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以“言论自由”来为赵致真辩护。我们看看赵致真自己是怎么说的。赵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发言中说：“去年6月下旬，《科技之光》一行三人飞赴长春，拍摄了一部专题片《李洪志其人其事》及6小时的素材带。后来为中央处理“法轮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为中央电视台揭批“法轮功”准备了资料。”有人指出这个版本的《李洪志其人其事》并不是中央电视台放映的那个版本，但是赵的讲话明明白白的承认他所领导的《科技之光》的版本和6小时的素材带“为中央处理“法轮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为中央电视台揭批“法轮功”准备了资料。”所谓的“中央处理法轮功”其实就是野蛮血腥的迫害，到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000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央电视台对法轮功的“揭批”就是文革式的批斗，不允许对方发出一点声音。赵致真领导的《科技之光》所拍摄的电视片为大陆独裁政权迫害法轮功提供参考，这显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赵致真领导的《科技之光》所拍摄的电视片在为中央电视台揭批法轮功准备了资料时，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所有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和宝贵的生命，赵致真还能说自己在行使言论自由吗？

有的论者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令笔者惊诧。比如一位论者说：“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最权威的电视台，播出代表自己观点的电视片，纯属他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可是中央电视台在行使“纯属他的”“言论自由”的时候，法轮功学员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杜导斌、刘荻（不锈钢老鼠）和几乎全中国的民众都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如果按照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希特勒、戈培尔都是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这样的“言论自由”犹太人能认同吗？毛泽东也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这样的“言论自由”当年的至少55万“右派”能认同吗？恐怕连“内奸、叛徒、工贼”刘少奇也不会认同这样的“言论自由”。

一个人或一个媒体可以发表属于自己的见解，也可以拒绝发表自己不认同的见解，但是当这个人或这个媒体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时候，应该自问一下，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媒体是否有权发表属于自己的见解，是否有权拒绝发表自己不认同的见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所谓的“言论自由”其实是“言论特权”。有一位哲人说过：我不赞同你的话，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们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应该说：我批评你是我的言论自由，你没权说话不关我事，你受迫害更不关我事。当“言论”成为某些人的特权，而不是普遍的权利的时候，行使这种特权的人其实是在破坏真正的“言论自由”。我们当然不应该去保护言论的特权，而应该反对这种言论的特权，这才是对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保护。

有的人说法轮功以前在国内受到批评时，一闹就灵。如果法轮功学员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他们可以向中立的刊物投稿，也可以自己去办报、办电视台，当然不必前往报社和电视台和平的请愿。可是在大陆他们被剥夺了言论自由，他们唯一的途径就是前往报社和电视台和平请愿。说法轮功闹事的人为什么不想一想大陆的具体情况？胡平先生曾说：你把门堵死了，你不能责怪别人跳窗户。指责别人跳窗户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看一看，他们能从门中出入吗？还有人把法轮功学员当年到报社和电视台请愿说成是堵科学家的嘴。大陆的报纸和电视从来都是向何祚庥这类有话语权的人倾斜的（尽管何先生身为院士没有任何科研成果），当这些人批评法轮功的时候，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发表言论的途径，他们到报社和电视台和平的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完全是身处劣势的人的不得已的办法。古时有冤民拦轿喊冤，我们能说他们堵塞交通吗？何祚庥等这些背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在把自己打扮成布鲁诺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却遭受着布鲁诺作为“异端”的命运。

还有人一再声称法轮功接受了哪一方的金钱资助。就笔者知道的内情，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自费的，法轮功学员中有贫寒之士，也有富裕的商贾。就包括对赵的诉讼案，都是一些职业人士贡献自己的业余时间進行的。在海外开放社会，这些事情想必有案可查，请做出指控的人提供具体的事实，到底法轮功拿了哪个政府或组织的多少钱。有一句话叫“Burden of Proof”。既然你提出指控，就请拿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