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把这几年的经历写出来，希望我的苦难能唤醒那些作恶者的良知！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共同关注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

一、大法给我第二次生命

在我修炼法轮功之前，我和2个女儿身体都不好，经常闹病。以前我患有心脏病，经常头痛、头晕、全身无力脖子发硬。头不能转，要想回头看看，得整个身体都跟着转才能看到。走路不能走快，走急了心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上气不接下气。后来就瘫痪在炕上，翻身都得别人给翻。大小便在炕上，生活不能自理。想坐一会得靠在墙上或有人扶着，头疼的不敢睁眼睛。人走到哪，药就带到哪。亲属们都说：“你们娘仨成了药罐子了。”每年要花2千多元的医药费，家里欠了许多外债。

1996年的一天，一位亲戚到我家串门，一看我病成这样，就说：“你炼法轮功吧！我的病都炼好了。”我说：“我头疼得不敢睁眼睛。”她说：“你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再炼功就能好。”我说：“行”，从此我开始学炼法轮功。

当我炼到第12天的时候，我就能下地了。那天我起得很早，悄悄在厨房做饭。丈夫喊：“你干啥呢？”我说：“我好了，能做饭了。”

丈夫和我都高兴得哭了，他说：“是大法救了你呀！”我说：“是啊！谢谢李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从此以后我的2个女儿也开始学法轮功了，不但身体好，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二、99年7月20日后坚持修炼，屡遭迫害

1999年7月20日，江××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我为说句真心话，用我亲身的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依法去北京上访，半路被劫回，绑架到抚顺市清原县公安局的汽车库里。放回家后，经常被人骚扰、监视。

1999年10月27日江××诬蔑法轮功为×教。我带着两个女儿去北京上访。因为家里穷，没带多少钱，住不起旅店，一路上风餐露宿赶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炼功被警察发现，我和孩子被抓上警车。警察问我们是哪的，我不报姓名、住址；他们就开始扇我耳光，撅手指，并把我的小女儿抓起来，恶狠狠的说：“再不说就打死她。”当时我小女儿只有6岁，大女儿10岁。

我们被送到北京某公安局派出所，把我们关到铁笼子里。后来我说了地址，抚顺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们拉到办事处。有个女警察40多岁，狠狠地说：“兜里有多少钱？都拿出来。”我说：“就剩3块2了。”她把我和孩子的衣服都扒光了，连内裤都翻个遍，一看没钱，便骂：“穷鬼，滚到墙角蹲着去。”大约半夜1点钟上了回抚顺的火车，我们每人200元车票钱，共600元。

回抚顺后，清原县南八家乡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邵永林和派出所警察鲍小东来接我们。抚顺女警察跟邵永林要800元钱，邵说这车票才600元，那200元哪来的呢？我不给，就给你600元。女警察急眼了说：“我让你拿800元就得拿800元。”他们吵了起来。后来邵说：“自认倒霉吧！回来跟她家属要。”最后把我们拉回清原县公安局政保科。邵找到我妹妹强行要了800元钱，才把孩子送回家。

我被劫持到清原大沙沟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又送到清原南八家乡政府洗脑班。县公安局以怕我从拘留所到洗脑班的路上跑了为理由，强迫家属交1500元抵押，没开条、没任何字据。南八家洗脑班由邵永林、姜德纯、张茂余负责。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有：周美娜（16岁）、周玉义、孙洪森、王淑芳、高尚忠。那里没有床，只有办公桌和凳子，晚上无法睡觉。

一天晚上，大家一起背法，被姜德纯发现告知邵永林。邵认为是腿部有残疾的大法弟子孙洪森带的头，進屋就把孙拽到办公室，用很粗的木棒一阵毒打，棒子的两头都打折了，中间打劈了。一边打一边骂：“X的今天我非打死你……”，把孙洪森的胳膊、腿都打肿了，头出了很多血才停手。邵永林在打孙洪森的时候，在场的两个值班人员和送饭来的家属都看不下去，帮着阻拦说：“别打了。”

邵根本不听，连踢带踹，扇耳光，一直打了1小时左右。孙洪森被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胳膊都抬不起来，腿肿的很粗不敢动。邵永林还硬逼孙洪森跪着侮辱他。

恶徒邵永林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诽谤、诋毁大法的录像和书籍，吓唬学员说不转化就教养。我丈夫担心我被教养迫害，请邵永林吃饭，到他家送礼，替写保证书，交抵押金和罚款1万多元，才把我放回家。我在洗脑班呆了10天，他们让我交500元伙食费。

1999年12月30日，我和大法弟子程力民、李秀珍、孙丽云，在李姐家唠家常，突然来了鲍小东等6个警察把我们绑架到县公安局，并把我们分开，每人一个屋。恶警大骂我们、扇耳光，用脚踢、揪头发往墙上撞，打了很长时间。

后来把我和李姐押回南八家派出所，戴上脚镣，两天后才放我回家。

三、拘留所恶警恶行

2000年1月17日，我和女儿及两名大法弟子在清原县源中园炼功，被非法绑架到县公安局后送到大沙沟拘留所非法关押。

2000年7月1日，女犯人刘立军告诉恶警说我们看书了，艾刚从大法弟子刘芹（女60岁）那翻出师父的经文，又从大法弟子王桂春（女50岁）那翻出一本《转法轮》，问哪来的。我说：“我给的。”

艾刚给刘芹、王桂春一人一个大耳光，接着就打我，并说：“就你年轻，狠狠收拾你。”然后就打我耳光，揪头发往铁门上撞、用拳头打胸、用开监号的铁钥匙打我的头、嘴，把我的牙打出血了，嘴打肿了，脑门打出大包打出血了。同号的犯人都吓哭了，不敢看。

艾刚又把我和王桂春铐在铁门上，逼我们半蹲着，用脚连踢带踹、连踩带碾打了我们很长时间。后来单独叫我到值班室用电棍电我的嘴、脑门、腰、腿，又揪住我的头发往地上磕、墙上撞、扇耳光、用脚连踢带踹打了很长时间。

艾刚还逼我半蹲着往前走，刚走几步就把我踹倒，我起来后又被他踹倒，这样反复多次一直踹到我回号监。他把铁门打开后又把我踹倒多次，進去后接着打我，逼迫我半蹲着双臂伸直平行向前，一动不许动，动一点就使劲打我。过了很长时间又把我从号里弄出来，叫杂役端来一盆凉水，强迫我把脑袋伸進水里，反复多次。然后又用大钥匙串没命的打我的头，边打边骂，中午和晚上都没让我们吃饭，一直折腾到晚上9点。杂役实在看不下去了，去找所长尹长江。尹长江来了才算完事。

四、非法劳教、惨遭迫害

2000年7月17日，清原县公安局把我和王桂春、刘芹还有男同修刘青春、孙洪森、高尚忠、杨学军劫持到抚顺市教养院。我们认为锻炼身体做好人没有错，绝食抵制对我们的迫害。我学法炼功，被恶警从二层铺拽到地上殴打。下午把我、王桂春、刘芹送到抚顺市女子自强学校（抚顺市公安局第一收容所）。在那里我们继续绝食，5－6个女犯人把我绑起来，揪头发往瓷砖上磕，扇耳光，踢我的头、脸、全身、掐我。我跟她们讲我学法受益的经过。后来抚顺市政法委书记来了，他说：“江泽民不让炼就不能炼”。

我说：“信仰真善忍没有错，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没有错，是大法给我第二次生命”。他说：“不吃饭就灌食”。第二天他们看我不行了，才把我送回来。临走时，政法委书记说：“陈继荣，你被无条件释放了，你可以堂堂正正的从这里走出去了”。

2000年12月15日，邵永林和一姓曲的到我家，让我到镇里谈话，我不去。邵急了，对我说：“陈继荣，你再不去我把公安局的找来，看你去不去。”于是邵永林让姓曲的看着我，10分钟后，邵去清原公安局找来5个人不容分说的抓住我的肩膀，从屋里拖到大道上，又抬上警车。我一路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恶警们把我拉到清原洗脑班，两个人把我从1楼拖到4楼。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绝食第7天我和滕吉香被劫持到大沙沟看守所，第二天又把我送到抚顺市教养院。当时江××政治流氓集团给各级政府下指标，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转化率”达到指标才发奖金。

因我不放弃修炼，教养院恶警在我绝食第8天的情况下逼我“飞”，两臂向后使劲往上翘，两腿站直，两脚紧靠，上身向下大幅度弯曲，头夹在两腿中间，两腿与反背的双臂平行。并用电棍电、拳头、巴掌打、脚踢、揪头发使劲往地上、墙上磕。恶警们给我灌食，灌浓盐水，白天晚上不让睡觉让“飞”著，打得我大小便失禁。

有一次恶警曾秋燕见我不转化，还绝食，找来几个恶徒一齐上来把我摁在地上。有的压腿的、压胳膊的、有的坐在肚子上、有掐脖子的。她们掐着我的喉咙不让我喘气，并说：“掐死她”。有一个人说：“快松开吧，她不行了。”

她们一看真不行了、没气了，有的吓跑了、有的又喊又叫。掐人中也没醒过来。有人跑去告诉恶警曾秋燕说：“陈继荣没气了。”曾说：“死就死。”

我在地上躺了很长时间也没醒过来，她们把我抬到床上又掐人中，人中都掐烂了还没醒。恶徒们害怕了，都躲开不管了。大法学员看到我这样都哭了。曾秋燕破口大骂：“不要脸，哭什么，她死不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了，可是不到一小时恶徒们又开始对我疯狂折磨。她们把我的手摁在木桌上，用很厚的木板使劲打。我的手被打的肿的很高，像个大馒头，变成黑紫色。恶徒一边打一边问：“还炼不炼？”我说：“炼”。她们就继续打，逼我“飞”，用脚踢，踹我脑袋、腿，一直到下班时间，曾秋燕走了才不打了。

恶警吴伟看我不转化，还绝食，就开始大打出手。一个耳光把我打倒在地，刚站起来，一脚又把我踹倒。恶警扇耳光、揪头发使劲往地上、墙上磕，打了1个多小时。恶警石青云端来一盆凉水全都从我的脖子倒進去，又拳打脚踢，并用小铝盆使劲砍我的嘴、脸，打的我脸都变形了，嘴肿的歪歪的，牙、嘴都流血，就连每天和我在一起的学员都认不出我了。

男恶警李义用点燃的大半只香烟烧我的两鼻孔。恶警吴伟、曾秋燕、赵桂芹、周一琳、石青云等指使恶徒们用做针线活的针扎我的十个手指、人中、耳朵、嘴，边扎边问：“还炼不炼？”我说：“炼”。她们就继续掐我的全身，专门掐敏感部位，就连小便都使劲的掐。还一天换一个班轮流毒打折磨我。吴伟、曾秋燕等恶警曾多次说：“不转化，没你好日子过，你的命还没有一只小鸡值钱，江泽民有令，打死算自杀。”

一天，我被调到5班，新宾县的大法弟子孙长利（女，44岁），在新宾看守所就绝食抗议很长时间了，送到抚顺教养院坚持信仰。吴伟找来20几个打手打她，拳打脚踢、木板、揪头发往墙上、瓷砖地上、桌子上使劲磕，扇耳光，打的脸都变形了。从晚上7点打到半夜，当时孙长利被打的双目失明。

2000年12月30日，我被调到2班和新宾大法弟子唐铁荣（女，51岁）一早上就被恶警指使打手们逼我们“飞”。恶徒们疯狂的边骂边使劲打脑门、砸后背、用脚使劲踢腿，逼我们洗脑，从早打到晚。打手们摁着唐铁荣的手让她写骂师父、骂大法的话，唐不写，几个人使劲摁着她的手写了几句，唐铁荣哭了。晚饭是馒头、豆腐汤，唐铁荣吃一些就睡了，下半夜3点来钟，唐铁荣想上厕所，可她已起不来，是几个人架出去上的厕所。

第二天，2001年1月1日早上，唐铁荣没能起来吃饭。管教破口大骂唐铁荣：“你装什么死，你也不吃饭。”有人说：“她已经不行了。”管教急忙找吴伟，一看已经不会说话了。她们急忙弄车，把唐铁荣背出去。当时唐铁荣的头直往后仰，被送回家后，当天下午就去世了。

唐铁荣的家属找教养院，教养院恶警不承认是被打死的，说她是不吃饭饿死的，还找了一个参与迫害唐铁荣的恶徒作假证，把家属骗走了。

第二天，我已经被折磨的起不来了，恶警吴伟说：“不能让她死在教养院里，也得让她死家里。”就这样把奄奄一息的我送回家里。

2001年3月25日，清原县公安局女警李欣（音）等5人到我家，说要到局里谈话，我没去。26日他们强行将我绑架到大沙沟拘留所。第二天又把我送到抚顺教养院，非法教养3年。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劳教。刚到6班，恶徒刘守静揪着我的头发扇耳光，往墙上磕，打了半个多小时。恶警赵桂芹、曾秋燕和刘守静五人打了我一中午，打得我起不来了，又把我拖到1班。第二天就给我灌食。

一天早晨，恶警曾秋燕、李义、周一琳、赵挂芹还有20多个恶徒分两伙打我，一伙打累了换另一伙。她们揪我的头发往墙上、地上、桌子上磕、扇耳光、逼我“飞”。恶警李义使劲踢、踹我全身，用电棍电我脖子、大动脉。曾秋燕也用电棍电我。我被打得昏了过去。当我醒来刚刚睁开眼睛，恶徒刘守静把我脚朝上头朝下，大头朝下空我，逼我转化，并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4点恶警们下班。

有一次，曾秋燕、赵桂芹、周一琳等恶警和1班的恶徒用两个硬塑料空桶砸我的头，桶砸在头上又弹飞在地上，又逼我“飞”。恶警们有的砸后背、有的踢、踹腿、砸脑门、用没油的圆珠笔在身上疯狂的划。我的身上划出了许多红道子。我被打的起不来，恶徒们用皮鞋使劲踢、踹我的头，我被打的头一胀一胀的疼，像用万把钢针在扎大脑一样，血管象要炸开似的，头用手一按一个坑，眼睛被打肿了什么也看不见。我被打得不能动。

有一次恶警周一琳看我不放弃修炼，一边骂我一边逼迫我“飞”。后来又拿来一个两寸长的8号铁丝往我嘴里硬塞，骂道：“你快吃了，你死了1班就好了。”

有一次恶警曾秋燕说：“对陈继荣还要加大力度，今天把她拿下。”就这样从早上打，打了一上午，我的全身被打得没有一块好地方，已站不起来了。下午恶警曾秋燕、赵桂芹还有恶徒刘守静、王淑杰、张玉莲、孙连芝把我弄到库房，先扇耳光、揪头发往墙上、地上、桌子上磕；拳打脚踢、踹，又逼我“飞”。我被打得倒在地上，恶徒刘守静使劲踢、踹我。左侧的肋骨被踢骨折了。我整个脸肿的很大，呈黑紫色，脸上、嘴上都是血，两眼肿的啥也看不见了。我被她们折磨的四肢抽搐，身体发凉，走路都得扶着墙走。恶警李义逼我拖地、刷走廊；恶警周一琳让我抹桌子、凳子。

还有一次下楼，我扶着楼把手慢慢往下走，有两个恶警见我走的慢，就骂：“你装死不快走，我推楼下摔死你！”说完一下把我推下去。我骨碌两下抓住了楼扶手才没有摔下去。

我被劳教所恶警们迫害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恶劣，两眼发直，不能说话、不能行走。最终小脑萎缩、下肢瘫痪（有医院诊断证明）。教养院一看我不行了，把我送回家。

我丈夫一看我这样就说：“怎么把人折磨成这样？”

恶警吴伟说：“我们今天送回来是想留她一条命，已经仁至义尽了，因为江泽民有令，打死算自杀，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我至今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五、再次非法抄家

2001年9月17日早晨7点钟，清原县腰站派出所所长潘铁生领5名恶警到我家非法抄家。他们象土匪一样，有跳墙的、有跳门的，然后跑到屋翻箱倒柜，把孩子从1年到5年用过的所有书、本、日记、衣服等满满3箱子的东西给扬在炕上、地上，并穿着鞋在上面踩来踩去。

由于我瘫痪不能走路，恶警把我从炕上拽到地上，又拖到屋外，一直拖到大门边，脚趾磨出血，上衣从头上拽掉，整个上身全都裸露在外面。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法轮大法好”！邻居们听到喊声都出来了，一看我光着上身，就问：“这是干啥呀？”

恶警们一看，马上松开手，急忙把大门关上，然后才让我把衣服穿上。恶警们强行将孩子学英语用的录音机（价值170元）拿走，并将我绑架到派出所。就这样一直到下午4点，他们见问不出什么就让丈夫把我接回家。

六、丈夫被劫持到拘留所

2002年1月16日早晨4点多钟，腰站派出所所长潘铁生领着5－6个恶警再次闯入我家。据说，一名大法学员从腰站派出所的老虎凳上跑了。恶警看我家亮着灯，就到我家要人，把我家翻了个遍，没找到人，就把我丈夫（不修炼）给抓走了。到派出所后把我丈夫绑在老虎凳上，6－7人对他拳脚相加，扇耳光象爆豆似的，啪、啪、啪一阵乱打。边打边问：“那个大法学员跑哪去了？”我丈夫被打急了就骂他们，并说：“你们打死我也不知道。”潘铁生一看这样了都没说什么，就断定我丈夫真不知道。潘铁生就对其他人说：“还得去抓人，你们在这看着，别叫他跑了。”就这样我丈夫被绑在老虎凳上一天，最后又被劫持到大沙沟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

丈夫被抓走后，一名男恶警和一女恶警又来到我家，对我说：“你别装了，你丈夫都交待了，你快说了吧”。他们明知我被抚顺教养院迫害的的小脑萎缩，说话吐字不清，怕气、怕吓，一生气就抽。还故意威胁我和孩子（大女儿13岁、小女儿9岁）。我说：“你们拿出证据来？”恶警骗我说：“忘带了”。恶警们又恐吓两个孩子说：“你们说×××给你家送东西没有？”孩子说：“我不知道”，恶警们说：“你说了，就把你爸放回来，不说就把你爸教养，你和你爸亲，还和别人亲。”

孩子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叫我说什么？”恶警还继续哄骗孩子说：“你说了就把你爸放回来给你做饭，你妈瘫痪没人给你作饭。”

见恶警威胁两个孩子，我说了一句：“你们太过份了！”就气得倒在炕上不会动了，全身抽搐、哆嗦，说不出话来。恶警们一看假惺惺的说：“我们去给你们讲情，把你爸放回来。”就急急忙忙走了。

恶警们在抄家时把一个2尺长、1.5尺宽的通风口上钉的纸壳给撕掉了，1月的天气天寒地冻，寒风从通风口呼呼往屋里灌。水缸、酸菜缸都结了厚厚的冰。一直到半个月后丈夫被放回来，才把通风口钉上。这段时间，因为孩子不会做饭，顿顿喝稀粥、吃咸菜。丈夫被非法关押了15天，又交了150元钱。回家后不停的咳嗽，左肋被打坏了，一咳就痛的厉害。恶警把我丈夫送進拘留所的理由是：包庇法轮功罪。

七、恶警撬门入室 孩子一见警察就恐惧哆嗦

2002年10月9日，清原县公安局政保科长阮力（现任国保大队队长）领着抚顺公安局和县公安局一行5人又来我家，看到大门锁着，就用螺丝刀，钳子把大门撬开。

当时在我家的有我的母亲，邻居和两名大法学员。因我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大法学员经常到我家帮忙干家务、洗衣服等。恶警们進屋就翻东西，什么也没翻着，就把孩子学英语的录音机（价值200元）强行拿走。又把母亲和大法学员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问：“你们在陈家干什么？”大家说唠家常，恶警不相信，就把三人分三个屋分别审问。审3个多小时，后来一看说的都一样，只好把她们放回家。

2003年10月1日腰站派出所的老周头（给派出所干杂活的老头），领着一个恶警到我家，一看大门锁着就跳墙入院。女儿正在屋里写作业，听到狗叫，一抬头看到恶警又来了，哆哆嗦嗦跳窗户就跑，脚被扎出血了，吓的哭了起来。小女儿吓的钻入被里不敢动。恶警们经常来抄家，动不动就把孩子妈抓走，孩子们都吓出了毛病，一见警察就害怕、哆嗦。因为每次抄家孩子都目睹恶警一边翻东西一边骂骂咧咧，这次也不例外，给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