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我出生在辽宁省一个穷乡僻壤的小乡村。三岁那年，父亲因病撒手而去，日子过的苦之又苦。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听起来很可笑的愿望：如果我能考上学，挣了钱，能买饼乾吃，可以看小说，那该多好啊！1987年，我考上了辽宁省朝阳市卫生学校。1990年7月，被分配在凌源钢铁公司职工医院工作。可以说我的愿望实现了。

天有不测风云，刚刚上班不到两周的我，又要去面临同亲人的生离死别，母亲突发急病，昏迷两天后去世了。家里只剩下继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同年，与我感情胜过母亲的、把我带大的另一个亲人--外祖父也与世长辞。面对人生的挑战，深感命运之捉弄。1993年初，与丈夫结婚。本以为可以过一下幸福日子了，与丈夫却又性格不和，争争吵吵，打打闹闹。精神上的痛苦几乎到了极限，多少次意欲轻生，一死了之，看到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生活清苦，我不能撒手不管；看着儿子红扑扑的脸蛋儿，我更不能推却母亲的责任，就这样在痛苦中煎熬。

生活上的不如意，使我过早的患上了慢性病：胃病、结肠炎、背痛、不明原因的胸部巨痛伴高热不时的发作。那时，几乎每天都离不开胃药，尽管如此，胃每天都要痛上几次。真不知人生的意义何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妯娌到处说我坏话，给我造谣，我自问哪里都对得起她，孩子大人生病都是我来管，花着钱受着累，她当面对我还不错，背后为什么要这样？我不再与她说话，瞅都不瞅她一眼，一想到她心里就像吞了一个铁丸子。

就在这种种的因素的重压下，我的心脏再也负担不了了，心率一天比一天快，一个月的时间增至每分钟140次，心慌、气短、不停的叹气。后心电图波形也发生了变化，心肌前壁缺血。在单位突然晕倒……那是1998年11月7日，我刚好28岁。28岁的我似乎看到了死亡，我想我完了……

就在这时，同事看到了我的苦楚，介绍我看《转法轮》这本书。

1998年11月8日晚上，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我手捧宝书，一口气读完，活了这么大，我终于明白了，《转法轮》解开了我所有的谜团。从此，我能够善待周围的一切，我的人生观真的发生了改变，我不再迷茫，不再怨恨，遇事就看自己的不足，不再去与别人计较那些恩恩怨怨，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踏实。

就这样，书才看了一遍，就感到浑身轻松，心脏不适的感觉已全无，因此我只休了三天病假就上班去了。后来，其它的毛病不知不觉中也不治而愈了。

逐渐的，夫妻间也和睦了，与妯娌间的矛盾也解开了，真心对待他们，原谅她们的一切过错，人心换人心，后来与妯娌之间象亲姐妹一样贴心，婆媳、姑嫂之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就在我沉浸在修炼大法的幸福美好之中的时候，1999年7月，邪恶的镇压开始了，谎言铺天盖地，个个炼功点都可见大法弟子被打被抓的景象。大法弟子上访澄清事实，却被绑架、关押、拘留、劳教、甚至判刑，不许说话。师父被谎言恶意的中伤……大法弟子生活在一片恐怖之中。

2000年10月，眼看迫害逐步升级，作为一个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从大法中得到了好处，得到了身体的健康，亲朋好友都跟着受益，当师父被诽谤、大法被迫害，大法弟子被关押、遭酷刑，却不能站出来说句真话，连当个好人都不够格了。因此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告诉政府：修“真善忍”没有错，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镇压错了！

10月11日，我到了北京，眼见上诉无门。

10月26日，我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开横幅，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可是，刚来到广场就被便衣绑架了。

当时，一辆警车突然停到了跟前，车窗上都拉着黑色的布帘，从车上下来五六个人，其中一人上来就拽我，我用尽力气也没有挣脱，他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往警车上拖，我用力抵制，喊“法轮大法好”，有人就上来打我好几个耳光子，脑袋被打得“嗡、嗡”的，眼冒金花，头上也不知挨了几下警棍。

就这样，我被拖上警车，车里已经有十几位大法弟子，我坐在第二排座上，手放在了前面座位的靠背上，一个警察举起警棍“啪”的一声，照准我手背就给了一下子，打到骨头上，真是钻心的痛，我瞬间抽回了手，然后又放了上去说：“你为什么打人？”

“啪”，又更重的挨了一下子。手上立时鼓起了一个青色的血包。

之后，警察把我们拉到一个大概有100多平米的院子里，四周都是五六层高的楼房，那里已经站满了大法弟子，男女老少不等。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学员鼻子和脸上有好多鲜血。院子的四周站着很多武警。“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不许打人”的声音不绝于耳，惊天动地，夹杂着警察对学员的殴打声……

半个小时左右，我和部份学员被强迫上了一辆中巴，车上有四五十名大法弟子，车窗拉着黑帘子，有几个武警，有一个学员撩开帘向外看，立即被武警训斥。走了不知有多远，那里也有很多大法弟子，進到一楼，厅里有一个电视，从电视里看到许多大法弟子被关在屋里。我们被关在靠边的一个屋里，屋顶有监视器，后来在院子里强迫照像，编号，说是要分流。

就这样又坐上了警车，被拉到了沙河派出所。那里的警察对我進行了非法审讯，软硬兼施，在我的脸上、唇上用电棍电，见我不屈服，就说电棍电量太小，到“白房子”去借一个大的，拿来后在我的胳膊上电了一下，后来听说我是因为有心脏病才炼法轮功的，就没再电我，说是怕出人命。

凌晨一两点左右一位女同修被双手吊铐在外面冻着，十月末的天气已经很冷，那位学员只穿了一件薄衫和牛仔的外罩。警察让我看，以此来威胁我。三四点钟警察去睡觉，把我送進很大的一间屋子里。那里有四个象是从社会上雇来的无赖一样的男人，嘴上说着一些难听的话。不久，那位被吊的学员也被关進了这里，脸色冻得青紫。

27日下午，凌钢公安处的警察把我带到了驻京办事处。已有几个大法弟子在那里。

28日下午，我们七人被羁押回凌源，途中我们三人走脱，一人当场被抓回，遭了一顿毒打，脚趾甲整个掉了下来，满鞋里都是血，只觉得膝盖骨钻心疼痛，后来十几天不能下蹲，每次要蹲下时都痛的冒一身的汗。那时我想，我们在炼功做好人，没有犯罪，不应该被抓捕，因此我不能被关進牢房。

我在黑暗中跑了一宿，29日清晨，用仅有的十元钱搭车去了承德，之后给丈夫打电话把我接到了婆家。没有想到的是，30日一早，丈夫和司机回凌源后就被关進了公安处，晚上不许睡觉，小司机被手铐铐得紧紧的，并挨了电棍，六七天后去看守所看我，我看见他手腕上还有青色的勒痕。

31日下午两点左右，丈夫无奈说出了我的去处，领着警察来到婆家把我抓走，晚上七点多钟被送至凌源市第二看守所，那里关着很多大法弟子。

三四天后，我由于不能学法、炼功，吃不好，睡不好，再加上被关押、提审、恐吓、逼迫放弃修炼，在种种的压力下，心脏病再次发作而送至凌源市中医院，心率又达到每分钟135次。这时我已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三年。之后又转到凌源监狱管理分局医院监区病房，在这里检查尿中有红细胞，怀疑泌尿系统也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四处奔波，几经辗转，花费两万多元，额外又交了5000元的保证金，终于办了保外就医。在这期间，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付延龄和看守所所长几次三番的逼迫我放弃修炼，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字。

直到2001年1月19日，终于离开了暗无天日的牢房，重获自由。但是，从此后却被迫下岗，下岗后的职工，都有生活补助费，每月270元，给开三年。可是，凌源钢铁公司几十个炼法轮功下岗的都没给开，直到买断公职也没有给这部份钱。就这样我被迫失去了工作。

另外，在我住院期间，接我回家的司机，因受牵连被行政拘留，一周后丈夫托关系，才把他放了出来。

今天，写出此文，希望所有的同胞们，看一看您身边的大法弟子，看看他们怎么做的，怎么说的？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是谁在说谎？谁在骗人？谁在害人？站在良善者的一边，分清是非，揭穿迫害者的谎言。冷静的想一想，一亿人修炼，近五年的镇压，非但没有打压下去，还在国外迅速传播。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谁不想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明天，谁不想子孙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有这么多人修炼“真善忍”，道德回升，人心规正，于国家，于人民，于子孙后代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伸出你们的正义之手，揭穿谎言，抵制邪恶，让我们共同来结束这场疯狂而毫无理智的迫害。

最后，希望所有曾迫害过大法的人，分清是非，悬崖勒马，不要再做助纣为虐的事情，以免遗祸子孙，害人害己，后悔晚也。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谎言终究不会长久，冤案终有昭雪的一天。到那时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都将受到法律与天理的惩治。希望所有受谎言蒙蔽的人，看穿邪恶，不要再象文化大革命一样，一帮哄似的举着拳头喊批斗，被那股邪风扭曲了心灵，上当受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