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99年7月大法遭受邪恶诬陷时，我还没有把自己当做真正的大法弟子。那时就知道电视播放的是造谣陷害，都是不实之说，就这样在家里偷偷炼。由于家人还阻止自己，就想不能老这样沉默不语、无动于衷。我也是大法学员，从此以后有机会我就出去做真象，没有传单，自己写。后来看到网上登载西方学员上天安门证实法，使我心灵深感震撼，我也要走出去证实大法好。

2002年7月19日晚，我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一路发正念，清除我正法路上的一切邪恶因素。20日早7点多钟下车，坐车到前门，走到天安门城楼下，环视四周，只见每隔几米远一辆警车，隔不远就一个警察。我转了一圈，心里有点不稳，就自己责怪自己你还是大法弟子吗？你出来就够晚了，海外远隔重洋的同修，都能放下生死，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就是这股力量促使我掏出揣在怀里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喊出了期待已久的心里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震撼了邪恶。在师父的慈悲的呵护下，我安全离开了天安门，到了北京哥哥家住下。

哥哥也知道我修炼，由于受造谣媒体的宣传，怕我回家以后有什么危险，在无知下告诉他认识的几个犹大，让她们劝我放弃修炼。可是她们没有来直接找我，却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我哥家把我用警车拉到派出所。晚上10点钟，他们开始盘问我家庭住址，我没告诉他们，他们就逼问我哥，还有一个政保科的叫任连利的，他带着几个警察返回到我哥哥家，把我带的包和包里的横幅翻着，拿到派出所。这一宿他们派两个警察看着我，我在椅子上坐到天亮，6点钟哥哥和嫂子来给我送饭。哥哥也没想到是这样结果。

在此同时，我家里灾难临头，因为我没说姓名、住址，不法人员就发传真和我家这边派出所联系，核实好，当天派出所就到我家翻个底朝上，把书、录音机、录音带全部拿走，还要罚款，还要拿我们家的房照。当天下午，不法人员把我送到了海淀区所谓的培训基地，也就是洗脑班。在那，帮凶的犹大们让我写决裂，我让她拿纸、笔，我写下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坚修大法到底。她们看了就说：“你不写决裂，你就走不出这屋”，我就立掌发正念，她们搬我的手，不让发，还说这是不善。晚上嫂子抛下7岁的孩子陪着我，连续三天她们就说诬陷大法的话，曲解师父的法，我就闭目不听，心里默念正法口诀。

到了第四天，哥哥来看我。帮凶的犹大们告诉说，我还是态度坚硬，哥哥就拿出了和他们的签约，给我念。听到他念到如果我不转化，他们全家老小五口都得驱出北京，听到这，此时的心就有点被情所动。第五天早晨，嫂子跟我说，咱在这住一天就是三百元，我以为听错了，就问她，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她说，一天就三百。当时我的心就是一动，觉得有一种压力感，于是就违心的写下了一生都抹擦不掉的污点。

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个梦，好像很多人往坡上走，我是最后一个，走得非常累，也追不上。梦醒了天也亮了，外边下起了雨，我看嫂子和帮凶们都在熟睡，心想我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得走，穿好衣服，找到纸笔，开始写“哥哥、嫂子，对不起，我来给你们带来很多麻烦，欠的情以后会补，昨天写的，我会通过明慧网声明作废”。然后，顶着小雨离开了洗脑班。后来我想起了7岁的小侄女，再次被情所带动，我觉得我这么走了，小侄女不能上学，全家人都得离开北京，所以我宁可毁了自己，也不让家人跟着受连累。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江氏一伙迫害造成的，并不是自己的错。我流着泪又回到了不该回去的地方。

后几天洗脑班整天放诬陷大法和师父的录像，帮凶的犹大们还讲一些歪理邪说。我也不听、不看、不说，就沉默不语，想早一天出去，在那呆了九天整。洗脑班欺骗勒索了哥哥共6000元，最后还搞了个欢送会。我心里有一种不安的罪恶感，感到师父在为我痛心，我给大法和师父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回家后，派出所和治保来找我，让我写保证，以后不准再出去，还三番两次来骚扰我，家里人也很担心害怕。就这样我带着孩子，流离失所，在外面租房住，至今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