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我们正好可以利用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讲真象。首都市民对社会话题的敏感程度和参与精神一直都是全国最突出的，如果用聊天的方式与他们交谈，很多人都非常爱听。面对面讲又可以直接看到对方的反应，可以更有针对性，这样能做的比较扎实深入，效果也立竿见影。而且表面上没有任何可以作为邪恶迫害的“证据”的东西，只要自己心正，做的自然，不留刻意“讲真象”的痕迹，即使是直接对警察讲，他们也只能说你是在谈自己遇到的、听说的事。恶者无可奈何，有善念的警察很快改变了原来的邪恶表现，纷纷指责看守所、劳教所警察的兽行，骂他们是败坏警察形象的败类。

有些同修俩俩配合，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在公共汽车上，他们象朋友聊天一样，互相交谈。以第三者的身份，从“我的邻居”是法轮功，刚回来，受了什么迫害开始，结合国内外形势和北京人喜爱的话题一步步讲下去。全车厢的人都为之震动，前面的人扭着脖子听，后面的人探着身子听。年轻人不住的点头，老年人竖起了大拇指，说：“说的好，我们爱听！”

有一些同修由于受恶人的迫害，自己的家庭被破坏。他们就纷纷以此为由，去找律师咨询，而且每次找不同的律师事务所。把自己家庭被破坏的来龙去脉讲给律师们，要求法律支持，同时顺便就把自己在看守所、劳教所里所受的迫害全讲了出来。同修配合时往往是互相说对方遭受的迫害和自己看到同修所受的迫害时的同情与对难中同修的帮助。很多律师都是七尺男儿，听得眼泪汪汪，纷纷表示，警察打人是执法犯法，任何时候都不对，只要法轮功学员肯聘他们做律师，他们就愿意做代理。

这样的实例还很多，不多说了，只是为了说明一下面对面讲真象在北京的效果。当然这些同修能起到这样的效果也是他们修到那种状态上了。大家不一定一次针对那么多人讲，只要遇到的人就讲就可以了。有的同修只是向行人问路，这样短暂的邂逅，都不忘告诉对方自己本来路很熟，因为炼法轮功在劳教所里被打得失去了好多记忆，所以想不起来了。世人往往非常同情，很多人都象是从来没听说过一样表示出强烈的气愤和震惊，有人还会主动提问。

当然我们与同修交流的只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其他同修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