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吴桂芳，女，50多岁，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人，两次被绑架到高阳劳教所，在里面遭受了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和强迫洗脑。2004年8月中旬，吴桂芳被折磨得已奄奄一息、生命垂危，高阳劳教所怕承担责任，以“保外就医”为借口将其释放回家。两年折磨，使她已骨瘦如柴，面无血色，与入所前的健康身形判若两人，好多人都认不出她了。

高阳劳教所位于河北省中部的保定市境内，那里主要关押河北北部和北京地区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是名闻全国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魔窟。有人说：高阳劳教所是三黑劳教所，即：手黑、心黑、财黑。手黑：整人的招数多而恶毒。活埋人、放毒蛇、剪肉、烧头。心黑：打人时恶警们惨无人道象饿狼扑羊一样。财黑：克扣学员生活补贴，每月160元补贴顶多给60元。不供热水，每天吃又干又黄又硬的馒头，没有菜，只有一口菜汤。超时超强度强迫体力劳动，有时一天只让睡4、5个小时。为了谋取额外收入，劳教警察把学员转让卖给周围不法工厂做廉价苦力。以下根据吴桂芳口述整理。

一、第一次入魔窟

赤城县在河北省北部，是全省乃至全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我所在的东卯镇镇委书记苏友，在迫害法轮功上坏事做绝。我两次被劳教都是苏友蓄谋造成的。

2000年第一次被绑架到高阳劳教所，恶警王大队长以不报数为茬，曾狠抽我60多个嘴巴，她打得手疼，累得虚喘，歇了两歇。2000年元旦前几天，恶警马莉曾把我扒光衣服铐在暖气片上用电棍电我的嘴。恶警胡大队长把我从熟睡中叫起，让我写所谓的不炼功保证书，我不写，胡用电棍同时电我的两只脚面。

2001年春节期间，大队长恶人杨泽民强迫我“转化”，把我带到一间闲屋里，让我靠墙站着，两手放在面前半圆形桌子上，恶警臧海利和另一恶警把电棍打开火花，命我握，恶人心理变态，施暴中还要让受刑者自己电自己，我不从，两恶警狂性大发，齐电我手背，不解气，两恶警又提着毛衣领子电我脖子，前后挪动，从腮到咽喉来回电。还不解气，两恶警又把电棍在我嘴里电，在口唇使劲搅动，当时嘴就肿起老高，唇肉烧焦出油，还流了许多黄水。恶警魔性大发，还命我张开嘴，想电我的舌头。折腾两个多小时，见我还不屈服，又把我换到一间大办公室，脱了我的鞋袜，命人抱住我的腰，抻直我双腿，恶警队长胡××、大队长杨××、队长叶××、臧海利、段广慧等人轮流电我两只脚面，脚心，电棍持续放电不灭，我脚面当时就被电烂了，流了许多黄水。我右脚面上至今还有一个核桃大小的疤痕，左脚踝骨处电了一个海棠大的洞，至今还有点抽筋。他们见我还不屈服，恶警就用铜丝缠我双手给我摇电话机全身通电，人被固定不能动，头被电掉一大片头发。每个狱警走進关我的小屋来，都有电我的“权利！”，我成了他们发泄的“活榜子”。

仅2000年1－6月半年时间，高阳劳教所所有的队长无一例外都参与了对我的施暴。

2000年腊月，恶警们把我带到野外10多次，蹲铐在一间空房里，一冻就是一天一夜。外面冰天雪地，我的腿脚很快就被冻肿了。有一次，恶警还把我的棉衣脱掉扔到雪堆里，用雪球砸我。我趴在雪里不能动，一个恶警说：“把她扔到旁边的沟渠里弄死算了，让她男人来抱骨灰盒吧！”后来把我从雪堆里拉出来铐在一间透风的房里，由恶警魏红玲和她男友看着冻了我一天一夜，但我始终不向邪恶“转化”。

没过几天，恶警王大队长，马莉，刘慧利，武队长把我铐在外面，逼我“转化”，她们叫来两个年轻男性折磨我。海利和其同伙每人拿一根电棍，同时在我后腰上电20几下，每电一下问一声：“还炼不炼？”我说：“炼！”她们就又气急败坏地在我后腰、胳膊上来回电，就这样重复的电了我百八十下才停手。我全身的皮肉都被电伤，没有好的地方。胳膊和手肿得老高，皮肉青一块，紫一块。

有一次，我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几个恶警一拥而上，抓捂我的嘴。嘴上的痂被抓掉，鲜血直流。它们把我拖铐在大车间，血滴洒满了雪路地。至今我的下唇仍留有约三厘米的疤痕。

2001年1月“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高阳劳教所魔焰高涨，大喇叭广播反复播发着骇人听闻的指控。我说法轮功按“真善忍”修心，绝不允许自杀和杀生，自焚是假的。恶警马队长、叶队长立刻用臭袜子把我和另外两个学员的嘴堵上，并用胶条封住，从早上一直到中午。

二月的一天，我洗毛衣晾在竿子上，收回后发现毛衣上一大片汽油味，汽油在劳教所内是违禁品，劳教人员没有这东西，肯定是队长干的，我再也没穿那件毛衣，把它包起来放在床上，每天穿单衣冻着。我死不怕，但如果恶警哪天把我提到外面也让我上演“自焚”杀人惨剧，那不成了他们诬陷大法、毒害世人的借口了吗？一个队长不怀好意的问我：“是否想喝汽油？”

二、第二次入魔窟

2002年9月××党16大前夕，河北张家口赤城县610办公室怕大法弟子進京上访，便带领该县东卯乡派出所所长米长帅、乡书记苏友等十余人于9月某日到我家欺骗我及家人说要接我到乡里“学习”，并答应晚上就送回来。我及大法弟子吴旭银、吴守枝、张书梅、乔连英、赵玉娥、闫书梅、芦正莲、刘书琴、翟桂花、张玉珍等11人被接到东卯乡里后，就被直接送到赤城看守所里，在那里大法弟子十几个人半盆饭，只够两三人吃，只有一个汤匙，二餐不得温饱，10月底的一天，他们让我们签名，问干什么，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把我们判了劳教，并且也未给家属和本人下判决书。

2002年10月31日，我及大法弟子吴旭银、吴守枝、乔连英、赵玉娥、张书梅、刘书琴、闫书梅、翟桂花、张玉珍及龙门所还有一人共11人连夜被送往高阳劳教（夜里走时说送我们回家），其中大多数被判劳动教养三年（这也是在高阳恶警给我们上刑时才说出来的）。

11月1日中午到高阳劳教所后，我们被强行扒光衣服、撕开被褥检查之后，又让我们十人（吴旭银在男队）在四楼排队站着等待处理，不让蹲也不让坐，我们中五十多岁老太太居多，从中午一直站到晚上干警们吃过饭，只要蹲，身边的干警就拳打脚踢，晚上以杨泽民为首，胡大队长、段广慧、魏红玲的丈夫、刘桂丽、马莉、叶队长、赵袁等十几个人闯進屋里，手里拿了七八根电棍一个个的审问，强迫“转化”，开始了对大法弟子们施暴，几个人把学员吴守枝电得晕死过去之后又揪起来接着电，其余人还不能看，只能听到吴守枝的惨叫声，恶警听到弟子不愿放弃修炼，仍要坚持炼功，一下就拳打脚踢，用电棍电人。电棍啪啪的闪光声，恶警疯狂的拳打脚踢声，学员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乱作一团，气氛恐怖至极。那里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我第二次被关進这里，恶警们变得更恶了。与我同被劳教的两个同乡学员很快被邪恶之徒折磨得精神失常了。

2003年5月份，萨斯期间，恶警们给我补照照片。2000年第一次劳教期间，我被折磨得脸部变形，下巴焦黑，嘴唇结痂，照片没法照，这次是补照的，用以骗人。

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树叶已经好大了。可恶警让我穿棉袄棉裤、棉大衣，坐在火盒前，火苗一尺多高，从前边还给我围了一条棉褥子。恶警王大队长和马莉站在我两边，表现出对我很关心的样子，恶警杨泽民拍照。

在其后更加残酷的肉体与精神折磨中，我终因无法承受而屈服，写了不炼功“保证书”，之后，我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中。2004年元旦，恶警们让学员们答卷，因为学习了《劳教学员手册》（《劳教学员手册》明文规定：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劳教人员，不准克扣伙食。可是直到2003年6月份劳教所才极不情愿的让学员们看到手册），善良的学员们以为国家真的在法治上要改良了，许多人都正面回答了对法轮功的认识。

劳教所大部分在压力下“转化”的学员发出了“坚修大法”的严正声明。恶警头子一看，马上恼羞成怒，他们一直向上汇报说形势大好，如今无法向主子交代，骑虎难下，开始发疯似的折磨以发泄私愤。

又一轮酷刑整人开始了。学员们被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折磨，手脚缠线摇电话；数根电棍一齐电，拉到野外活埋人，快窒息的时候再把人扒出来，把毒蛇、蝎子、壁虎放入学员衣内或放在肉上再用电棍电毒物……。恶警们一边施暴，一边叫嚣：“十天内把你们全部拿下！”

2004年春节前夕，五班的刘玉珍第一个被拉出去折磨。刘玉珍是北京清河人，当时就被电得不能动了，晚上恶警们没敢往五班送，把她转到四班。第二天送到高阳医院治疗，三天后才略微好转。后来又整唐山的刘艳香，恶警们用剪刀剪她的肉，用火机烧她的前额。

我也被折磨得很惨，被整得卧床20多天。有一天，我在被窝里背《洪吟》，恶警们把我抬到二楼整人室，里面布满了刑具，门墙上贴着污蔑师父的画，周围画满骷髅头，我毫不惧怕她们，要求他们把污蔑师父的画摘掉，恶警们疯狂的打骂我、侮辱我。把我从楼上拖到院中，铐在旗杆下，从上午一直到深夜。

没几天，我正在床上坐着，恶警一反常态和气地叫我出去一趟。同屋劳教人员王少洁和另一劳教人员把我搀到西楼。一進门，就把我两手靠在门板上，脱掉我的鞋袜。恶警魏宏玲的丈夫在我脚心脚面上来回电，王少洁也拿电棍电我的嘴。嘴被电肿得鼓起老高。折磨一个多小时，把我又拉出去铐在旗杆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被电，恶警没有告诉我。

那期间，劳教所强迫我们折手帕，有大法弟子把我和刘玉珍被折磨的情况写在纸条上放進手帕里，希望能随货传出去，得到外界正义人士的声援，恶警们发现了，气急败坏地让学员把所折好的手帕全返工，深怕迫害消息流传出去。结果误了交工期，恶警们就把怒气泄在我身上。

有一天，恶警杨大队长，马莉开完会路过，我打开窗户问她们什么时候解决法轮功冤案，释放无辜的大法弟子？恶警杨泽民非常生气，命王少洁、魏红玲等把我又铐在旗杆下。赵袁恶警用脚多次踢我嘴，又铐了我一天。

恶警们心狠手黑，毫无人性，每次整完大法弟子都是把瘫软的学员架回来。长期暗无天日的折磨使我下决心用我生命最大的力量来抵制这人间魔窟的一切罪恶。

5月15日，我正式宣布绝食，要求警察不准再拷打学员，实行劳教人员法定生活条件待遇，释放无辜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绝食20天后，恶警们开始强行灌食（从人道主义出发，绝食三天就应给予医疗救治，可他们竟能在我不吃不喝20余天后才对我强行灌食，此心之残忍绝非人类）。每天两次，恶警魏红玲把我铐在床上，说：“你一天不吃饭就铐你一天，一直铐到吃饭。”

6月的一天，我不配合野蛮灌食，恶警王大队在我左小腿上踢了一个碗口大小的青包。几天后，恶警黄报用电棍在我青包上来回电，电出一个血口子，鲜血直流，后来结了一条很硬4厘米的疤口。

7月份我已绝食50多天，身体虚脱得只剩皮包骨头，心脏肠胃都出了毛病，劳教所见状不好，就命段广慧和李延基通知我家人来看望，要求家人劝我吃饭，或者保外就医。家人拿着保外单到东卯找乡书记苏友盖公章。苏友不给盖，家人没有办法，来回奔波，而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劳教所紧着催家人快办保外，费了好多口舌跑了许多冤枉路，最后苏友才勉强给盖了章。

8月12日，家人终于把我从魔窟中接了出来。当天中午，劳教所处级干部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又看到几个学员被拉出去，不久就听到凄惨的哭嚎声，晚上两恶警把她们架回来。我最后又目睹了一幕人间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