师和法轮功的名誉，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

潍坊市公安局问完之后，过了一会儿，高密市公安局的人又来了。这次是一个主任，一个市政府宗教事务科的科长，他们问了我重复的问题。最后他们说你还有什么想法，我说了希望国家和政府能纠正错误，恢复李老师的名誉，释放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最后他们问还有没有了，我觉得没什么了，其中一个警察说你不想回爱尔兰了？我知道他在善意的提醒我，就说，我希望能回到爱尔兰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和两个女警察住在一起。在这个期间，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我和谁接触了，都干了些什么。我说就是和朋友和家人聚会聊天。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内疚，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和三姐与其他几个学员聚了一次并交流了。结果在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去，三姐就告诉我，警察知道了，并且这其中的一些人都说了。

高密市公安局的人几个人对我表面上都很友善，他们大部分也看过法轮功的书（好像当时是任务）。经常就是和我闲聊，然后就问一些他们不懂的问题，我就尽自己当时的理解和他们说一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放松了警惕，而且觉得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就把当时我们一起聚会的事儿说了。而且那个主任还问我在我看来那几个人中谁修得最好。我就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因为那个时候对真的理解还很肤浅，觉得反正我们做好人堂堂正正，不用怕人。结果后来很可能对这个学员造成很大的魔难。她会承受比其他人大的压力，那么承受不了的时候，就走向了反面，带头去“转化”别人。我每念及此，都对自己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感到难过。

在潍坊驻京办事处的第二天，他们把问我话的记录给我看，并要我签字。我看了看基本属实，但是记录用的是审讯录这样的字眼，我就说我不是犯人，你们没权审讯我。他们就改成了问讯录。我还是不想签字，内心总觉得签了这个字很不对很难受。可是他们一再态度很好的和我说没有关系，利用我的不愿意拒绝别人和伤害人的心理。这样我就在那个所谓的“问讯录”上签了字。签字以后，我的心里非常非常难受。第二天，我跟他们要那个问讯录，我说我不应该签字。可是他们不给我。

从内心上来讲，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有很善良的一面，对我态度也很好，可是在那样的大形势下，他们就那样做。江泽民利用这个国家机器，让多少无辜的人犯下了罪业。

2000年1月4日，是我回爱尔兰的返程机票的日期。高密市公安局的人把我送到了北京首都机场，从此我就又一次离开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不同的是，这一次，几近永别。

第四部分：

回到爱尔兰，得知和我同时回国上访的另外三个学员都被关押，就开始了营救他们的过程。

在这几年的营救过程中，爱尔兰的普通民众，学生，媒体，议员（包括国家议员、郡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等，几乎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表示了极大的支持。

终于，有两位学员分别于2002年3月和今年7月份回到了爱尔兰。我们也正在继续努力是第三个还在中国的学员回来完成她的学业。

我的护照于2001年2月27日到期，在此之前，2000年8月份我曾去使馆加页（因为护照的签证也已经满了），可是使馆由于我炼法轮功，拒绝了。所以2001年2月的时候，我就先打个电话，问问使馆，我的护照到期，他们怎么办。他们先是说需要请示，让我过些日子再打。我就过了几天，又打了电话。这一次，他们告诉我，停止炼功并彻底划清界限，才能给我延护照。

当然这个条件是我想也不用想就绝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没有了中国护照，也失去了一个做中国人的机会。

好在爱尔兰的人民给我莫大的帮助。首先我工作的公司，继续向劳工部给我申请工作许可，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证明而申请工作许可，这可是少有的事儿；劳工部最后给了我工作许可，而且一给就连着两年；司法部和移民局，给我这个没有有效护照的人，合法的居留许可，也是一直到我有了新的身份证明为止，他们跟我说，你放心吧，爱尔兰决不会把你送回中国让你和你的姐姐一样被迫害；爱尔兰的媒体对于我这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国人（被中国政府不要了的人）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几家报纸都登了这条消息，包括最有影响的大报。

我找了个律师，咨询我的可能的出路，他说你可以申请：一、政治避难；二、无国籍人士庇护；三、爱尔兰公民。从心底里讲，我对于拥有别的国家身份不感兴趣，尽管中国目前由于某些原因还被人看不起，可是我的历史悠久的中国，我的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我的高山大川的中国，我的唐诗宋词的中国，有哪里可以比得上呢？可是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我等于是被中国政府遗弃、囚禁在一个孤岛上，出不去进不来，我怎能接受这样的变相的迫害？我要上天赋予我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我还要到其他我能到的地方去，告诉人们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让善良的人帮助那些行恶的人认识到他们自己正在做的丑恶和邪恶的事，帮助他们为了他们的未来不那么悲惨。

所以我在失去护照的9个月以后，才申请了爱尔兰公民。一年零三个月后，我拿到了爱尔兰护照。我的心里，百感交集，自己的国家不要自己了，人家的家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可是人家这样帮助你，叫你说什么？

第五部分：

再说说我的家人。大姐自镇压后由于害怕被抓，就不炼了。二姐、三姐和弟弟，镇压一开始，就去了北京上访。结果，弟弟被警察在天安门广场抓住，警察用鞋（或者靴子）猛踹他的肋部，造成肋部受伤，然后她和几千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在北京的一个体育场，在那里3、4天，没吃没喝没地上厕所。后来被高密公安局的人带回高密，在公安局被关了一个礼拜左右。他告诉我，在公安局，一个又高又大的警察让他做双盘打坐的姿势，恰巧弟弟因为修炼的时间比较短，双盘还盘不上，但是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盘不上，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盘上了。可是这个警察说他盘得不好，说帮他盘盘。结果这高高大大的警察，就站在弟弟的双脚踝骨上，用力又踩又碾。

弟弟后来在2000年10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次北京，这一次回来的时候，也是被警察用车送回来的，同车的有100多个大法弟子。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犯罪，不应该被这样对待，就在途中试图跳车逃走，弟弟跳车时摔坏了腿，不过后来没大碍。可是，另外一个年仅26岁的大法弟子叫王武科，因为不愿被恶警带走，也从车上跳下，跳下后昏迷。被送去医院，在医院去世。

因为我在国外比较活跃的缘故吧，二姐、三姐和弟弟都受到了特别的注意。二姐和三姐是被抓被关好多次。二姐有一次被关了二个多月吧，在关押的时候，她用绝食这种方式反抗这种非法、不公正的对待，结果警察用普通的塑料管子给她灌食，根本不是医用的灌食管。99年底我回去的时候，她还在被关押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是一直在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象，散发资料啊什么的。2000年12月份，警察要抓她去劳教，为了不被抓住，她勇敢的从一个三层楼里跳下来了，那一年，她39周岁。结果摔坏了腰，幸好遇到好心的邻居，把她给藏了起来，后来又打车让她逃走了。二姐从此不得不流离失所半年多，结果在2001年8月前后，又被警察抓住，最后送到了济南女子劳教所，判劳教3年。

镇压开始后，三姐夫受谎言的毒害，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被迫于2000年初和三姐离婚。离婚后的三姐，带着年仅10岁的女儿，没有收入，生活也是非常的艰辛。三姐在2000年秋天的时候就预感自己可能会被劳教，所以就把72岁的母亲送到了仍住在东北的大姐家。果然，2000年12月警察开始同时抓捕二姐和三姐，二姐跳楼走了，三姐被抓住，直接送去济南女子劳教所，3年劳教。

在劳教所，姐妹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大队，所以平时也是见不到面的，当然偶尔两个队在劳教所的操场上路过时可以见到，但是不能随便讲话，只能互相看一看，或者笑一下。

母亲在父亲98年去世之后，就一直脑子有些糊涂，而且她老人家一辈子的成就，就是我们姊妹姐弟6人。母亲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所以父亲和我们6个子女就是她生活的全部，父亲去世，对她老人家是个沉痛的打击，所以那个时候，可以想见，她的6个子女，有4个在受着直接的迫害：二姐、三姐在劳教所，弟弟也是朝不保夕，每天都有可能被抓，我在国外回不去。尽管他们都瞒着母亲关于两个姐姐被劳教的消息，可是自幼聪慧的母亲，怎能不感知她的女儿们正在承受的痛苦，更何况母女连心，她如何不知道呢。所以在二姐被劳教的两个月后，母亲也忽然急病倒下，大约2周后过世。

母亲去世的消息，弟媳去劳教所通知两个姐姐，劳教所不仅不给通知，而且接待弟妹的几个警察中的一个还哈哈大笑。对所以母亲过世的消息，两个姐姐是在母亲去世两周后才得知的。

父亲出生于1927年，幼年父母双亡，和小他4岁的弟弟（我的叔叔），由他们的祖母抚养大。1945年加入八路军。在部队里做过卫生员。攻打四平和长春的战役他都参加过，当时被国民党围在四平城里一个多月，没有水喝，就喝澡堂子里的水。后来被部队推荐到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学习。父亲的智力，是少见的好。因为家贫，他从未上过学，可是他竟在班里当数学课代表。同时每天还要识几百个汉字。

1952年，父亲24岁时，和母亲结婚。父亲在部队又做了好几年军医，才转业到高密县医院。那时的大学生很少，父亲一表的人才加上高明的医术，在我们那里也算小有名气，提起戴医生，很多人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父亲不免有些年轻气盛，靠着自己的资历和智力。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很多的人，饿死的人表现的状态是“水肿”，就是肚子很大。爱较真儿的父亲就说是饿死的。那个时候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形势一片大好，怎么还会有饿死的人事儿，这岂不是攻击社会主义吗？所以父亲就和院长争论了起来，争论中，院长说“我开除你！”，父亲说“我自己走，不用你开除”。就一怒之下离开了医院。后来医院开会，院长就宣布把父亲开除了。

那个年代，一个被开除了的人，再上哪里能找到工作呢？这个恐怕是不太会搞人际关系的父亲始料未及的。所以在碰了很多壁之后，不得不远走他乡，走上了当年外曾祖曾经走过的路—--闯关东。在吉林省长白山下的一个小镇子上，开始了他一生的街头摊贩的生活。一开始面子很难拉得下，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堂堂的军医，如今要在街上卖东西，想想也真是难为了父亲。可是一家人瞪着眼等着吃饭，怎么办？也只能一咬牙，豁出去了。那时大姐7岁，二姐几个月，尚在襁褓中、母亲的怀里。

我小的时候，最恨的就是填各种表格，在父母的职业一栏里，我要填上“无”这个字，连同我的耻辱。

不过父亲他老人家自己很明智也很开通，他说以自己那个性格，要是还在医院里，文化大革命，也早就被砸巴死了。那会儿街道上，像他这种没有所谓的正式职业的人不多，有3、4个，所以每次运动一来，这几个人就是办学习班的对象。那时候一听半夜敲门，母亲和我们就吓得不敢睡觉。通常都是民兵“当当当当”的敲着我家那个罩着窗子的木板，所以吓唬人的效果绝对好。我长大后还一直害怕公安局或警察，大概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父亲母亲一生辛辛苦苦把我们几个拉扯大，希望孩子们都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也就安心了。我出国的那会儿的打算是，硕士毕业时。邀请父母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知道国外的人对毕业典礼很重视，也希望父母能跟我沾光，出趟国看看。母亲还一直担忧，她又不会说外语，可怎么办。然后我就回国，在北京找个工作，买个房子，伺候父母到终老。可是，1998年，在我回国探亲刚回来的一个月以后，走时已经见好的父亲，忽然在他回去看他的老家村子以后，一进我家院子就倒下了，两个小时以后去世。父亲去世，我刚从国内回来，没有钱再回一趟中国，只能远隔重洋流泪。

第二年镇压开始，我的心时刻被国内的形势和情况所牵引，每天明慧网上的关于大法弟子被迫害和虐待的报道都让我哭上大半天。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国的原因。我忍受不了眼睁睁的看着大法和大法弟子受迫害，我的师父在被侮辱，我却坐在宽敞舒适的办公楼里，无能为力。我要回去，用我绵薄之身，为我的师父和大法承受我所有能承受的。

母亲的去世，在我当时沉痛的受伤的心灵，又洒了一把盐、割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可我的姐姐弟弟们、相识和不相识的功友们还在国内受着严重的迫害，我不能终日以泪洗面，我还得出去，告诉人们这场迫害，让世界上善良的人都来伸出援手，中止这样的对人类自身是侮辱的事情吧！

第六部分：

近日和一个研究生的同学在网上聊天，他是属于被国内宣传欺骗的哪一种。他说以你的才智可以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更大的力量。我说我正在这么做，在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和良知的崛起贡献我的力量。有了道德和良知，物质财富不是难事。

我修炼以前的理想人生是，找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盖一座茅屋，种几亩地，养点鸡鸭鹅……吟诗，作画，舞剑，和道中人饮酒和诗。我的中国学者隐士的梦想，成了我逃避疲惫现实的一个避风港。我身体里流淌的中国的血，对于那个已经现代化了的中国，感到不适应。也感到失落，不知我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修炼前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问我，“你说人为什么活着？”我答：“什么也不为。父母把你生下来，你总不能好不焉儿的把自己挂起来吧？”这就是我那时真实的想法，为了父母而活着，他们给了我这个生命，我不能在他们还在世的时候，把自己给结束了。他们一去，我也跟着去。人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留恋。

修炼了法轮大法，让我找到了古人的那种重德向善的品质，也让我明了生命的本来，和生命的归途。

小的时候，母亲教我们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父母一生遵循着这样的古朴的训诫，待人真诚、善良，管教子女严厉，但是又有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的时候。

我在爱尔兰学习工作，同时我也在向我身边的爱尔兰人自然的介绍中国，中国的文化，风景，民间习俗，尽我所知。从老子的无为，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到佛家的慈悲救度众生；从泰山、长江黄河，到长城；再到端午节，中秋节，中国新年，东北的土炕，过年时要磕头（我家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等等，只要是我知道的中国的东西，我都会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讲给他们听。就包括外曾祖徒步寻父十几载的故事，都讲。

可是，如今，我怎么对这些友好的，对中国只知甚少的纯朴的爱尔兰人讲述今天的中国？当今的中国，物欲横流，贪污腐败，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为了钱权，可以无所不为。原以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就可以远远的离开这些假恶丑，朝着我的返本归真的路修下去，朝着真善忍的金光大道走下去，就可以了，可是我哪里想到，做好人也要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

我的恩师，传授给我和亿万人真善忍大法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无穷、脱胎换骨的李洪志老师，还在中国被江氏一伙污蔑着，被不了解真象的人侮辱着，我的同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同胞们还在经受着不应经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失去了家庭，老人失去子女，孩子失去父母，丈夫失去妻子，妻子没有了丈夫；有的还正在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洗脑班，守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有的由于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或者听信了谎言的欺骗，离开了他们深深热爱着的大法…

可是就算在这样的环境下，修炼大法的人们，从真善忍法理中明白了生命真谛的人们，没有被打倒，没有被酷刑吓倒，没有被残酷折服，而是始终坚持真理，并且还在用他们最大的慈悲去告诉那些被谎言欺骗的人们，事情的真象，法轮功的真象，镇压迫害的真象，是谁在利用国家机器、和人民的血汗钱，来镇压人民？是谁害怕人民知道真象？

我听过一些在我的恩师身边工作的人讲过的事情。1998年夏天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完法会以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哥德堡的炼功点炼功，大连来的一个50多岁的女学员给我们讲了她当年去我们师父家看到的情况。那是94年了，师父家里只有一个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因为师父的女儿要看电视才买的；师父家里的家具非常简陋，看上去像是手打的；被弟子们称作天书的《转法轮》是师父坐着小板凳、在床上写的。这个女学员原来是开外贸公司的，卖了一套房子送给师父，可是师父没要。她说，全大连找不到一家条件那么差的。

刚去北京传法的时候，师父拿着国家注册气功师的50几块钱的工资，刚去北京的几个晚上，找不到地方住，只好睡在建筑工地的水泥管子里。在各地办传法班，都是收费最低，而且由主办的单位收取。我修炼法轮功之前接触过一门别的气功，有一年坐火车的时候碰上了几个烟台人，去北京的丰台参加这个气功的一个班，好像一个星期学费就是800、900元人民币，而我们的师父办10天的班才收不到100元，而且老学员还是半价，即50元。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一直很羡慕那些当年能亲耳聆听师尊讲法的学员，哪怕花费再大我也乐意，可是我已没有了那样的荣幸。

用心不良的人，能污蔑这么慈悲、无私善良、伟大的人，他们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导演制造自焚骗局，造谣说法轮功这样那样的坏话，这样的丑事，恐怕两岁的孩子的智力，也能做出来。可是就因为江氏一伙，手中掌握着权力，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把人民不放在眼里，利用广大的人民痛恨邪恶的正义的良知，淫威诱逼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人和他们一同行恶。他们也深知，一旦人民知道了真象，他们的下场会是什么。所以他们极尽所能切断一切人民可以知道真象的来源，销毁证据，企图掩盖事实到永远。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恰恰是把他们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历史的审判台，然后是投入无生之门。因为正义永远是正义，她的未来一定是胜利的，光明的；邪恶永远是邪恶，最后的下场一定是毁灭的。

那个时候，我可以回到我阔别已久的故乡，我的心中的永远的中原古国，我的中国的梦想，父母讲过的那些故事，祖先留下的孝心仁德，都将不再是梦想，不再是我心口的疼痛。我那个时候可以做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人了吧。

《中土情怀》这首歌唱得真好：

……

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纯朴的民风依稀，似曾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抻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示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观，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

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

（全文完）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甲申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