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第一次被抓，推动海外集体营救活动

2002年5月中旬，我母亲讲真象时，被当地派出所拘捕。半个月我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弟弟说，他用一些办法，想营救母亲出来。由于母亲拒绝签字，仍然关押在当地看守所。

得知母亲被抓后，我马上和多伦多的同修交流。我原以为当地只有二三位学员的亲友在中国遭受迫害。在和学员交流过程中，我十分惊讶的得知：仅仅在多伦多市，就有8名多伦多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亲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判刑，或劳教。有好几名学员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他们的家人正在遭受迫害的事。

尽管当时加拿大学员齐心协力，在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帮助下，成功营救出加拿大公民张昆仑教授。但是面对这么多同修的亲人在中国大陆受迫害，他们不是加拿大公民或是永久居民，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很快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营救小组，大家一起学法交流，突破自己。从交流中我们意识到二个问题：一是有学员认为中国大陆这么多学员受迫害，如果我们只是强调我们自己的亲人受迫害，是不是太自私了；二是有的学员担心如果把自己亲人受迫害的消息公布出去，如果做不好，会不会加大国内亲人受迫害的程度。大家敞开心扉，通过在法理上交流，一下子就十分明确了营救我们自己亲友的意义。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自己亲人受迫害的亲身经历，揭露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真象。我们自己的亲人，也是千千万万受迫害同修中的一个，营救他们也是在营救大陆的大法弟子。至于效果如何，大家都认识到，如果我们是做的一件正的事情，我们并不被暂时的表面结果所影响。这时媒体组，电视组，政府组和参与其它讲真象项目的学员都站出来，积极配合，在2002年720前夕，首都渥太华和多伦多等地学员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营救亲友的活动推向社会。

在大家商讨营救时，我母亲被释放。接着不断有亲友被提前释放的好消息传出来。我们亲人受迫害的例子，成为我们向政府官员，媒体和民众讲真象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切入点。从中国大陆的反馈，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大法弟子得知我们营救行动，大家都受到鼓舞。一批从中国大陆出来到海外不久的学员和一些平时较少发挥他们作用的学员，通过参加营救活动，他们很快的溶到海外的正法中。

接着在海外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营救亲友的活动。当时我们在加拿大先做了一步，有一点经验和教训。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学员邀请我们谈营救体会时，我们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当地学员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只是在营救这件事上，参与的学员认识比较一致，没有直接参与的学员在正念上支持，做的过程中，效果就自然体现出来了。记得2002年底师父在费城讲法，向我们明示了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相互配合的法理时，我一下恍然大悟，当我们在法理去做时，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几位参与营救协调的学员，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和自己以前参与其它项目比较，我还有一点体会是：过去往往做一件事有意无意带有很多执著心时，经过了一番摔摔打打，走了一些弯路，才把事情做成，还会自以为是自己花了功夫才成的，好像这是自己“功劳”。

* 母亲第二次被抓，在营救过程中全面向中国大陆的民众讲真象

今年3月中旬，母亲在外讲真象时，再次被当地公安部门拘捕。母亲被抓后2天，我打电话给国内家人时得知这件事情。我从明慧网等我查到公安部门和610办公室等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电话，并把我母亲被抓的情况写出来发给全球营救小组，纽约和多伦多的学员。母亲再次被抓，我心里十分难受。记得我打电话给父亲时，我禁不住流泪了，等我止住了泪水时，又听到电话那一端的父亲的哭泣声。由于一次车祸，父亲的下肢处于半瘫痪，日常生活完全要靠母亲照顾。我的弟弟和其他家人也感到巨大压力。当地公安局乘机勒索我家人，要求我家人交上万元人民币，否则母亲要被送去劳教或判刑3-5年。我想母亲是因为讲真象被抓的。我应该把母亲受迫害的消息让更多的人知道，以唤醒他们的良知和同情心。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很多时间在纽约。我拜访纽约的国会议员，请他们为我母亲呼吁。接着我又专程从纽约赶回多伦多，在中领馆门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母亲被抓的消息通过媒体，通过互联网很快传到了世界各地。

我有位不修炼的朋友，得知我母亲被抓后，主动打电话给我家乡的县政府主要领导。他说他尽管从来不参与政治，但母亲讲真话不怕坐牢的精神让他从心里感到钦佩。他说你做的事情很了不起，不仅在帮助你的母亲，你还在帮助那些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我另外有位朋友，听说母亲被抓，他主动和公安局交涉，他愿意他自己出多少钱把母亲保出来，公安局那边也有兴趣拿到钱后放人。我告诉他，我家人提出用钱救人的方法在开始就被我否定了。朋友劝我说，你离开久了，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国内办事就是钱权交易，根本就不讲理和法律，连当官都是钱买来的。我听后有点犹豫，是不是让母亲先出来再说。但仔细一想给钱的话，那不是在帮助邪恶迫害我们学员嘛。我打电话告诉他，谢谢他的好意，但我母亲是做好人被抓的，一分钱都不能够给，并请他明确告诉公安局。

我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 & M）的校友们联名写信给中国总理温家宝，要求他关注我母亲的处境。我在中国大陆认识的那些朋友们，则帮助向省市县各级政府官员，610办公室和公安局打电话或亲自到这些职能部门去要人，希望我母亲尽快被释放。我在海外认识的那些华人朋友们，听说我母亲因为炼法轮功被抓，他们大都表示很惊讶和愤慨，对中国政府还在使用文革那一套整人的方法表示极度失望。

我打电话给当地公安局。公安局国安大队负责人说，他们接到来自世界各地打来的电话，要求释放我母亲。他们感到压力很大，并抱怨说电话太多，他们都无法工作了。我回答他，如果你们不抓人的话，谁会打电话给你们。他们表示要尽快释放我母亲。

湖北省610办公室等单位的少数人，仍然执迷不悟的追随江氏迫害法轮功，把一个近70岁老人家为法轮功伸冤讲的几句真心话这样一个受中国宪法保护的举动，立为湖北省的大案，并强行将我母亲送往湖北省最邪恶的洗脑班——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進行精神迫害。

我在讲真象中观察到，那些610办公室和公安局的负责人，许多人对真象有一定的了解，并十分清楚的知道法轮功学员不反对政府，也不参与政治，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但是在江氏流氓集团类似株连九族的政策的胁迫下许多人被动的参与了迫害。我认识几位当县市长的朋友，他们对母亲被抓深表同情，但是他们私下诉苦说，如果我们公开支持和同情法轮功，他们的乌纱帽也要被摘掉。由此看见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是不得人心的。

我十分痛心的看到，许多人在他们的利益受到江氏流氓政府的威胁时，他们在法制和非法暴力面前，屈服了暴力。我几次写信给那些责任部门，不要追随江氏的谎言和暴力。我曾经打电话给我家乡的一个法律咨询中心，希望他们为我母亲被抓作无罪辩护，一位律师听后说，上级规定他们不能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我只得自己查阅中国的法律，在6月份，我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8个单位寄出了我的申诉书，要求追究610办公室，公安局和洗脑班等参与迫害我母亲的单位和个人的刑事责任，要求撤销迫害法轮功的各级610办公室。

在我母亲被关押期间，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给湖北省各级政府部门打电话讲真象，抑制邪恶，减轻当地大法弟子的压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我本人是加拿大公民，加拿大驻华使馆几次和湖北省外事办公室联系，对我母亲被抓表示关注。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国际追查组织等致函给湖北省相关部门负责人。许多海外学员和在中国大陆我家乡的学员，针对我母亲被抓的事件，制作了很多讲真象材料，散发给湖北省的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我有位亲戚，她说他们单位有80%人都接的海外打来的自动录音电话，他们认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母亲炼法轮功被抓了，这件事对他们触动很大。

有位学员为了营救，她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我家乡，给各类人讲真象。我感觉她比我自己做得还多，对我鼓舞很大。有不少同修自己花钱，花时间整理真象资料寄信或发传真给湖北，大家默默无闻，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母亲被关押洗脑班时，得知武汉市的同修，冒着危险，多次到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

在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和海内外正义之士的营救下，母亲在被关押近4个月后，终于被释放回到家中。在此我代表我母亲向所有参与营救的大法弟子表示感谢，向那些在压力下站出来帮助我母亲获得释放而努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母亲被释放回家后给我讲了她的一些经历。母亲被抓前身体很健康，在被强行送到武汉洗脑班后，医生检查身她的身体，血压高达200，身体出现病业反映。洗脑班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并对外说身体很好。但是他们也担心出问题，有一个多星期让我母亲躺在床休息，也没有参加洗脑班的活动。但是我母亲心里明白这发生的一切。后来我母亲拒绝写任何东西。据母亲介绍，每天有4个人监视她。白天被迫观看那些诽谤法轮功的录象节目。共有26个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参加了洗脑班，他们来自湖北省各地。短短的一个多月，花在迫害每个法轮功学员的资金近万元。从这个洗脑班，就可以看出江氏集团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 营救亲人的一点体会

回忆营救过程，也暴露了自己很难觉察的执著心。第二次母亲被抓后，我马上请国内朋友帮忙营救，他们也直接去公安部门找那些负责人。公安部门表示马上放人，并要朋友转告我，要海外不要再打电话了。朋友们也说要我放心，他们来解决。但我听说610办公室还是想要送我母亲去劳教。开始几天我不敢直接给公安部门打电话，我担心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也有点不敢告诉国内亲友们我要海外大张旗鼓的讲我母亲受迫害的事。这时我意识到我有一颗怕心。我怕什么呢？过去营救其他学员的亲人，或者向恶警打电话时，我并没有害怕过邪恶。为什么营救自己母亲反而有怕心？我要面对它。当我第一次给公安局负责人打电话时，对方说，别人打的电话他一概挂掉，我打的电话他一定接。还真的是，有几位同修告诉我，每次打给那个负责人时，他不听讲就挂了电话。没几天，我召开新闻发表会的消息，也传到了家乡。有次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有点生气的问我，要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你为什么还要开新闻发布会，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说我不讲真话。我告诉他尽管你们对我母亲被抓，表示了一点同情，但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迫害法轮功指示是从中央来的。我开新闻发布会是针对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而开的。他就不再抱怨开新闻发布会了。由于去掉了怕心，我也是为了他们好，我就堂堂正正的把法轮功的真象通过电话，传真和信件传给湖北省各级政府官员，并附上我自己的通信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这样效果很好。一位某单位的负责人收到我的申述书，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这申述书和附加的信写得很好，条理很清楚。我想每个生命都有他明白的一面，而我们用慈悲心去对待他们时，讲真象的效果也会更好。在营救母亲过程中，看到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时，有时心里会很气愤，而生出争斗心。在这时候我就提醒自己，我可以表现一个修炼人的威严来，但是气愤就是一种执著心，就要去掉。每次打电话时，我尽量保持心平气和。

1，有亲属遭受迫害的同修，自己首先要动起来，不管自己可以做多少，不管其他同修可以帮忙做多少，关键是自己心要到位。不管有无明显变化，要坚持持之以恒。
2，从单纯的营救自己的亲人中走出来，把它转化一种向各个方面讲真象的好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讲清真象包括打电话、邮寄资料、网络传递、新闻发布和媒体报道以及跟踪报道、各国政府、人权机构、国内地亲朋好友、与当地的学员交流合作、直至法律诉讼。每个部分要有学员负责协调，全面地做。
3，大家都来关心营救，营救不止是与有亲属受迫害的学员有关，希望有更多的其他学员也来关心营救。并鼓励常人更多的参与進来。

在营救我母亲过程，我了解到在过去5年的迫害中，家乡湖北公安县有60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或劳教或非法关押（这是我从公安部们了解的，在明慧网曝光的不到20名），其中有一名学员被迫害致死。家乡的学员在反迫害证实大法中，有太多的故事，限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前几天我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DC法会即将举行，有什么话要捎。母亲说，请转告，家乡的大法弟子向师父问好！

（2004年华盛顿DC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