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伴随着我儿子的出生，全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但同时也开始了我倍受煎熬的人生，我得了对于妇女来讲最可怕的病－－产后类风湿。刚开始时是我的左腿的膝关节发酸、痛，感到没劲，慢慢的我的右腿也和左腿一样。等到儿子满月的时候，我的全身关节上下串着疼。遇到阴天下雨我就更遭罪了，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最严重时，我的双手不能沾一点凉水，就是三伏天，看着别人穿半袖和裙子，别提多羡慕了，再看看自己穿得厚厚的，象盔甲一样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是这样，我仍然感到身体各处冒风。

有一年冬天，由于怕冷，我就在单位烤电暖气取暖，烤着烤着，我的棉裤（当时我穿两条棉裤，仍然怕冷）烤着了，可我却不知道……由于病情的加重，到94年的时候，我的双手指关节已经严重变形，要想做针线活时候纫针都纫不上，就像残废人一样。在单位里我是出了名的病包、药篓子，四处求医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一项，只要听说能治我的病，无论道多远，花多少钱，我决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求医的机会。结果是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无论是中医西医还是偏方，我都用了个遍，身体仍不见起色，病就象我的影子一样，挥之不去。更要命的是有一些不法行医者，为了骗钱，竟不顾患者死活，给我注射一种激素药类，这种药打上针就不疼，不打就疼，后来给我弄得身上汗毛长长了不少，而行医者（在某疗养院设的专科）却逃之夭夭。后来听说某地有祖传秘方，我又去了，医生告诉我，该药用酒调和后喝，饭前服用。服药时我的胃火烧火燎的，为了治病我咬牙强挺，结果我的胃被药酒烧坏了，几个月下来病没好，我的酒量却练出来了。本来身体就有产后风，心脏病、肺结核，现在喝药酒又喝出了胃病和肝病，真是雪上加霜，越渴越吃盐。人家吃药讲片，我吃药论把，每天自己一把一把的吃药，身体却不见好转，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对生活万念俱灰，有时真想一了百了，结束年轻的生命来解脱病痛对我的折磨……望着年幼懂事的儿子我几次打消了这个念头，儿子是我生命苦海里的唯一精神支柱，在病痛的煎熬中我苦苦的撑着，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哇，毕竟我还不到30岁呀，今后的日子我不想也不敢想。健康，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望而不可及。

94年6月，听人介绍说法轮功治病很好，我就找去了。当时看到《中国法轮功》那本书时，别人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没啥，只是头觉得转得厉害。”回家后，只见我家屋里到处都是穿着炼功服、坐在莲花座上打着手印的师父照片。过后和人家说起，只是听人家说：“你的缘份真好”。我却什么都不懂。

当我得知师父要在大连办学习班时，我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去，94年6月30日我们地区10多人去大连参加学习班，我去晚了，没赶上火车。我的爱人却不以为然的说：“不就是气功班吗？ 啥时候去不行啊？非得这回去呀？”可我非要去，就这样丈夫帮我买好了车票，并请一名回大连的军人照顾我，那位军人直接将我送到大连市机床车辆厂俱乐部（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位军人的姓名，更不知道那位好心的军人身在何方，在这里我向你表示谢意，同时希望你能明白大法真象，幸福永远）。

1994年7月1日，是我生命中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我亲见伟大、慈悲的师尊，并聆听师尊讲法，万古的机缘，万古的等待，万古不遇的圣缘在这里连接……

师父讲法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睡觉，等师父讲完了，我也睡醒了，回到住处时，看到同来的学员又拉又吐的，我觉得挺好玩的，没事儿人似的说：“看看你们，看看我。”说完我就出去玩了。第二天，我听完课觉得肚子发胀，以为是坐在地板上着凉了，没当回事。第三天，我开始吐血，我有点害怕了，同去的老学员告诉我说：“别怕，这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很快就会好的。”从此以后我告别了多病的人生，拥有了健康，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我的生命充满了生机。

慈悲的师父为了不影响有工作的学员和照顾经济困难又远道而来的学员，将学习班特意压缩成了7天。在最后一天听完课的时候，和我们同去的一个小弟子跑到前边去了，我去找他，看见了高高大大的师父就在我的面前，双手叠扣放在小腹上，上身穿一件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下身穿一条干净的蓝裤子，一双普通的单皮鞋，师父显得是那样的简朴、大方，又是那么的庄重、慈善。这时只见四周的学员对着师父双手合十，神情充满庄重与尊敬，我却什么也不懂，觉得挺有意思的。师父的皮肤非常细腻，我摸着师父的右胳膊，象一个顽皮、淘气又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师父微微低下头，慈祥的面容微笑着看着我，这笑容是那么的熟悉……

在学习班上，师父要求每一位学员写一份心得体会，师父说：“师父都会认真看的。”由于我贪玩，悟性差，我没有写，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94年12月30日，师父从广州风尘仆仆的来到大连，这是师父最后一次在国内公开讲法，只有半天时间，这也是我第二次见师父，第二次听师尊讲法。讲法场地在大连市的体育馆，可容纳六千人。再见师父和第一次的感觉不一样了，见到师父这个亲哪，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的位子是后排，只能看到师父的背影，为了能看到师父的正脸，我跑到前排的过道处坐了下来，看着师父，我的眼泪不停的流……师父在为学员调理身体时，我能听到同去的某学员身上噼里啪啦的往下掉东西（后来知道那位学员身上有附体）。当师父讲完课，绕场一周后，我知道师父要走了，再想见师父的面就难了，我急忙往门外跑，去追师父。当我跑到门外时，看见师父坐的轿车已经开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嘴里喊着：“师父……”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永远跟着师父，永不背离。

99年4月24日，当我们得知天津大法弟子被无理关押后，出于对政府的最大信任，我们连夜赶往北京向中央政府反映事实情况，和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由于各地大法弟子知道信儿的都去了，人就多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25”法轮功和平大上访。

由于当时政府总理的开明处理，大法弟子的和平与忍让，事情得到了妥善解决。我们便回到了当地，谁曾想，当地公安局找到了我单位，问我：“是谁组织的，又是谁让去的。”我告诉他们：“没有组织，没有领导，都是自愿的，因为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抓他就等于抓我一样，所以我就去了”。因为这句话，我在我们地区挂号了，成了他们认为的重点人物，从此，公安人员便三天两头的到我的单位骚扰我。

99年5月25日，单位有买断工龄和放长假的政策，由于不堪警察无理的骚扰，我忍痛买断心爱的工作回家了。当时，我单位其他的姐妹都哭了，都知道我是个好人，并且知道由于修炼法轮大法才使我从百病缠身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拥有了健康。

江泽民因为自己阴暗的心理加上小人的妒忌，公然不顾总理妥善解决的结果，竟刚愎自用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来镇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信仰“真善忍”的普通百姓。黑色的7.20开始了，我决定進京护法，当时的火车站，汽车站都有公安设卡，为了避开卡哨，我坐出租车到绥中，再转车到山海关，从山海关坐火车進京，检票时，检票员说到北京的过这边来，我一看已有十多个大法弟子被无理拦截，两个警察将车票全部收走。带我们去站前派出所的途中，我和另一位同修一闪身，正念走脱。

我们继续打出租车前行，当行驶到秦皇岛车站时被截住了，两个警察开始盘问，并要身份证，我们说没带，警察开始翻包，同修义正词严的说：“不许动我的大法书。”警察还真听话，但在我的包中翻出了手机和一些纸张，是关于开法会的内容，这两个警察乐坏了，以为抓住了两个法轮功“大头目”（注：大法修炼没有组织，更没有常人中所谓的上下级关系，所有的学员都是平等的）。警察给秦皇岛公安分局打电话，副局长来了，我开始向副局长讲述自己全身是病，是大法拯救了我，到最后我变成了哭诉，副局长听着听着也流下了眼泪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我战友的爱人就炼，（上访）没用，回家去吧。”并亲自开车送我们到车站，对车站的警察说：“是我的朋友”，就这样我们顺利的到了北京。

10月25日，江泽民又掀起了镇压狂潮，大法再一次被诬蔑，师父也再一次被邪恶用恶毒的谎言攻击，我和几个同修决定骑自行车突破封锁進京护法。晚上7点开始出发，第二天早上我们就骑到了山海关，到山海关时天下起了大雨，我们全被淋湿了，困倦、疲惫向我们袭来，很难想象一夜间我们男女老少骑自行车竟骑了三百多里路。我的脚上布满了血泡，双腿膝盖处钻心的疼，由于第一次骑这远的车子，两个大腿根都磨出血了。只要能洗刷对大法和师父的诬蔑，还师父清白，我们什么都不畏惧，苦与累算得了什么，生与死又何所惧。由于伤势严重，到河北省有个叫野鸡砣镇的地方，我和同修分开了，我乘车先到丰润县，准备再乘火车到北京，当时丰润盘查得很厉害。

当得知丰润距北京仅有150公里时，我暗下决心：碰到同修一块走，碰不到同修自己走，爬也要爬到北京。我买了双布鞋顺102国道向北京方向，开始了一个人一瘸一拐的徒步旅行。天渐渐的黑了，公路两边的住户也越来越少了，我一点也不害怕，也不感到孤单。这时从我身后来一辆摩托车，绕我转了一圈走了，过一会儿又来了，又绕一圈走了。在我的头脑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从左边走”，我立刻走到公路的左边，正好有一辆汽车停在左边，我在车的旁边站了下来。一会儿，摩托车又来了，就在那找我，我就一念：不让他看到我，他找了十多分钟，没有看见我，其实我就在他的对面。等恶人走了以后，我又开始了从左边艰难的向前走，实在挺不了的时候，正好前边有个加油站，路边上还有个半间要倒的小房子，长满了野草。我偎在路边，用枯草盖了盖身体，心里对师父说：“师父，等一会儿同修骑到这时，您一定喊醒我。”连累带困我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突然一阵风把我冻醒了，一看马路上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是同修！我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和同修汇合时的那一瞬间，是那么的惊喜和激动，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北京证实大法。

99年11月3日，从北京回来，家回不去了，当地派出所到北京找我去了，负责看我的指导员因没抓到我被降级调到别处去了。

我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我到亲戚家住时，亲戚家的孩子是修大法的，听我说北京的情况，第二天他便和当地的几位大法弟子進京证实大法。就这样，我在亲戚的骂声中被撵了出来，我背着小包，心里在滴着血，天地之大我竟不知何处可以安身……拖着病腿我辗转到了另一个亲戚家，他们算是敢收留我，但不允许我给家里打电话。

我离开家已经快两个月了，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谁又没有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实在是忍不住了，我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儿子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懂事的孩子问我：妈妈，你有钱吗？当听说我腿坏了，儿子哭着对我说，妈妈你要小心，别让警察把你给抓去，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不要挂念我……过早懂事的孩子，本应该得到更多的母爱，却因为妈妈做好人被剥夺了这一切，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

2000年春节快到了，我的腿也好了，回到了当地，先住在我亲戚家，还没住上两天，我的丈夫急匆匆的跑来告诉我：“你快走吧，宁远派出所的警察听说你回来了，王华日（宁远派出所指导员）带几个警察把咱家都翻了。”我背着装有换洗衣服的包，望着刚见面的爱子和恩爱的丈夫我心如刀绞，再一次与我的至亲至爱生离死别，好不容易才团圆又要骨肉分离，做好人何错之有？这是什么世道啊？漫天大雪象是在为我的遭遇而哭泣……

2000年7月17日，宁远办事处找到我说：“妇联专门为你来的，我们都是为你好，你看你才30岁，在单位里干的也挺好的，还是个门市部主任，挣的比我们还多（我的月工资是800元，在当地已是高工资了），上哪找去。你别顽固了，只要你说声不炼了，由我们妇联出面，班照常上，主任你还当，买断工龄的钱也不往回交了。”我当即一口回绝：“工作是不好找，一份好的工作对谁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让我说假话，出卖自己的良心的事我决不能干。”我开始给他们讲我身体原先是什么样的，学大法后不但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健康，而且给国家节省了不少的医药费，给他们讲我学大法后如何善待婆家人的。她们一看没有达到她们的目地便说：“上哪找这么一件大好事去，你太执迷不悟了，真是太顽固了。”

2000年7.20开始大抓捕，我是他们名单上的人，又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2001年兴城大法弟子利用喇叭讲真象，葫芦岛教养院、兴城市政府及看守所、建昌、绥中到处响起了正义之声，使人们从正面听到了被封锁的真象，震动了整个葫芦岛及省里， 令邪恶惊恐万分。不幸的是同年11月16日晚同修挂喇叭时，被抓，当时我正在资料点上（里面有复印机一台，电脑刻录机一台以及做喇叭用的工具）。午夜1点左右我被绑架到兴城看守所，警察一看到我乐坏了：“可把你给抓住了，不容易呀！（因挂喇叭，当地公安和张国仁曾到外省我姐姐家去抓我扑了个空）”

因我把手机藏起来了，恶警张杰臣对着我右肺部（原曾患有结核）就是一拳，王华日踢我一脚，被张国仁制止了他们的恶行。

在看守所我拒绝背监规，有一警察（后来明白真象了）气汹汹的说：“为什么炼法轮功的進来都不背监规。”我告诉她：“我们都是好人，没有犯法，背什么监规，并且我要求无条件释放。”管教说：“放你呢？你知道犯的多大案子吗？该枪毙了！”女号里的犯人由于受新闻媒体的毒害，看见我很害怕，别说靠近我，连说话都不敢。我慢慢的试探着接触她们，并讲自己得法前和得法后的经过，澄清了事实，使她们明白了大法的真象，并了解了江泽民邪恶的本质，善恶有报的道理，最后犯人们有的对我说，你真好。有的说，将来我出去也要炼功……

当提审我时，警察告诉我，找律师。我心没动，不找，没人给我判刑。我只有一念：谁也说了不算，我师父在宇宙中最大，我就听师父的，师父说了算。我的肺部开始发现空洞，28天后我被无条件释放，否定迫害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

2002年10月4日，正值北京紧张的召开“十六大”时，我再一次進京证实大法，10点左右，我先在天安门近距离发正念清场，然后在天安门西侧打出横幅，喊出蕴藏在我心底的声音：“法轮大法好！”（虽然几次進京，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我的愿望）心中没有怕只有大法，有一种摧毁一切邪恶之势，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卫护着大法。

当时警察没发现，后被北京一老头和老太太举报，被抓。非法抓我的警察恶狠狠的说：这时候（指十六大），你还敢来，我让你们当地吃不了，兜着走。我随即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警察慌忙将我推上早已等候的依维柯警车上，把我带到前门分局，我什么都不配合，就是讲真象，他们把我关押在临时牢房。

第二天一早，他们提审一大法弟子，她回来时腿一拐一拐的，脸上带着哭过的痕迹，我大声质问恶警：你们为什么打人？警察说：没打，不信你问问她。那个弟子没吭声，警察冲我大吼：你出来！我手拽着铁栅栏大声说：警察打好人啦！警察打好人啦！進来两个警察把我硬扯出去说：“你坐这（走廊里的椅子），叫什么名，哪人？”我正告它：“你迫害我，让我睡在水泥地上，从昨天到现在不给我饭吃，我犯病了。”警察却诡辩：“你有怕心，没修好，连名都不敢说。”我说：“要害怕我就不来了，法轮大法好是我喊的，你们现在枪毙我，我要眨一下眼睛，都不是大法弟子，我的命都是大法给的。为什么不说名，是你们搞株连政策，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为了他们不受牵连，我就不能说名字。”恶警：“今天我说了算，关你半年，我就不信，你家里不来找人。”我说：“大穹中，我师父说了算，我今天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回家。”警察气得瞪我一眼说：“把她送進去。”回去后，我和另一同修切磋，我说：“不能消极承受，一会儿，我躺那，你喊人。”

我躺在椅子上，心里对师父说：“请师尊加持弟子，弟子一定要堂堂正正走出去。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有许多事还等着我去做呢！”不一会儿，我全身哆嗦，同修大喊：“来人哪！”另一牢房的犯人也跟着喊：“来人哪，人不行了。”警察慌忙喊来了大夫，推着手术车，用警车把我送到北京公安医院。在这里他们仍然贼心不死，让护士想方设法骗出我的姓名和住址，护士伪善的说：“小妹，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告诉警察。”我对她说：“我叫大法弟子。”她只好走了，工夫不大，手里拿一张写着“无名氏”的单子，说给我拍片。出来的结果是肺结核，警察一听，都离我远远的，他们又把我带回前门公安分局，半夜11点，把我放了出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凭着正念再一次闯出魔窟，回到家乡……

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闯过一关又一难，虽然有时做的不好，总算没给师父丢脸，没给大法抹黑。弟子请师父放心，在今后的证实大法的路上，我一定走好走正，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史前大愿。

下面以一首不算诗的诗表示对我们伟大慈悲的师尊的无限敬意：

（附：本文作者在整理自己修炼过程的体会时受到的干扰很大，提起笔来就头痛、恶心甚至呕吐，不写症状就消失。有时邪恶往她脑子里打一些话：“别写了，有啥可写的就那点事，多平常啊？”该同修最终克服一切干扰将稿件完成。建议同修们写出自己的修炼经历，证实大法、讲清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