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办洗脑班后被关進妇教所

1999年，我上北京上访，想反映一下我炼功受益的情况，谈一谈我受益的状况，然而在上访的途中被单位带回后送入江汉区洗脑班（当时设在江汉区民益卫生院），直到大年三十才放回家。

当时爱人下岗，儿子学医的，单位不分配工作，开了个餐馆维持生活。刚过完年，阴历十六，我正在餐馆忙活，他们又强行把我带到洗脑班（设在武汉江汉福利院）。当时我身上带着《转法轮》一书，610头目看到，要收我的书，我没让他收走。于是，第二天，他带来一伙人，其中有两人带了象枪的东西，我当时以为是机关枪，后来才知道是二百响的鞭炮，把我带進办公室做笔录，要我放弃修炼，放弃大法。我说不可能，我就是要修要炼。他们叫我签字，我一看，什么嫌疑犯，我说：“我不是嫌疑犯，我是公民，而且是好公民。”他们然后把嫌疑犯一划，改成好公民，然后要我签字、罚款之类的，我不签字。他说，不签也把你带走。就这样，用二百响的鞭炮将我强行用警车带到妇教所（就是女子看守所），关押十五天，这期间每天被逼迫工作十几个小时，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且还要交300元钱，出来后又被强行带到洗脑班。

二、第二次办洗脑班被非法关押9个月之久，后又非法一年半劳教，迫害成残疾

在2001年3月4日晚上，我们一家人已睡了，当地派出所开了两警车人，又一次强行把我从家里绑架送往江汉洗脑班。在洗脑班期间，我向他们讲真象，他们说我“顽固”，关了9个月之久。没有任何理由，又将我送往七处一所。在女子监狱里，亲眼目睹对待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一幕幕：有的上铐几十天不下铐，反铐，扳子镣，面壁，不让睡觉，打人……都成寻常事。例如，我第一次洗澡，当时是2001年12月份，天气寒冷，我早晨刚用冷水洗完澡不到三、四个小时，恶警刘思思又要我们洗澡，我说：“我刚洗了澡，而且头发、身上、全身都彻底地洗了，洗的衣服才挂上，还是湿淋淋的。”并指给她看，同时，这个牢号的人都知道。恶警刘思思说，不行，还要洗。我说“不洗。”她就要我把钱条子拿出来（当时家里送来的钱要换成钱条子），她从我身上把钱条子抢过去后（当时，我这个牢号关了39个人，除我是修炼法轮功外，其余是其他案子，每人十元钱要我一个人出，剩余的钱不退），还用铐子把我挂起来。

在七处一所，我被残酷迫害9次，想起来历历在目。在提审中，他们问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我说：“法轮功是正法”。问我为什么不签字，我说：“我没有犯法。”就这样，仅仅一句真话，恶警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判我劳教一年半。如今，我被迫害成残疾人。然而，回家后，他们还三番五次上门找麻烦，使我不能安宁。

三、第三次又想绑架我進洗脑班……

2003年11月26日，恶警们又一次上门想把我强行带往洗脑班。我把门反锁上不让他们進来，对它们说：“我不可能再上当受骗跟你们走。你们是狼来了，我不可能再受骗。迫害我几年，难道你们还要继续迫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难道做好人有罪吗？！信仰真善忍有罪吗？！”于是，我拿起电话，通知弟妹们，对他们说：“它们又要把我带走，我今天决不会被它们带走，我是不会自杀的，但是，我今天有什么意外、不测，就是它们迫害死的……

弟妹们赶来后，与它们交涉。它们说什么省里有文件，要办洗脑班，这回把你姐姐弄到高级宾馆住一个月，3000元钱一个人。同时，要我弟妹陪去同住，费用全都由我的单位—湖北省财贸医院出。在我弟弟与它们交涉时，610办公室的电话一个劲地催医院赶快把人带过去，电话不少于一二十个地催。

我对它们说，说什么我也不会跟你们走，我不会再上当受骗。以前太相信你们了，受了你们几年的骗，同时也被迫害了几年，如今已成残疾人，你们还不放过，到底是谁在犯罪？！你们有钱就去支援国家建设，支援困苦下岗的人员，为什么要花大量的钱财、人力来迫害一个要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的炼功人呢？王莉（曾是十佳青年）、张毅等不是在外面被绑架的吗？现在王莉不是又一次被送進劳教所了吗？

我现在门都不能出，一出门随时可能被绑架，我的住宅到处布满了盯梢。

备注：
原湖北财贸医院现改名为先锋医院
邮政编码：430000
医院直接参与迫害的有：
张宇列（医院书记）
韩昌义（工会主席）
李建中（保卫科）
王宇强（保卫科长）

武汉何湾劳教所六队
邮编：430000
参与迫害的直接责任人
恶警黄红（原管八队，现在六队）

七处一所
恶警刘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