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法也挺偶然的，当时父亲给我讲他看完《转法轮》的感受，而且还说：“如来佛不是最高，而是最低的……”我一听就来兴趣了。后来父亲还给我读李老师的小传。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炼功。我炼功后变化很大，我以前得的癔病也不翼而飞。内心的变化也很大，真象师父说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知道怎样做人了。”我们一家四口都学，从此以后家庭和睦了，邻里之间变好了。

当我们正在幸福与快乐中生活时。突然1999年7月20日江××团伙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电视广播全天播放诬蔑法轮功如何不好的谎言。我不相信那些电视媒体的造谣宣传，我从来都没怀疑过大法，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我如果没学法轮功，那可能和那些在社会上的年轻人一样，吸烟、喝酒、赌博，甚至干一些更不好的事。我学法以后明白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东西才是人应该拥有的，所以我彻底远离了那些不好的东西，按照师父教我们的真、善、忍去做人。

我带着这些想法，去北京上访，行使公民的权利，就是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向国家、向人民说一下法轮功是正法，对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媒体的报道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可信访办成了公安局，他们并不允许你说话，没有你说话的机会，只要你一提法轮功上访，马上就把你抓起来，从哪来的送回哪去。我不知道宪法规定的信访自由，言论自由都在哪？后来没有办法，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广场的便衣很多，我们刚坐下就被便衣发现，抓起来，送到前门派出所。在那里，我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有被抓进来的，有被带走的。有的同修被抓进来，不报姓名、地址。我当时报了真实的姓名和地址，结果被当地的警察接回来，送进了看守所。

第一次进看守所是在99年12月末，当时，父亲、母亲、姐姐和我都被抓进去，家里只剩下80多岁的奶奶和才高中毕业的哥哥，千斤重担就落在他一人的身上。在看守所里我遭到犯人的毒打，干警的辱骂，没有了做人的尊严，这是我人生一次深刻的经历，当时我只有18岁。

由于自己法学的不扎实，在关键时刻没做好，做了一名大法弟子不该做的，我很后悔，但师父并没有抛弃我，一次次的慈悲点化，使我重新走回修炼的路上。后来我们每人，被勒索罚2000元钱被放回家，当时还有我三姐，她被勒索罚5000元。

回家以后我加强了学法，从理性上认识，我不能就这样下去，我还得去北京，有了这一念，师父又给我一次提高的机会。我在2000年10月份再次进京证实法。后来又被抓进了看守所。当时我和父亲一同去的北京，我们被抓后，派出所到我家把我姐也抓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三人又被关到了一起。后来我们被非法送到劳教所。

我和父亲都被非法关押到二大队。在那里的人没有大小的概念，没有老少之分，干警不把这些人当人看：犯人之间也互相欺压，再加上超强度劳动，主要是装火车皮，装煤，两人抬一筐，一路小跑，慢一点，警察就拿胶皮管子在后面给你来一下。有的人肩头都烂了，那也没人理你。在那里流传一句话：“进了捡煤山，不死也得穿。”人干什么都有一个极限，但在那里干的已经超出人的承受能力，有的人因为承受不住卧轨自杀了。有人从那里出来后说：真不知道人间还有这么苦的地方。

就这样，我在那里呆了七个月。在2001年10月份，非法劳教我的期限到了，劳教所让写出院感受，我实话实说，最后我写到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在我被释放的当天，我所在的大队，又有三名同修外出劳动时正念走脱（米中生、王海波、贾连如）。当时在教养院的影响太大了。动用了全院的警力，抓捕。我还没回家，教养院的车就到我家了，他们认为这些人跑和我有关，一看我没回家就更怀疑了。其实我当天去了同修的家。我想借此机会带一些资料回来。当时我们地区也没有资料，和外边也联系不上。就这样，第二天，我带了2000份传单和一些讲法回家了。就在客车到我家时我还没有下车，派出所的人就把客车截下了。我拿的资料都放在大兜里，兜里装的是被、褥，在那里裹着，他们让我上派出所，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我哥来接我，当时是我大哥开的三轮车来的，我就把我这些东西都给了我哥。我上了警车和他们来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有劳动教养院的副院长，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也是教养院的，都在那儿。那个副院长问我：你昨天干啥去了，为什么没回家？我理智的说了一些话，后来他又说昨天跑人了你知道吗？我想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说不知道啊！他们又要我把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当时我身上还带着师父的经文，我一想不能给他们拿出来。就这样我把别的都拿出来了，他们一看没有啥，就说：“那你写个保证吧，今后不许进京……”我一听就把脸撂下来了，我对它们说：“你是知道我们炼功人都是好人没有错，你让我保证什么呢？保证我是不会写的，你们要是没事我就走了”，说着我就离开了派出所上了我大哥的三轮车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只要念正，师父什么都可以给我们做。真是啊，就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我磕磕绊绊走过了这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