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执著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很早就被骗去劳教，后期师父经文我都没有看到，由于悟性差，一直处于个人修炼状态，其实真正的基点还不是在法上。被邪恶钻了空子还总以为是个人过关，所以一直是消极承受，而没有去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在那里，我真正感受到师父讲的“邪恶势力的黑窝”的涵义，我想，用人的语言也无法形容那里恶警的邪恶。但是前期我却以做好人为由做给恶警看，让她们看到我们的好，却无形中在纵容、顺从她们。

在那里，大法弟子只要一炼功、背法、喊口号“法轮大法好”、绝食，恶警马上把大法弟子抓走，关進禁闭室或一间屋子里進行毒打，有的把屁股都打烂了，有的双手铐在禁闭室楼梯扶手上，不转化就不放下来，有的关進禁闭室把灯一关，只有几平米的小屋一团漆黑，一点气不透，有一个大法弟子差点成精神病。先前大法弟子有的竟一次被恶警用五个电棍同时电，有的双手吊起来打，多少天也不把人放下来。山东德州华鲁电厂的大法弟子于莲春就是活活被折磨死的，恶警胡言说是自杀，据说于莲春死后，恶警让其亲属签字，没人签，就把她女儿强行送王村劳教所。杨玉荣（年龄、地址不详）被折磨的精神失常，尹××被逼疯，徐桂芹被恶警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回家后精神逐步失常，第九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还有一大法弟子也被折磨成精神病。

恶警自知自己动摇不了大法弟子，就派犹大去犯罪，犹大把对师父、对大法的恨转到坚修弟子身上，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对坚修弟子人格、尊严、人身進行攻击，对师父、对大法進行谩骂，什么难听说什么，就曾经有一群犹大来打我，一个脱下鞋来打我的脸，一个打头，两个人架着我，另一个捶我的胸、踹我的腰，有好几次我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几乎要晕过去。犹大还给恶警借来电棍想电我，但没找到机会，晚上不让我睡觉，不能坐着，必须站着，她们写好“决裂书”“悔过书”，好几个人强按住我的手按手印，恶警也逼我按手印。他们天天做工作就是骂师父、骂大法、打骂大法弟子，看反面教材、录象，天天如此。我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没有走过来。

那段时间，可以用“煎熬”两个字来形容，每天十二、三个小时的工作量，洗刷时间只有五分钟，偶尔十分钟，如果干活延长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洗刷时间就没有了。只要在屋里先把衣服泡上，犹大看见马上去报告，老太太累了在床上盘腿休息，都不行。每个屋里包括车间都按有监控器，监控大法弟子的举动，厕所没有监控器，恶警就专门派人整晚上呆在厕所里盯着上厕所的弟子。还设有意见箱，有“心语轩”屋（找恶警谈心、说心里话）。这样的把戏只能哄小孩。每天长时间的劳动，恶警还不满足，强定劳动任务，超额完成任务的有奖励和减期，没完成就加期，但最后只见罚加期，而从没见谁得过劳教减期。半年、年底总结减期只是给犹大们减，而大法弟子是轮不上的。干这样劳累的活，每天吃的只是白菜、萝卜，有时菜里的肉还是臭肉，换个其他菜就是改善伙食了。

每当过节演节目时，恶警如果演节目，那就是赞美自己。劳教所里经常“请来”一些什么人，还有和尚，来讲攻击、污蔑大法的事，有坚定大法弟子站起来维护大法，恶警和犹大赶紧把大法弟子架走，关進禁闭室就一顿揍。在车间，恶警谩骂大法时，有大法弟子抵制，恶警就以自己的身份威胁，不让大法弟子说话，说什么“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

有的误入歧途的大法弟子认识到自己错了，又写严正声明说继续修炼，恶警马上对该大法弟子進行更残酷的精神、肉体上的折磨。每转化一个，恶警还要说是自愿转化的，还得感谢她们，要不然就说是假转，继续折磨。恶警之所以这么卖力的做转化，是与她们的工资、奖金、职称等相挂钩的，转化率的多少表明她们的成绩。后期進去的大法弟子绝大多数已不配合恶警。

那些不妥协的大法弟子被家属接见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恶警不让见。大法弟子写的信被私自拆开偷看，我有时写给家里的信和家里写给我的信，就没收到，不止一封。

宿舍里连放针线的地方也没有，隔不几天，恶警就以检查卫生为由满屋搜，连枕头包、褥子底下都搜。其实她们真正要查的是经文，一旦查出，马上对该大法弟子严管迫害并加期。

我出狱后，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使我更加清醒，更加理智，更感到时间的紧迫，有那么多世人需要我去救度，有那么多被谎言蒙骗的世人需要我去讲清真象，这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会放下包袱，真正的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把自己溶入到正法洪流中去，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