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98年春季，有缘得到了师父的《转法轮》一书，读后才恍然大悟，师父说：“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地，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转法轮》P4页） 师父又说：“那么什么是佛法呢？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他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他就是最根本的佛法。”“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他来衡量的。”（《转法轮》p12-13）真善忍，三个大字照亮了我的心，大法高深的内涵深深的吸引了我，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庆辛自己终于在有生之年找到了人生真谛！但也为过去的无知而悔恨。

从此以后，我精進修炼，归正自己，为了让更多有缘人参加修炼，我常向人宣传大法好，我修炼仅一个月左右，我的身体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的病不在了，感到一身轻，走路轻快。随着学法深入，从中明白的道理越来越多，处处与人为善，逐渐把名、利看淡，懂得自己今后该如何做人，也常教育子女如何做人。师父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经文《佛性无漏》）我按照师父讲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法犯罪及损人利己的事情。大家想想，这么好的功法不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吗？

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好的功法在1999年7月被迫害，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却被邪恶势力诽谤、造谣、污蔑，一时乌云满天，真是铺天盖地而来，不容分说，哪有公道可言，搜书，抓人，电视台天天捏造事实，播个不停，使大法遭受巨大损失，师父和大法弟子们均蒙受冤屈。我心里无法接受这种造谣的宣传，于1999年10月2日去北京上访，但没想到国家法律、人权被践踏，谁上访就抓谁，就是天安门也不让大法弟子進去，警察、便衣密布，警车不停的搜巡，他们逢人便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如说“是”，就强行抓上车。由此可见，天安门自焚事件完全是江氏集团精心策划的，不可能是大法弟子所为，也没有那个机会。我在天安门广场时，他们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们就把我抓上警车送到天安门公安分局，那段时间每天就这样被抓的大法弟子成百上千，天安门公安分局内的过道都挤得满满的，他们逐个搜身，摄像，若不服从就拳打脚踢（不分男女老少），这里哪有什么人权？！抓的人多了，那里关不下，他们就往×体育馆场送，体育馆的坝子里坐着的大法弟子就更多了，他们让大法弟子两腿分开，一个紧贴一个的坐在地上，不准抬头望，不准说话，更不可吃东西，连解手也不允许。无论在哪里大法弟子们都不停的背师父的经文和《洪吟》，恶警们就乱打乱骂，有一个女大法弟子被恶警拉着头发在地上拖有几十米远。他们又逐个搜身，收书。10月的北京，夜晚凉气逼人，寒风带着沙尘不停的吹，露天球场冻得人受不了，有几个大法弟子还带着吃奶的孩子，又冷又饿，孩子哭得不行，可那些恶警们还好笑，有的说：“就是要你们尝尝滋味，看你们还来不来？”

我于1999年11月11日回到家，单位退休办及派出所来人把我抓走，以“上访罪”刑拘一个月。2000年5月13日，我们交流学法心得体会，没有影响社会秩序，也没影响交通，又没干坏事，突然公安、便衣跑来抓人，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不几分钟又被派出所抓走，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刑拘35天。（罚款2000元，因无钱交了500元，派出所几月后退还）这年当地办过三次洗脑班，是单位、街道办、公安局联合搞的，一次是五一，一次是国庆，再一次是春节前。每次洗脑班他们读破坏大法的黑材料，逼大家写什么“保证书、决裂书。特别是春节前 ，家家都要打扫卫生，准备团年。退休办一人叫我出去一下，结果一去就不让回家，说办学习班，这次非得搞强行转化，天天逼，后来出现天安门自焚事件，他们就大做文章，以此来迷惑世人，我因不妥协被关铁窗一月余。

为了证实大法，我于2001年11月13日再次進京上访。15日早晨刚升过国旗，我在天安门广场双手高举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一边跑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冲向人群，恶警围拢来抓着并强行推上车，上车后被搜身，拳打头面部，又送到天安门公安分局，因我不進去，他们在地上拖我，到里面又强行搜身、摄像、拳打脚踢，把头往墙壁上来回撞，关在小屋子里。那天被抓的大法弟子有7、8人，大家一齐背《洪吟》。天黑之时，他们用囚车把我们送到东城区公安看守所，在那里又强行搜身，拍照，我不配合，被一年轻恶警猛打一顿，过后我看身上好几处呈青紫块。当晚有一男一女审讯我。那女的姓张，自称是炼法轮功的说她儿子也炼，病都好了，有一套骗术，她们还一直骗我说：“年龄大送你回当地。”同室一人第二日提审去那里回来对我说公安局打电话汇报说，60岁以上的劳教所不愿收，送回当地嘛可这里规定的要抓的人数又凑不够等等。在那里到处有监控，关押很严，我被关在那里40天。据人讲那幢房子就是江氏集团专门为关大法弟子而修的。

于2001年12月25日一早被送到大兴县团河劳教所调遣处，判劳教一年半。到那里，下车就被罚跪，强迫背读23号令（据说23号令就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而订的）。若不读，罚你跪（跪时，双脚跟并拢，不准抬头看），骂你，踢你。昏倒了，干警就叫吸毒犯打头，脚踢背部。一个吸毒犯班长双脚站在我脚上踩，并叫骂我，逼我起来继续跪，逼写保证。天黑之时，我被分到第五大队四班。晚上，干警刘纱逼我写保证，我不写，有个叫“张××”的干警过来说：“我可没有性子等你，你不写也得写……”。他把我颈领抓住，恶狠狠大声说：“你写不写？”班长班员都叫喊：“你不写，我们都睡不成……”，以此逼迫。还让我们负责打扫卫生，洗碗。每天早晨不到6点起床，晚上11、12点睡觉，中间只有半小时时间吃饭，其余都是参加劳动（拣羊毛，做蜡烛）任务很重，完不成就延长时间。罪犯还要监控我们，不准我们说话，在室内也只准端坐，两手放在膝盖上，头不准张望，上厕所要请示，经同意后由女犯跟去，睡觉时还不准屈腿。

2001年2月5日经过脱光衣服搜身后，两人共一手铐送达兴新安女子劳教所，到劳教所又被脱光衣服搜身。分到五大队（对长是陈秀华）后，就有人来進行帮教。若不转化，天天有人监控，不准睡觉，不准与任何人说话，吃饭（一顿只有一个小窝窝头一点咸菜）由他们送，上厕所更难，大小便逼得拉在裤子里，就是她们同意，也催得不行，还未解完就拉起来。更不让洗澡，若疲乏打盹，就罚跪，罚站，挨打骂。若绝食，就插管子灌。如果不转化，就施压或送集训队。

由于长期受邪恶迫害，我身体支持不住了，开始是失眠，后又出现手脚麻木，继之视物模糊，还昏倒几次，险些丧命，干警们怕闹出人命，才联系让保外就医，可也一直拖延时间，直到“非典”大流行时才同意出所。

经过这场迫害之后，我更加坚定与成熟，永远“坚修大法紧随师”，今后无论任何压力也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和修炼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