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9年10月份，我和单位同事（也是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第二天，我背着皮包，走在天安门广场上，刚到正中央，突然，一位身穿警服的人站在我面前，问：“干什么？”我没答话。又问一句：“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回答说：“是。” 他恶狠狠的说：“别走，站着！”只见他用手机耳语几句，一辆依威科警车停在我跟前，“快，快，上车。”我就这样被关進天安门广场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我看见一个惊人的场面：有的大法学员手脚被铐在一起，有的两手反铐在背后，一位大连的女同修三十多岁，口里只是默念几句经文，被一个干警当场拿起一根茶杯粗的木棍当头一棒。只见那位女同修顿时血流如注，看不清脸面，我心中一阵酸楚：人民的警察怎么能这样对待善良的民众！我用卫生纸给她擦了一会，才看清脸。恶警对男同修用脚踢，拳头打小腹，有时踢下身，凶残无比。那些男大法学员没有一个人还手、还脚，心平气和的承受着恶警的毒打。

随后恶警把我们转移到北京西城分局，非法审问时凶狠得象要吃人，一吼一骂，还疯狂的拍打着桌子，毫无教养的骂娘，与土匪无异！

第二天我被遣送回黄州关押在看守所。里面吃的饭里有虫、砂子、菜是黄色白菜，菜里很难见油星，腌菜臭得难闻，关了十五天，还被勒索五六百元钱。

（二）

2000年我被单位领导用车强行送到洗脑班，每天被强迫超负荷的军训，晚上强制性的看诬蔑法轮功的反面材料等等。每人还被一至两个人监督，不准互相在一起活动，更不准谈话，不准看书、炼功。就这样过了十几天，最后洗脑班恶徒们来了一个恶招：将师父的相片放在地上，男的扒光衣服，将其抬到相片上坐。工业学校老师欧阳明为了不辱师尊，被逼迫跳楼，双腿骨折，从此以后恶警一直不放过他。欧阳明多次被关在看守所、劳教所残酷折磨，直至迫害死亡。

恶徒们连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也不放过，几个彪形大汉，将其抬起来。只听见那位老太发出凄惨的叫声。我也是被几个彪形大汉抬到师父相片上，顿觉一阵负罪感！伤心的哭了又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老爱幼，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去看我的公婆说：哎哟，太过份了，一个弱女子这样被欺负！旁边的女儿姑姑当时就哭了，看不下去。

人有人的道德标准，谁好，谁坏，谁违背道德，谁无人性，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扒光衣服是合法的哪一条呢？既违背人类道德，也违反法律。学“真、善、忍”做一个社会上的好人，却硬要将好人转化成坏人，将头脑中装着“真、善、忍”的人变成装進违背人类道德的人。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三）

2000年我第二次去北京上访，在信访办门口，只见山东的学员被北京和当地的公安干警不分男女推、按、拖、拉上车了。我進了信访办，填表，一切照常。不一会儿，一位干警说：你别走，等一会儿，不久，来了一位驻京办事处的领导，他说：你们真苕，就算江××错了，他也不会认错的，你们好，法轮功好，你们就呆在家里呗。后来我又被送到了黄州第一看守所。

看守所装满了炼功人。下午我们集体炼功。突然，黎明所长来了，恶狠狠的要我出去，一个年轻的男狱警的手里拿着非常粗的皮鞭，用力的往我的屁股上狠狠的抽了五、六鞭，一边打一边问，你还炼不炼？我连回应几声：炼！

狱警气急败坏的说：给她手铐、脚镣一起铐起来。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后，站都站不直，坐也坐不住。狱警还换了一间没有大法学员的狱室关押我。

里面关押的犯人都清楚的知道炼法轮功的人是好人。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犯人帮我收拾东西、铺床，口里还说：“我们都知道炼法轮功的人是学真、善、忍的，是真正的好人，我们呆了一年多，接触了好多炼法轮功的，我们好几个人也能背一些经文，动作也学会了。”

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后，站、坐、吃饭、睡觉、洗手脸脚，上厕所等等都很不方便。晚上睡觉，手不能自由，不能平放，脚也不能伸直睡觉，只有两脚之间空出位，放铐着的手，不能翻身，一翻身那镣链子的响声，就吵醒了别人。第一晚上没经验，不知手、脚怎么摆放，一翻身就吵醒了别人，当时有人就说：不能搞得响。时间长了，真是难受！正值六月底至七月份的大暑天，里面不能正常洗澡、换衣，真是苦不堪言！

戴了几天，突然一天脚镣自动松开了，螺丝掉了，我就开始炼功。黎明恶所长看见后叫来一个男狱警用老虎钳子、扳手来拧紧螺丝。

过了几天，又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关入。这次是因我俩同时炼功，就将我的左脚和她的右脚镣在一起，也是非常的不方便，提审她，我必需陪着，上厕所，睡觉，一个做事，另一个人也要跟着，连坐也不方便。我两脚跟开始流血、流脓水，那种苦、难受的滋味真是无以言表。

我被镣了八天才解镣。 释放后我因讲真象被公安局抄家，五个人到我家将法轮功书籍、音像，师父相片，磁带，像章等等一扫而空。另外将我绑架到公安局，又将我劫持到第一看守所，非法超期关押我整整三个多月，我还被判劳教一年半。在这期间，我几次申请起诉却没人理，并把我送到劳教所继续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