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我准备去省城上访，没等走便被当地派出所给绑架了。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次日下午才让单位领导把我领走。

99年9月厂宣传部接到市委宣传部的电话，让带我去开座谈会。实属强制性的。因宣传部长领队，保卫科派人押送，接到通知就上车，一切由不得你。幸好我厂到大庆较远，需1个半小时的时间，给了我思考的余地。当时我人心很重，心里很慌，不知如何应对。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回顾自己修炼以来心性的变化，联想起多少顽石被溶化的事例，众多修炼者从百病缠身的废人变成身体健康的社会有用之才，越想心越稳，越想心越明，这不是给我机会叫我来证实法吗？到了市委，宣传部长说没这回事，可能是通知错了。就在宣传部，我给他们讲起了法轮大法好的实例。一桩桩、一件件，他们频频点头，认为说的在理。

7.20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冷静思考，大法弟子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使命。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走向了天安门广场正法。2000年3月我与同修联系好准备進京上访。就在我临走的前两天，3月8日派出所来电话叫我去，说分局来人找我谈话，我认为是证实大法的机会，就主动去了。他们是想让我交书，问我有没有书。我说有，还很多，但都是从书店里花钱买来的，我炼功离不开，所以不能交。我讲起了法轮功修炼者身体变化的实例，滔滔不绝，他们也听的津津有味。我暗暗自喜，升起了欢喜心，还有一定的显示心。下午又让我去，等我到那一看分局的人不见了，所长刘殿正不由申辩就让我表态，说炼还是不炼了，炼就抓人，不炼就放你回家。当时单位领导和亲友、同学去了好多人 ，劝我逼我让我说违心话。刘殿正说：你就在这说一句“不炼了”，回家炼翻天我们也不管。那时我真不理解他们。便义正词严的告诉他：你这样做是违法的，别说抓我一人，就是你拿我孩子也要挟不了我，改变不了我的初衷，只要活着我就炼，只要炼我就说“炼”。当晚把我关進了大同看守所，并报批劳动教养，大庆没批，因国际人权组织進入中国调查，我被关押了38天才得以释放。

2000年10月1日我再次准备進京证实法。9月30日我和同修去五厂同修家交流、取资料，進屋不久就被绑架了。非法拘留15天，回家后被单位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在受处分期间，我每天正常上下班，但不给开工资，仅给150元的生活费。不论星期天还是节假日，都不许我随便外出，有事要请假并派人跟踪。

2001年7月，我女儿高考，有一张表需我单位盖章。政工部主任韩海涛以此来要挟我，叫我写保证书。如果不写他就在孩子的档案中给填上我炼法轮功，让孩子上不了学。孩子能不能上学，不是谁能说了算的，那是她自己命运所定的，所以我明确表示：决不屈从邪恶的要挟，并正告他自己做事要为自己的将来想想，希望为自己的未来负责。结果他还是在档案中填上了。此事传出后，大多数人都骂他做事太绝了，（此人是我的同学，以前一直关系很好）连孩子都不放过。但是这并没影响我女儿上大学。

2002年4月12日，派出所平白无故到我家去绑架我，因我走脱，14日他们撬门入室非法抄我的家，竟然还要抓我。我被迫离家出走，背井离乡投靠远方的朋友，却又遭到河北玉田恶警的绑架。恶警刘殿正、政保科田××轮番殴打我，电棍电击的满身烧焦味，6月10日他们将我送入大庆劳教所。体检时，因我双侧股骨头坏死，行走十分艰难，所长应成礼问大夫，他这样能收吗？姜大夫答：他是法轮功，常规的这样是不要的。只因为我按“真、善、忍”做好人，他们就将我劳教了。看一看！中国就是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的。

2004年我解教回到家，看到厂子给我的开除公职决议书，我拿着中央五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找厂长，厂长不闻不问，找书记，书记支支吾吾。我被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