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iang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在澳洲时，几次我的车后面的玻璃门被破坏。我的车后面有「法轮大法」的标志，好几次破坏也没有偷东西。我在澳洲就感受到被迫害、感受到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三年前，我到香港时，是被香港拒绝入境的二十几个澳洲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海关扣留了我一天后遣返回澳洲，我知道自己名字在(中共)「黑名单」内。”在回答“谁可能对你下这种毒手”问题时，Liang说：“曾庆红派人来对我下毒手吧。因为他怕我们来控诉他的恶行。”

江氏小集团对坚决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的处理办法是“从肉体上消灭”——江氏集团下达的具体密令还有“打死算自杀”，“可以开枪打死”，甚至在全国劳教所分配“死亡名额”。据明慧网报道，2002年2月春节前夕，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之一、610头目刘京在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宾馆召开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会议。会议中刘京暴跳如雷的批评了吉林省工作不力，并下达了“彻底铲除”法轮功的死命令，“可以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法轮功群众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随后就发生了多起枪击法轮功学员事件。

五年来，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经受了许许多多。在南非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雇凶杀人案在全世界暴露了江氏集团国家恐怖主义的真面目。为了透过具体的事件看清江氏搞国家恐怖主义的本质，有必要了解一下江氏迫害法轮功的整体画面。

*江氏小集团的核心成员

江泽民突然发动镇压法轮功，没有经过全国人大讨论及法院、检察院的公开调查和审理判定，而是以强权推动镇压，破坏中国宪法保障的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力，盗用政府和人民的名义，调动中共全党的力量和中国政府的力量，搞国家恐怖主义。

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的核心人物是江泽民(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主要成员为罗干(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曾庆红(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岚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在此前，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6名不赞成镇压；22名政治局委员中(包括7名常委)，只有江本人和罗干两人相互利用，急欲迫害法轮功，(曾庆红当时只是2名候补委员之一)。但在江泽民的高压下，政治局及其他中共高级干部在法轮功问题上选择了沉默，任由江氏小集团为非作歹，有的人甚至助纣为虐了。其中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心腹，掌握中共党内组织系统、掌管中共的特工系统，帮助江泽民在中共党内从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扫除障碍，在中共内部被称为“黑面杀手”。曾庆红对江氏小集团的形成及其掌握党、政、军、警、媒体、特务、外交等等最主要的国家资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中共的特务活动，历来最充分的体现着流氓无产者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惜以人命和人血铺路的残暴特质。在江氏集团的国家恐怖主义活动中，枪击法轮功学员是其恐怖手法之一。在南非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谋杀案，只是江氏集团恐怖灭绝活动在海外的延伸，是在当前中共内斗激烈的情况下，曾庆红在光天化日下向江泽民效忠的一次狂妄而又愚蠢的举动。

*江氏的国家恐怖主义

江氏小集团利用中共党组织和中国政府进行的这场国家恐怖主义，是以在精神和肉体上“消灭”（江氏原话）法轮功为最终目的的。江氏的国家恐怖活动是其发布的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真实体现，由欺骗、迫害和掩盖所组成。

从具体实施上来说，江氏国家恐怖主义在严密封锁信息的基础上，用谎言、诬蔑毒害不明真相的民众，用升官和物质利益甚至纵容犯罪的方式诱使或胁迫党政官员、公安干警、普通民众充当其犯罪打手，用监视、抓捕、绑架、抄家、株连、监禁、判刑、强行洗脑转化、滥用精神药物治疗、酷刑、虐杀等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到目前为止，被揭露出来的酷刑就超过百种，至少有数千人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实行精神药物治疗，至少有996名“真善忍”修炼者被虐杀。

江氏集团在迫害中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用监视、窃听、跟踪、卧底等等的特务活动，既针对国内民众，也在海外使用，。在国内，特务活动导致了众多学员被抓、被判刑、被监禁、甚至被虐杀，因例子太多，无法列举。对外籍人员，也已经报道出许多案例，例如加拿大公民范子愚在天津被国安人员骚扰，台湾民众林晓凯被上海国安诱捕，饱受恐吓。曾庆红作为党内特务头子，与这一切难逃干系。

*江氏国家恐怖主义向国外延伸

据海外的媒体报道，1989年64之后，中共利用大批逃亡学生，浑水摸鱼向海外输出一批特工，从此中共特工在海外逐渐活跃。1999年7月镇压开始后，大批中共海外特工的任务转向法轮功，并且还增派了不少特工专门针对法轮功。作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中国驻外使领馆同样被江氏集团控制和操纵。使领馆人员和海外特工，极力在海外散布江氏集团制造的谎言和诬蔑，在一些国家对海外法轮功学员进行恐吓和骚扰活动。由于法轮功学员的揭露和向当地政府和人民讲真相，这些恐吓、骚扰和特务活动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所不齿和谴责，使得在美国和加拿大等法制相对比较健全、腰杆比较硬的国家中，中国使领馆和特工的骚扰和恐吓活动收敛了许多。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一直想从江氏集团那里谋求经济利益，中共特工一直在澳洲比较活跃。在南非枪击案发生后，澳洲法轮功学员及枪击案受害家属在悉尼举行新闻发布会。同David Liang(枪击案中受伤者)一同前往南非的李先生，他的妻子李迎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披露了丈夫在离开澳洲的前几天还接到恐吓电话，原本她丈夫还想对打电话的人好言相劝，不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但该人二小时后继续来电恐吓，所以他们就去警察局报案。他们的那辆具有醒目法轮功标志的面包车前两个月，在悉尼中领馆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四个轮胎被扎漏气，全部玻璃被敲碎，车身被喷漆涂鸦，惨不忍睹。

现在国际上在注视南非雇凶杀人案。曾庆红是中国特工的头子，一般警察要破案可能有一定难度，而且南非政府中个别人与中共关系密切，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协力揪出幕后凶手，将之绳之以法，值此机会在世界范围打击恐怖主义，褒扬正气。(明慧记者林展翔撰稿)

背景资料：迫害法轮功运动与文革的异同点

许多人回忆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还心有余悸，但是对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民族浩劫还认识不清。为了更多人能透过现象看清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国家恐怖主义本质，我们把两者作一下比较。

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毛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发动初期，毛在党内遭受到极大的阻力，所以在牢牢掌握军权的同时，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砸烂公检法，全面夺“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的权，社会的正常秩序被完全打乱。

自1992年5月公开传出之后，法轮功奇特的祛病健身效果和“真善忍”的高深法理，立即广泛受到欢迎，修习者的人数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超过了江所领导的中共党员人数，这让江非常不安。法轮功创始人受到的尊敬更让江妒嫉。在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中，当时的国家总理和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解决了问题，在国际上受到好评，江泽民非常妒嫉，如芒刺背。在极度不平的心态下，江泽民推翻政府总理的决定，强行发动镇压。大多中共高层出于政治斗争的经验而选择了消极与沉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阻力，使得江能够顺利地利用中共党组织、国家专政机器、中共舆论等中国国家几乎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而残酷的镇压。

在文革中，谁反对毛泽东谁就是“反革命”，就被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在那时没有什么反政府这一说，因为政府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们所控制，正是毛要打倒、夺权的对象。江泽民没有毛的威望，也不敢说反对江就是反革命，但是江在大多高层的沉默中利用了党和政府，给法轮功扣上“反党”、“反政府”、“搞政治”等等政治帽子，这样就蒙蔽了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推波助澜，甚至助纣为虐，充当迫害的政治打手。毛把文革的是非标准和自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而江把镇压的借口和自己分开就掩盖这场迫害的根本原因，这是非常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一点。

和文革中的群众乱斗不一样的是，江用国家和政府资源“有序的”对法轮功进行镇压，用中国政府的职业杀人机器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和虐杀，用职业杀人机器一方面看起来冠冕堂皇，另一方面非常便于掩盖和封锁迫害消息(这在文革中是较困难的)。加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掩盖下，鼓励人们“闷声发大财”，在江氏集团的严密新闻封锁下，其制造的谎言和诬蔑宣传，使得许多民众看不清真相，甚至对迫害麻木不仁。

从本质上来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共同的，都是当权者为了个人权力，利用强权破坏中国宪法、打击异己。但是，文革和江氏迫害法轮功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是非常不同的，江氏的迫害具有非常大的欺骗性，是一场被掩盖的民族浩劫。更为甚者的是，江泽民迫害的是没有任何政治动机和目地的修炼“真善忍”的数以千万计的广大民众。这是摧毁中国社会稳定之基础的疯狂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