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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正行在巴蜀
文/重庆市大法弟子
【明慧网2004年7月10日】2000年我被非法关進了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为了证实大法,我从劳教所正念闯出来,向世人讲真象,揭露邪恶。出来后,由于我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学法,有强烈的干事心,5个月后又被非法抓進劳教所,受到极其残酷的迫害:在非法延教17个月的残酷虐待中,先是被警察毒打后又连续吊铐119天,连续30个昼夜不准睡觉,还遭受残忍的针刺、殴打和各种侮辱;然后是不间断关黑屋、罚站、背铐、不准睡觉等手段折磨我。劳教所的恶警们害怕我出去揭露其恶行,企图把我折磨死,达到灭口的目地,常常唆使吸毒劳教人员采用各种残忍毒辣手段毒打我,他们打断了我的腰椎骨,把我折磨得不像人样。可是我心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无比威力,当时我想:我的人体是用来修炼的,我还要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有师父保护,邪恶之徒想要我死,决不可能。由于有自己的正念和师父的保护,我破除了邪恶的迫害,走出了劳教所。

我走出劳教所以后,又有三次被邪恶绑架。由于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每次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正念破除了邪恶的迫害。以下是我正念破除迫害的经历。

● 2003年1月20日晚上,我在四川省简阳市被成都市国安局警察跟踪数小时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被绑架到成都市。在一宾馆大厅里,警察把光盘放在身边给我照相,我立即盘腿立掌发正念,警察要上来制止,旁边一个当官的却说“别动她,等她盘起。”他们就把我盘腿发正念的形象照了下来。当天我没有回答他们的问话。第二天,国安局三个警察(车门上写有“国安”二字)把我一路抬着送到成都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又把我抬到看守所医务室检查,医生马上离开房间走了。一个警察拿出印盒,不声不响的拉过我的手,强行要我按手印。我猛力一拖,挣脱了手,手指不知在哪割了很深的口子,流了很多血在地。三个国安警察都吓坏了,再也不敢强迫我按手印了。就这样他们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情况下,非法关押我二十多天后,才拿出拘留证要我签字,但我拒绝签字。

在牢房里我仍然炼功、发正念。第二天,看守所管教干事黄×珍来查舍,我正在发正念,没有理睬她。黄×叫我把手拿下来,我不理她。黄×气急了,把我从炕板上拖下来就打耳光,又把我摔倒在地上用脚踢,用鞋踩住我的脸。过了一会儿,她觉得下不了台,语气软了,叫我到她办公室去谈话。她说:“其实你们每天在舍房里面炼功发正念,我们都晓得,只要你们给我面子,不在我查舍时当面做就行了。”

刚進看守所的前一个月,国安局警察几乎天天来抬我出去提讯。他们要我回答问话,我多次问他们: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不说。后来一个矮胖警察只好说:“我说了名字,你们要把我们上到明慧网。”提讯时,国安警察们采取了各种欺骗手段,他们说:“你只要说出你身上带的光碟是×××给你的,这个案子就了结了,马上放你回家去。”还说:“×××已经转化了,别的有文化的人脑筋灵活,不象你钻牛角尖。她已经承认违反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她已经不相信网上的东西了。她承认给了你光碟,还把家里的几张光碟都交出来了。我们还请她们娘俩吃了饭,送她们上了飞机。我们成了好朋友了。”我说:“既然你们啥都知道,还来问我干啥?我啥都不知道。”姓樊的警察还说:“别人都出国去了,你说了早点出去不好吗?”我说:“你们在做徒劳无功的事。”他们无计可施就在包上做文章,后来提问都反复问:包包是你提的,还是她提,包包是你的还是她的,里面装的是什么等等?但我说:“包包是我从车上捡的,里面装的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说:“你的包里面装有188张光碟,你知不知道?”我坚持说:“不知道,你说的全是编造。”他们还说:“我们很同情你,你国外的朋友也很关心你,问候你。我们知道你的遭遇,很想帮你,但你要配合我们。你要修炼,可以换一个方法嘛。我可以给介绍成都几大寺院的长老、主持见面。”他们甚至于来了几次,要带我去寺院,都被我拒绝了。

在提讯中,我经常给国安警察们讲真象,讲法轮大法对人民身心健康、对国家安定的好处,揭露当今社会各种腐败现象和少数恶警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的恶行。成都市国安局警察听了说:“不法坏人总是少数,你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我们也要查办他。”

他们还带来了三个重庆市国安局的警察帮忙。他们对我说:“我们是老乡,你有病,有肝炎,看你瘦得皮包骨,我们明天就接你回去。你家住哪里?”我问重庆国安: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不说。我就说:“你们就会搞栽赃陷害,我身体这么样子是你们迫害造成的。你们连姓名单位都不敢告诉我,还好意思说是老乡。我不回去,你们想把我弄回去迫害,我不上当。在这里我还可以炼功学法。”第二天他们再来接我,我还是这样回答,他们只好走了。

在看守所里,管教干事朱××收缴了我们的经文。我得知后,就向朱××喊到:“把经文还给我!” 朱××向我吼:“你给我坐下!”我大声说:“把经文还给我!我的腰断了,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没有经文,我就站不起来坐不住。” 朱××气急了,就指使一个犯人提着手铐脚镣要把我铐起来,几个犯人一拥而上。我想:大法弟子不能对无理迫害逆来顺受,不能象在重庆那样,让他们想铐就铐。我站起来大声说:“不准铐。”双手把上衣往上一捋,大声说:“你们看,我在重庆女子劳教所被迫害,腰杆断了。我现在能站起来,是师父救了我,是法轮大法的威力。你们不能铐我。”此时全舍房的人都被大法的威力震慑住了,没有一个犯人再动。朱××一看没有人动,就亲自动手铐,还是没有得逞,同舍的几个牢头都向她求情。她只好自己提着镣铐走了。

3月27日晚,成都市武侯区派出所的两名警察来骗我说:“明天接你回家去。”就把我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第二天一早,负责人来对我所谓的交待纪律:“这是学习班,不准绝食、不准炼功。”等等。我告诉他:“要炼,我腰杆是断的,我新的生命是师尊给的。我要炼功。”这个负责人不信,当时,就送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后发现腰椎压缩性骨折。3月30日,成都市非法判我劳教两年。31日晚上,“洗脑班”的医生对武侯区的警察说:“她的腰杆是断了的。”警察就又把我送回了看守所。

4月,看守所的警察送我到楠木寺劳教所。在路上的三个小时里我一直发正念。劳教所医生一检查,就坚决拒收。只好把我又送回看守所。在看守所的5个月,我一直坚持发正念、炼功。6月5日,我回到家里,又溶入证实大法、讲清真象的洪流之中。

● 2003年9月19日,重庆铁路分局乘务员(法轮功学员)段世琼在成都看守所被迫害致死。9月24日段世琼的丈夫王志海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的安乐堂设置灵堂吊唁亡妻,我也去参加悼念。挽联上联是“生无所求”,下联是“死不惜留”,横幅是“千古奇冤”。沙区国安分局宗教办的李宏等带领大批警察包围灵堂,李宏大吼着叫警察们把我拖上警车,送到派出所。当天晚上,又把我抬進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非法关押。

到白鹤林看守所,一名值班姓何的警察认识我,兴灾乐祸的说:“你又来了?”我指着她大声说:“你敢收我!什么时候了,你还敢迫害大法弟子?三年多你接触了多少大法弟子,你还不知道大法弟子好吗?”这警察一下被镇住了,顿时呐呐无语,躲到一边打电话,请示不要收留。由于李宏坚持,他们强行把我抬進了牢房。

我不停打门,高声大喊:“不准关押大法弟子,立即释放。”第二天,看守所长来了,对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义正词严的说;“你们白鹤林看守所流氓警察强暴女大法弟子魏星艳在互联网上都出了名了,你们再要把我迫害死了,你们就更出名了。”我一整夜都在打门抗议。第三天警察们来劝我,允许我在里面炼功,我坚持要求立即释放。到中午,警察拿来手铐和脚镣,我见了就说:“这东西对我不起作用。”他们强行把我的手铐住,用螺栓把脚镣锁在我的双脚上。转身就出门去了。我手一捋,手铐就下来了,顺手就扔到铁门上。警察回过头来打开门,说我手小,没铐住,再换一副手铐,把我强铐在窗栏上。他门走了,我再用手一捋,手就抽出来了。又到门前用脚镣砸门。警察们傻眼了,“咦?铐不住。”我绝食抗议国安宗教办警察的绑架。沙坪坝区国安分局宗教办李宏等劝我吃东西,我说:“你们非法关押我,放我出去!”他们说:“喝点水再说嘛。”我说:“你们要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才喝水,我要当面看着你们说。”后来,沙区国安局宗教办李宏和看守所长及几个在场的人都连说了两遍“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接着告诉他们:“我的腰椎骨在女子劳教所被迫害折断了,你们必须立即停止对我的非法关押。”我坐在铺板上,觉得脚镣使人不方便,就用手把犯人用两把扳手拧紧的螺丝帽一拧,螺丝帽就松下来了,解开了锁住脚的镣铐。

第三天,警察们企图强行抬我到医院。我大声喝到:“我不去医院,你们谁敢抬!我的伤医院治不了。我是大法弟子,只有师父才能救得了我,只要放我回家炼功就会好的。”他们谁也不敢动手了。

第四天,警察们叫来医生,一摸我的腰椎明显的突出了。他们立即释放了我。

● 2003年12月30日,我向街坊邻居、同事送去印有“法轮大法好”的新年挂历,被贪利的小人举报,一个警察追上来抓住我的手,并用电话通知其他警察。我一面挣扎,一面继续向行人发放新年挂历,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是正法”。一会儿赶来几个警察(易图超、付友俊、饶××),抓住我的手使劲扭,想阻止我高呼和发放揭露迫害的资料,并强行把我往车上拖。围观的群众都看不惯了,说:“现在公安太心黑了,把人家手脚这么扭会整断的。”恶警却扬言要把仗义执言的人抓起来。

到新桥派出所,我对派出所的警察讲法轮功的真象,他不听。我对付友俊说:“你把我的手扭断了,我并不恨你,只希望你明白真象。”过一会,我要求上厕所,一个女警察紧跟着我。她以为我要跑,猛力把我一推,我一下子跌倒地上,后脑勺撞在水泥地上,眼冒金花,半天爬不起来。那女警见事不好,急忙躲避开了,一直不敢露面。

后来,沙坪坝区国安局宗教办和我的单位来人了,将我送到沙区中医院检查,医院检查结果一出来,他们就把我送回家。我要求他们把我的包还给我,他们说:“你的包里是传单,不能给。”说完就推我下车,我拽着推我的人的手,还是要求还我东西。他们只把包里的伞给了我,然后就急促的开车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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