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修炼过程中，第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津的一位大法弟子。1999年7.20后，全国的大法弟子纷纷走向北京，向世人说明法轮功真象时，上海的大法弟子只有个别的走出去。当时，我和我的同修也经常聚集在我的家里，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就在这时，一位同修带来了三位从北京来的大法弟子到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天津人，她谈了去北京天安门的体会。

听了同修的修炼体会，我们坚定了到北京去上访的信念。我周围的大法弟子分批聚在我家里，和同修谈修炼体会。同修G说，“去北京，就是去公安局。我的父母都哭了，他们不让我去北京，我有几岁的儿子，我很爱他。但是，我一想到师父被恶毒攻击，我的眼泪水就哗哗的止不住，我不好好的修炼，我对不起师父。”听了同修的体会，我哭了，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是大法的真修弟子，当大法遭到诽谤时，我们大法弟子不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谁还能出来？我不出来说话，我就对不起师父。

过了几天，我买好了三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后来我也被抓進单位的家属区关起来。第二天，同修G不放心，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我的先生告诉她：“她被抓進去了，你还不赶快走，公安局正在抓你。”她还是没有离开上海，在白色恐怖之中，同修们一次又一次的聚在一起交流，上海的大法弟子一批又一批的去了北京上访。我感到同修G确实经受了生死的考验，了不起。我的修炼，离不开与同修的交流和相互鼓励。后来听说，同修G在上海被抓了，关在上海劳教所两年。在明慧网上，我看到了一点有关她的报导，在劳教所她被吊起来打。

2000年12月，又有两位大法弟子，一位是长春来的，化名小清，另一位是新疆来的小苗来到我这里。同样，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大法弟子的家里，在酒店里一次又一次的召开小法会，和同修交流个人的修炼体会，交流做为大法弟子维护大法的使命。我周围的大法弟子又是一批批的走出来。后来听说，小苗被非法判刑10年。

我周围还有一位70多岁的，满头银白发的俞大姐，她每次去北京之前，都给她的老伴烧好了饭菜，放在冰箱里，留下字条。她自己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回来后一次又一次被关進拘留所，经常被蹲在小笼子里。

2001年4月2 日，我的先生生病，当时开刀就开了好几次。俞大姐和另一位同修来我家。我们谈了一会儿，有人按门铃，我开门一看，人这么多！其中，一个人显示了证件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一下子，我的房间冲進7、8个人，电梯口还有人，楼下大门口还有人，还有好几辆警车。我说，“你们是不是要抓人？”其中一人说：“有人报案，我们就来了。”我说：“我们炼功人又没有枪枝弹药，你们紧张什么？你怕我们逃跑？我的先生昨天刚出院，两个功友来看他，可以不可以？”他们看了房间里，只有两个人来，就退出去了，留下两个人。最后我们三人都分别带進警署，12点过我才回家。俞大姐她们两人被审讯了好多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后来，听说她也被劳教了两年。

上海某中学的一位老师，劳教两年三个月。在劳教所，连续几天从早上8点被恶警拳打脚踢到凌晨4点，第一次吐血，黑黑的；第二次吐血，淡淡黄；第三次吐血，红色。在劳教所，这位老师问他们：“你们把我关在这里，究竟对社会，对人民有什么好处？”他们无言可答。从劳教所回来的第三天，他们学校召开教师大会，老师们也非常激动，他从后面走到前面，跟老师们一一握手，他又重新走上教师的讲台。老师们心里都很明白，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这位老师也是他们学校的好老师，每年高考，他为学生都是义务辅导，从来不收一分钱，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尊敬。从劳教所回来，他马上又投入证实大法、救众生的洪流中。前一阶段，他正在给中国领导人写自己亲身受迫害的情况。

我认识的大法弟子中，有的因发资料被劳教（100张资料劳教1年），有的因几个大法弟子聚会被劳教，有的因去北京被劳教，1年，1年半，2年，3 年，5年，7年，10年都有。从大学生，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教师，到家庭妇女，70多岁的老太太。有的至今还关在劳教所、监狱。这场迫害涉及的人太多了，可在社会上还在掩盖着，很多人还不知道身边就有许多迫害案例的存在。

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多年来，我曾和她在一起修炼。她神态自如，慈祥和蔼，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她一个人多次去了北京天安门，对公安人员说：“我已经80多岁了，我到北京不是反对政府，而是要说法轮大法好！”公安人员也把她抓進去，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就放她回来。去年，她也被强行关進了洗脑班两个多月。在洗脑班，什么这保证那保证的，她没有给邪恶之徒写过一个字。有一阶段，恶警日夜就守在她家的走廊里，还每个月花几百元雇人看着她。老太太经常出门，有人、有警车跟踪。她到杭州亲戚家里，还有两个人陪同。她经常去警署、街道、原单位，同事家里讲清真象，到街上发资料。她体会到：正念强，什么事情也没有。80多岁老太太的她在国内，每天就是这样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默默的做着讲真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