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小故事来讲，不但增加了真象材料的可读性，而且由于人们对于故事所揭示的道理往往没有戒心，等他认同了道理之后，我们再把所要讲的真象展示出来，就比较易于让人接受。下面这个小故事，来自于新生网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我只是在小故事之后增加了一些迫害真象和一些承接段落。

一位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讲过一个「牛与鸡」的故事。

她曾访问过的一位老教师，文革中在劳改农场放牛。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大柳树旁边吃草。后来，牛群中的一头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因此在那棵大柳树旁被杀掉。

自从那老牛被杀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时，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往那地方去。多年来，他一直为牛的记性和坚持啧啧称奇。

王友琴奇而问之：「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老教师说，牛确实如此。不过，别的动物就不一定。比如，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在地上，别的鸡照样奔来啄食，还互相争夺。

王友琴听着，牛和鸡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这位曾在劳改农场待过的教师，观察到牛和鸡对待死去同伴的方式，提供衡量对比的坐标。

她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做了什么？」

荒唐的文化大革命过去快三十年了，而今天，和文革中同样的罪恶依然发生在祖国的蓝天白云之下：

王斌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计算站软件室的计算机工程师王斌，在2000年5月依照共和国宪法进京上访而被判劳教。因为坚决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王斌曾多次被毒打。9 月27日，四名犯人在劳教所二大队教导员冯喜的指使下，在监号里当着40多人的面对其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毒打，结果将王斌颈部大动脉打断，扁桃体破裂，身体几处骨折。历经折磨的王斌于10月4日晚去世。

和王斌一样，在派出所、劳教所、监狱倍受折磨和凌辱而最终被夺去生命的，还有：

辽宁省东港市前阳村的连平（29岁）、吉林省东辽县农业银行的刘景荣（45岁）、哈尔滨市动力区的张宏（31岁）、贵州省都匀市的杨红艳（40岁）……

够了，足够了。这个沉甸甸令人窒息的名单，已经长达1022人。

这个名单中包括老人，孕妇、少女，他们中有你的乡亲，有你的同行、有你的校友、甚至亲戚……仅仅因为不愿放弃信仰——这个共和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他们被身穿制服的所谓“执法人员”抓捕。他们在心跳终止之前，有的经历了“执法人员”直接或间接长达几小时的电击，有的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烟杆铐”、 “狼牙铐”、背铐、橡胶棍、狼牙棒、冬天往头上浇凉水、脱衣服在外面冻、数伏炎夏在太阳下整日的曝晒、不让大小便、连续半月不让睡觉……

面对着这样的残酷，面对着这样的犯罪，一位有良知的海外作家包谷写道：“25年前，当上帝终于迫使中国的文革浩劫终止的时候，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互相叮嘱着：文革这样的灾难，再也不能重复了，一定要防止文革发生。可是，我们问过自己吗，怎么防止？用什么办法来防止？我们必须有了什么手段才算是能防止文革了？当我们自己面对新的文革式的犯罪的时候，应该做点什么 ？”

有人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告诉我法轮功的真象？其实我们所做的，或许也可以视作「个人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为了我们自己的，也为了你的，为了这个民族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