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0年代患风湿性心脏病，逐渐恶化到三级晚期，86年在重庆新桥医院做了换心脏瓣膜手术，术后不久病又开始复发，全身浮肿。又继续吃药，服用地戈心、利尿药、抗凝药，并附保肝、保肾等药。特别是抗凝药，三军大的医生叮嘱我要终生服用，否则将带来生命危险。到了96年，由于生病用了家中不少钱，家境已非常困难，但病情还在继续恶化，全家人为我的病非常着急，但又无能为力。面对人生的苦难，我痛不欲生。

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终生难忘的是一个善良的人给我介绍了法轮功的功理功法，并借书给我看。我看后觉得非常好，就照着书上的要求炼，一个修炼的人必须做一个好人，重德行善，与人为善。不知不觉，一周后，我发现全身浮肿消失了，身体感到轻松了，后来我才想起那位好心人给我说的：炼法轮功能够达到祛病健身、净化身体。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我甩掉了药罐子，身体健康了，给全家人带来了幸福和快乐，经济上减轻了家人的负担，大家精神上也轻松了。从96年得法到了99年7.20，这段时间我感到身体非常舒服，家庭环境也轻松和谐。

从1999年7月22日开始，所有的电视、报纸、杂志铺天盖地诽谤、诬蔑法轮功；全国铺天盖地的镇压法轮功。我感到迷惑，这么好的功法，这么叫人修心向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我也从做好人做起而受益，怎么会受镇压呢？看了电视上的诬蔑，真是难过。回想起文革时期，领导挑起群众斗群众，一夜之间可以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可以叫红卫兵随便抓、随便打，这不是那灾难深重的文革又来了吗？法轮功修炼者不干涉国家政治，也没触犯任何法律法规，我们应该向政府有关部门讲明真象，法轮功是受迫害的，电视上是按江氏一伙的要求对法轮功诽谤，欺骗广大民众。

2001年腊月，社上、村上、船山乡各级领导轮流到我家来做什么转化工作。我问他们：把我转化到哪去，法轮功叫人重德行善，不欺骗，不说谎，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对任何人都要好，你们要我放弃做好人的信仰，这哪行呢？干部多次带人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来我家搜查，翻箱倒柜，任意妄为。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45条的规定，构成了非法搜查罪；触犯了《宪法》第36条关于公民有信仰自由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信仰自由权；触犯了《刑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触犯了《刑法》第251条的规定，构成了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

2002年5月的一天，我到永兴赶场，听到有人带着憎恨的心理议论法轮功，特别是‘天安门自焚’，我就和他们搭上了话。我说电视上的自焚是别有用心的人编出来的，法轮功要求不能杀生，真正的炼功人决不会自焚，电视上说的是造谣的，骗人的，让不明真象的人仇恨法轮功。你们听一听外国广播，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上亿的群众修炼；各国政府都了解法轮功群众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群，修炼使人祥和，身体健康；法轮功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一千六百多项褒奖，那些文明国家为什么没有自焚、杀妻等案例呢？而在1992年至1999年7.20这段时间内，中国有几千万人在炼法轮功，也没有这些案例。难道在1999年7.20后，才有了吗？而且还是中国特有，这是为什么呢？在国外法轮功的人群知识层面普遍高，有大学生、硕士、博士，有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生物学家，研究药物学的，微生物学的、社会学的人才。而且国外有许多华人的精英也在修炼，这么多人在炼法轮功，如果他是邪的，早就被其他国政府取缔了。相反，各国政府、進步人士、社会团体要求联合国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由于被人举报，永兴镇的派出所来人将我绑架。我被铐成“大”字形，手铐勒進肉里，当时我手发乌发肿，把我痛昏死过去。恶警非法毒打折磨我，把我关了二十多天，罚款一千。我回到家后，街道办事处、城南派出所、村、社派人把我监视起来，经常派人来我家骚扰，影响我正常生活。就因为我说了几句真话，他们就这样对待我。《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并触犯了《刑法》第238条规定，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2003年8月14日下午，一群警察来到我家，当时我坐在床上。他们见到我就问：昨天看到你提一包资料去哪了？我就问他们：那你们昨天为啥不当场抓到我呢？其实我并未提什么资料，是买的香腊钱纸敬老人，因月半节到了。他们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在我家里到处乱翻，结果什么也未找到。后来看到一个熟人放在我这里的密码箱（箱的主人出去打工了），不由分说，抓过来就敲烂，里边全是衣服。我禁止他们这种违法行为，他们抓起我就打倒在地，提起来再打，打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善意的对待他们，给他们讲道理。

他们把我家里搞得一片狼藉，又绑架了我，关在一个屋里，派人24小时轮班审讯我，由于我承受过度折磨，又未睡觉，心跳每分钟达一百多次。身上被毒打的地方开始肿起来，被打了的左眼也一直流泪不止，在这过程中我一直用卫生纸捂着左眼。恶警后来又把我关進收教所。我遭毒打后，身体越来越坏，肋骨疼痛难忍，不能睡觉，左眼疼痛充血，整天泪流满面，老病也开始复发。我要求医治，他们一直不理，直到我生命垂危才放了我。他们非法关押了我37天，出收教所后，我立即去了市人民医院医治眼睛。经医生检查，左眼球被打坏了，必须住院观察治疗。为了治眼睛，我老头子四处借钱，借了钱住進医院，住院号是2117995，住院半月。由于伤得太重，在收教所又延误了医治时间，左眼已完全失明了。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左眼失明后，医生说，必须在吃药抑制左眼恶化的同时保护右眼，否则将带来更大的麻烦。为此我们去了国安大队三次要求解决，他们一拖再拖，都未得到解决。

我现在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全家四口人，我无工作，女儿、女婿都是下岗工人，生活也无着落，全家仅有的一点生活来源靠领低保。

2003年8月14日，警察来我家搜查时，把我领低保的本子都拿走了。以前我治病还欠了债务，可想而知现在所处的境地有多艰难。他们这次这样对我，违反了宪法第37条、38条、39条，并触犯了《刑法》第397条、399条，构成了滥用职权罪和徇私枉法罪。

在这里，我只陈述了我受迫害的情况的一部分。警察、干部无视法律，随心所欲打人抄家，违法行为恶劣到了无止境的地步，简直与土匪无异。

最后，愿天下所有善良人都明白真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