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于劳教所阻止我炼功，我采用绝食的方法争取炼功的权利。在此间，警察和我谈话，对我威逼利诱，并列举了各种整人的办法来吓唬我。我也借此机会告诉他们大法修炼的真实情况，向他们洪法。后来劳教所警察的领导跟我商量：每隔两天给我找个房间让我炼一个小时。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不能向别人讲，实际上就是偷着炼。因为我争取炼功是要求大法修炼的权利，而不是为满足自己修炼的需要，所以我向那个警察讲“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绝食绝水到很难受的时候（嘴里发粘、发臭），负责看我的劳教犯人劝我说：你就偷着喝点水，要不你的命就保不住了，谁也不给你说出去。我当时想：现在普天的众神都在注视着我，我必须走正自己的路。我绝食绝水到第8天的时候，一个为政府做工作的劳教犯人偷偷告诉我说，警察正在让他写假材料，说等我死了之后，向外说我是自杀，以此来破坏大法。我当时心里一震，考虑后我向他们说我开始吃饭了，我要用其它的方式争取炼功的权利。

在此期间，劳教所的同修知道我的情况后，曾有过一次集体绝食（30人左右），警察当着众同修的面强行给我从鼻子里下胃管灌食。

二、我吃饭几天后，就开始晚上起来打坐炼功，当时想自己应该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所以炼功并不回避警察。每次警察看见我炼功之后就用电棍电我，当时我觉得这是过关，就不断地默背《洪吟》以使自己保持正念。有一次警察在电我的时候，电棍突然坏了。

由于我每天坚持炼功，警察又从别的中队借来了一个高压电棍，电棍一触到我，我就被电的一个跟头。当我连续摔了几十个跟头之后，警察的电棍脱手了，因为他电到自己的手了，电棍掉在地上摔坏了。

后来有一个阶段，当我晚上打坐炼功的时候，有的警察就假装没看见，有的警察看见后只讲一句让我睡觉。也就是说我在劳教所里基本上可以炼功了。可是情况很快就变了，警察找到我说：现在别的中队的法轮功学员有人要求调到这个中队来，原因是这个中队可以炼功。警察讲，如果是你一个人的问题都好说，现在这种情况可就不好办了。然后他们就用更邪恶的手段对付我。后来我想，这已不是我自己突破过关的问题了，而是整体的大法弟子突破邪恶迫害的问题了。

有一次，姓杜的警察见我炼功后，把我叫到一间没人的屋子里，用警棍狠命地打我的前胸、后背，几乎每一下都将我打倒在地，每一次我都从地上站起来。后来我想，怎么打起来没完了，于是就把腰挺得更直，心想，打吧，打死我也不怕。警察突然不打了，开始用棍子捅我，不知怎地把我的额头捅破了一个口子，鲜血滴了一地。警察才住手，此时我的前胸、后背已是道道血痕，都花儿了。这是发生在2000年春夏之交的事。

三、我在劳教所一直保持着一种态度“我修炼没有错，我不需要改造”。所以拒绝写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作业和其它与改造有关的东西。我也拒绝帮别的劳教写，因为我当时想“人就像一个容器，装進去什么就是什么”（《溶于法中》）。警察开始没有在这件事上强迫我做什么。后来我觉得同修们应该整体提高，就和同修讲不应该写那些东西，于是大家都不写了。这下警察不干了，开始采用各种手段迫害我们，拿电棍电，不让睡觉等。有一天，警察（方、林两人）把我们5个叫到电视房，打我们的耳光，一个一个地打，每一下都使我们几乎摔倒，一位同修连续不断地被打了1小时零6分钟（有劳教看了时间），最后我们几个的脑袋全都被打变形了。被打最多的那个同修的眼睛已经充血了，我的嘴和鼻孔也都出血了，鲜血滴到地上。警察并不罢手，又拿来电棍电我们。从晚上九点半左右一直到凌晨三点，两个警察一直打了我们5个多小时。打我耳光的警察在洗手时，手都肿起来了，握不上拳了。

后来管教科下令，我们几个（坚持不写的）可以不写“作业”。在这期间我又拒绝参加考试等，因此而被加期2个月。

这次挨打以后，我的耳朵后面肿起了一个大包，而且越来越大。警察由于心虚，让我去治疗，我拒绝了。当时我参加劳动是在室外篮球场上，已是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到我身上，那个包破了，脓血不断地滴到地上、衣服上，我还是坚持着……后来滴脓的伤口开始干燥愈合。身边的劳教犯人都说挺神奇，不用医治自己好了。这时警察来“关心”我，强行给我的伤口处贴上胶布。我坚持把胶布揭下来，他们就用手铐将我铐住，后来警察觉得总铐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就恐吓我，用镐棒儿（农村种地用的一种农具）打我、各种手段折磨我。我一直坚持要把那没用的胶布揭下去，最后姓魏的警察把我伤口处的胶布揭下来，嘴里还念叨着，“不用你揭，我给你揭。”我的目地达到了，我很高兴。

从此以后，姓魏的警察对我耿耿于怀，多次找茬拿电棍电我，打我。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间放被褥的屋子里，找来四个劳教犯人按住我，用布把我的嘴堵上，用电棍电遍我的全身，最后觉得我的手比较敏感，就把电棍使劲顶到我的手上，并找来姓张的警察，用电棍电我的脚。后来我的手被电棍捅破了，皮开肉绽，他就把电棍捅向露肉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该警察重复地问我两个问题：“大法好不好？”“修炼错没错？”我坚决地回答“大法好！”“修炼没有错！”那次电完我之后，我的两个手都肿起来了，像馒头，并起了很多水泡，之后在水泡处的肉一层一层向里烂，半年后才痊愈。

四、后来，劳教所又直接针对大法修炼者办了个学习班，要求半天学习，半天练队，并说在百日之内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修炼者转化。当时我意识到这是针对大法来的，不能听从其安排，就向警察说，我不参加学习班，也不练队！在练队的时候，我就站在边上看同修们在那练，希望更多的同修和我站到一起。在此期间我考虑学习班（大家坐在一间屋里）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想法，就和同修们坐在了一起，找机会和同修交流我的想法：应该破除这些邪恶之徒对大法学员的迫害，不应该练队等等。一有机会，我就和大家一起学习经文，当学习班上放那些破坏大法内容的录音时，我就出声背诵经文。后来再练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同修和我站到一起来了。等将近一半的人拒绝练队的时候，劳教所里针对大法弟子练队的这种形式就没有了。然后是我们修炼的人一个一个从学习班里走出来，拒绝参加学习班，最后这种学习班的形式也不存在了。

五、劳教所里有时给我们开一些会，会上有那些邪悟的人念破坏法的文章等。当时我想，台上的人在念破坏大法的东西，台下的大法弟子坐在那里无论听或不听都是对修炼人、对大法的一种直接侮辱和迫害。一次开会的时候，当台上开始有人读破坏大法的内容时，我就站起来走出了会场。会场外的很多警察好象没看见我一样，过了一会儿才过来问我，谁让你出来的？我说，里边在破坏大法，我不能在那儿呆，所以就出来了。那些警察好象觉得我应该出来似的，并没有难为我，还不时有警察过来聊两句，我就和他们讲江××集团迫害大法的事实。

六、在这个劳教所的这段时间里，警察用“打、电、不让睡觉”等各种手段迫害大法修炼者，逼着修炼者所谓的“转化”。迫害非常多，非常普遍，也非常邪恶。为了使自己保持正念，我一有机会就背法，一有时间就背。在那种环境下很难看到师父的讲法，只能这样弥补一下学法少的欠缺。

七、2001年9月份，我被做为恶警们认为的头号“反改造分子”转送到另一个劳教所，这时我悟到不应该参加劳动了。邪恶的警察利用了我们的善良，我们修炼人经常被强迫劳动到凌晨三点左右，有时甚至一直劳动到天亮，第二天早上继续干，还以劳动不好打骂我们。渐渐地，劳动成了警察迫害我们的一种方式了。所以我开始拒绝参加劳动，给警察的理由是：我修炼没有错，我不需要改造。

八、邪恶集团开始给我定的劳教时间是一年半，后来又给我加期一年（中国的劳教政策最多加一年）。我在劳教所期间顶着邪恶的压力争取炼功、不写作业、不参加考试、拒绝参加学习班、拒绝练队、拒绝参加有破坏大法内容的会、不参加劳动等。通过努力，我都做到了或不同程度的做到了。为什么邪恶之徒还能迫害我，我还没有自由呢？后来我悟到，邪恶之徒控制我是通过我的肉身，因为从精神上它已经控制不了我了。于是我开始绝食绝水，靠被动進食维持生命9个月的时间，一直到劳教所给我的加期期满（当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加期期满不转化者，重新劳教，送其它劳教所）。在此期间，警察用各种卑鄙手段让我吃饭，电棍电遍我全身，嘴都被电的肿老高，还用自来水管往嘴里灌水等。

单位把我从劳教所接出来后送到医院检查身体，当时身高1米75的我体重只有42公斤（原来73公斤左右），心跳40多次，脚浮肿等症状，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就有生命危险。这时我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劳教所里的邪恶。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领导还是跟我说，如果坚持修炼，就不能给我自由。鉴于我的身体状况暂时不能送看守所或其它劳教所，单位公安处就雇6个人看着我，限制我的自由。我仍然坚持不吃不喝，他们用输液的方式维持我的生命。一天晚上，我趁他们不注意，自己走了出来，重获自由（当时至少摆脱了5个人的监视，2个保安，3个门卫，越过一道大门）！我终于摆脱了邪恶之徒的迫害。

九、在劳教所两年半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对修炼者的迫害，由于篇幅所限，很多事情无法在这一一讲出来。出来之后，我又重新投入了证实法、讲真象中来。我开始学法、讲真象、发正念，通过学法我知道了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正念清除邪恶等法理，找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对自己的经历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以后要走的修炼路有了新的理解，悟到重视修无私、无我、无为、善等方面。

以上主要是记录了我的经历和当时的一些想法。很可能会有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当时的情况很难看到师父的讲法），希望能与同修共同探讨我的一些做法和所悟法理，希望能给有类似遭遇的同修以借鉴。

十、在这期间我看到了一些昔日的同修走向邪悟，甚至有些邪悟的东西至今还不愿放弃。主要原因是有放不下的执著，不能真正做到在法上认识法。师父讲过“大法可破一切迷，可正一切人心”（《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让我们真正静下心来学法，不要以为自己哪儿都不错，一个修炼的人放不下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有观念障碍自己的提高，何况有些我们自认为不错的可能从根本却是不符合法。让我们共同摆脱执著的束缚，精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