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钟振福，今年53岁。妻子钟淑花，51岁。我们是97年同时得法。没得法前，妻子体弱多病，我也经常被肩周炎的疼痛所困扰，家庭矛盾更不用说。得法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炼功，我们俩的身心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每天上班，家里活、地里活都由妻子承担，她不但不知道疲劳，反而红光满面，身体的病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深深的被法轮大法折服。觉得有义务让所有人都来了解大法。就这样，工作之余，我就和妻子不辞劳苦的奔走于各个乡镇，农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大法的高尚和神奇，越来越多的人走進了大法中修炼。就这样，我们又买了录音机，放像机，在地上铺了草席。成了当地最早的炼功点。同修们每天都准时到我家集体学法炼功，同修的家里人也都从心里感激和支持大法。因为这些人当中有被疾病长期纠缠的，有婆媳不和的，有夫妻不忠的。但从学了法，全都象变了一个人，有病的病好了，家庭不和的和睦了，有谁能不愿意让家里变好呢？

这种充实而快乐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99年7月19日。7月20日铺天盖地的谎言突降而至的时候，我们凭借着两年的扎实的学法，能够确认这场迫害的邪恶性质。不过，也有不少的同修懵了，很多同修也迷茫了，世人也都卷入了这场邪恶的谎言，对我们都另眼相看。学法环境也在当地公安，村委的干涉下被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妻子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坚信大法，决心要为师父讨还清白，为大法讨还清白。

妻子首先去了北京上访，一路上凭借着对师父的正信，对大法的正信，经过了23道关卡，到了北京。刚到北京站，她就被恶警推進警车，送到丰台体育场。广场很大，当兵的手拉手当墙，围着被抓的大法弟子，同修们都被互相鼓励着。大法弟子当中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有挺着肚子的孕妇，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还有文质彬彬的学生。天热得很，警察却一点水不给他们。有个男同修一到体育场就坐下打坐，被一恶警先用脚踏，又打耳光，然后上来两个恶警扭住男同修的胳膊使劲扔到车上，不知道拉到哪去了。晚上有一个老太太要出去上厕所，被一个恶警推回去连打带骂，我妻子就喊“不许打人！谁家没有老人？！”大法弟子一起鼓掌。恶警拿着照相机对着我妻子就拍照，后来妻子被一个军人放出来，听口音是老乡，军人告诉我妻子他的妈妈也是学大法的，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好人。就这样妻子在那个军人的指点下回到了家。结果当天回来就被当地政府抓走，关押了四天四夜，又罚了200元。

2001年3月14日这天，平度的两个同修来我家，因我不在，他们便去了唐家村的一个同修家，被坏人举报，绑架到长乐派出所。晚上听说后，我就用自行车带着妻子买了面包，水果，衣服去看他俩。到了派出所，推开房间门，我们看到张姓同修被捆在铁椅子上，没看到另一个同修。听到房门响，平度的姓王的恶警急忙从里面出来，赶紧把我和妻子推出门外。这时候很多恶警听到动静也都从另一个房间出来了，骂骂咧咧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告诉他们是给同修送点东西，平度公安局的石卫兵恶警一把抢过东西扔到地上，竟然诬蔑说：“谁知道你们的东西有没有毒。”这时又上来几个恶警恶狠狠的说：“你们俩是不是找死。”便把我们从台阶上一直推出大门外。我们走出了三里多路，恶警又开着两辆摩托一直跟踪我们到家，恶警才回去。

第二天，我和几个同修商量，事情发生在长乐，也是在看长乐大法弟子能不能走出来证实大法，讲真象，我们应该去要人。就这样我们16名同修一块去派出所，向他们要被非法抓捕的两名同修。到了派出所，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平度公安局，610，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开会。我们在这空档就向所有人讲真象，告诉他们我们是好人，赶快把人放了，我们马上回去，不放人我们就不走。有个平度姓王的恶警说他就愿意对付法轮功的人，我告诉他：对付炼功人，对付好人要下地狱。当时该恶警气得脸色都变了。

中午11点左右，邪恶之徒们开完会回来，同时调来两辆大面包车，20多名武警，610的于斌让我们都出去，20多个武警上来扭着我们的胳膊一个个推上了车。姓王的恶警告诉扭我的武警，说我话多，两人故意一扭一提我的胳膊，痛得我差点掉出眼泪来。

我们16 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潘桃收容所遭受迫害。一到收容所，我们的腰带就都被恶警拿走。妻子不配合邪恶之徒照相，被恶警把腿都踢青了。恶警又把我们分开，每两人一个房间，三、四平方，一人高左右，门上留一个小口，吃喝大小便都在里面。吃饭每人一个小馒头，两块咸菜，一碗水。最难受的是一小便，满屋透不过气来，我们就用衣服盖上，再把衣服拿到窗外慢慢散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俩便绝食抗议，三天后才叫我们出去大小便。十几天后孩子们来看我瘦得不成样子，就偷着代我写了保证书，交了1000元用车把我拉回家。而妻子因绝食6天被转到平度，半月后又送回镇派出所迫害一个多月，又是儿子偷着交了280元，才放回家。

2001年冬天，我和另外六名同修去北京上访，到北京下车后已经是晚上，我们去旅馆想开个房间，但墙上都贴着关于法轮功的告示，没有身份证不让住，没办法我们就找了个公园在石条凳上坐了几个小时。不到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来到天安门，心中感慨万千，接着我就对着天空连喊两声：“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这时候一个手拿小旗的便衣向我走来，我转身向着看升国旗的人群挤了進去。同时四、五辆警车向这边开来，其中的五个同修被恶警认出，推上车拉走了，剩下我们俩非常难过，忍着这份痛苦回到家，通知他们五家的家人他们在北京被抓了。

2002年腊月，女儿，儿子都回来了，一家人正高高兴兴的说家常，莱州公安部局拉着一个邪悟的妇女闯進我家，其中一个恶警问我妻子认不认识这个人，光盘是不是我妻子给的。妻子很镇定的告诉他们“不认识，你们走吧。”恶警又对妻子说：“你们家还有多少光盘都拿出来，今天就不带你走，不说实话，人证物证都有今天就带你走。”妻子还是说不认识，又对恶警说：“快过年了，亲人都回来了，不能伤害好人，我们炼功人都是好人。”那个恶警说：“就凭这几句话，在莱州还没有一个人敢说，如果这是在莱州马上就把你带走，你丈夫呢？”其实，在恶警闯進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出事了，便找了个地方静心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听到恶警询问，我不慌不忙的走过来指着搂着孩子哭成一团的女儿说：“你们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你们走吧。”恶警一看没办法，就走了，临走还说等过了年再来。这一次，我和妻子都深深的感到“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　修炼人　装着法　发正念　烂鬼炸　神在世　证实法”（《洪吟》（二））。

2002年秋，也就是十六大之前的一天，我和妻子刚从地里干完活回家，正准备做晚饭，突然闯進来8个人，他们有信访办的，有计生办的，派出所的（因大肆抓捕大法弟子，恶警不够用，连计生办的人都参与了）。其中派出所的指导员梁同海说：“老钟，党委叫你俩去一趟，有话说，快把衣服穿上，跟我们走，一会再把你们送回来。”听完他的话，我的脑子马上划了个问号：一会儿就把我们送回来，还穿衣服干什么？我知道有事，就开始发正念，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炼功人都是好人，哪儿也不去。恶警终于撕开伪善的面目，一声“动手”，就象土匪一样，三、四个恶警扭着我们的胳膊，把我们俩口子推到大街上准备推上警车。我和妻子都不上车，用脚蹬着车门，十几分钟也没上去。恶警最后没办法，便凶残的踢我们的脚，按头，又扭胳膊，终于在我们疼痛难忍时把我们推上了车。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吓得就是哭。我们就这样被绑架到镇政府门前，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十几分钟后又把我们拉到平度洗脑班進行迫害。刚去时我对姓代恶警说：“我们镇政府领导说党委找我有事，然后就送我们回家。怎么把我们送到这里来了，一个政府官员都说话不算数，谎言加绑架。”姓代的竟无耻的说：“这是抓人的手段。”后来才知道姓代的是610的头子。

到了晚上，我和妻子跟他们讲真象，他们根本就不听。第二天开始，恶警就让我们坐马扎16小时面壁，或者看污蔑大法的录像，我除了背法就发正念。在这里一共关押了20多名大法学员，都在受着非人的折磨。其中有个老太太，她不听邪恶之徒指使，被撵在院子里体罚。他们先用手铐把人铐上吊起来，用脚照着同修的脚用力一扫，人便站立不稳就会倒下，而手又铐着，身体一悬空，痛苦难忍。在残酷的迫害下，最后20多个同修承受不了，都妥协出去了。只剩下我和妻子，邪恶之徒又指使儿女和母亲来610又哭又劝，我们俩没有把握好被邪恶钻了空子，写了保证。回家以后我们俩难受得好几夜没睡好，真觉得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和妻子鼓足勇气同时写了严正声明，又重新回到证实法、讲真象的洪流中来，加倍弥补过去的不足。从这一次的教训，我领悟到：面对迫害时一定要清醒，坚信大法，不能被常人心带动。

2004年3月，因同修出事，被莱州公安部局拘留追查资料来源，并通知平度安局，平度恶警去了我家，三辆警车包围了房子，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下就绑架了我妻子并非法抄走了我家的录音机，录音带，刻录机等价值5000多元。

妻子一直被关押至今近5个月了，被关押其间听曾被一块关押出来的同修讲，妻子多次遭到虐待体罚晕倒，并阻止家人见面。我至今被通缉，背井离乡，做着大法子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