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师父，亲爱的同修：大家好，

我叫瑞纳特-里格-史道迪克，在1998年得法开始修炼。今天我不想谈一个很大的经历，只是想说说我所经历的互有关联的几件事和自己在这当中的体悟。

一次，一位中国学员非常友好的对我说：“你很德国，不是吗？”“对，我是。”我答道，我肯定不是中国人。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个“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2002年发生了很多事。那年4月份德国政府和警察迫于压力，致使德国警察在中国官方進行国事访问期间多次对学员采取了有违德国法律的做法。这些行为发生在柏林，也发生在波兹坦，德累丝顿和高斯拉。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事，当时大家并没有马上认识清楚。

出现问题先向内找，然后大家发现了自己一些错误的心态，比如争斗心和不加思考的跟着做等等。我们虽然知道自己修炼中还有漏，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次江××到访德国，带来的干扰如此之大，几乎迷惑了其中的每个人，这其中有警察，德国官员，学员，也包括我自己。

一个非常明显的干扰是，江××的飞机降落后德国原来的习习凉风立刻凛冽起来，冷得那样刺骨，好像在柏林还从未有过这种象刀子一样的风。风刮了好几天，给我们的烛光守夜和和平抗议带来了困难，但是我们没有很在意。

事态开始扩大。那天，不明真象的警察们闯進著名的柏林阿德隆酒店客房，把住在里面的学员赶了出来。我们虽然通知了几家媒体，但是对这样的事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没有做出明确的反应。

几星期后大家都忙着从在柏林的那次活动中直接受到警察骚扰的学员们那里收集文字材料。我听说有几位学员觉得自己有责任处理这件事，并且打算采取必需的行动，而有的学员不这样认为。究竟该怎样面对，大家都不太明确。我觉得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是直接当事人，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盘问，阻挠和暴力威胁等等。在内心深处我甚至对整件事有点气恼。我对同修们的做法有这样那样的评价，赞同或者反对，然后又把此事推到一边。然而，每当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很不踏实。很明显，我不希望德国从此背上一个坏名声。我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那个不安的感觉消失，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是自己的一个执著心。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我总觉得心在被刺痛。德国发生的事在网络上一再被提到，我们做得那么不好，当时大家在是否通过法律途径来处理这事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所带来的后果在冰岛，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俄国直接体现出来。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已经做错的事不可能再扭转过来。在学员内部也有过几次讨论，到底能不能找律师，还是为时已晚？

几个月后我发现有两位中国学员在柏林利用这个事件向律师讲真象，同时他们向律师打听起诉相关德国政府的可行性。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执著心，我大为震惊。我甚至以为这件事和我没关系，以为德国可以通过对这事的掩盖来逃脱。我怎么能把自己的执著心，以为有些事情不会被发觉，保留了这么长时间呢？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和其他同修一同拜访了一位律师，并且不久后和这位律师制定出了一个工作方案，一个充满慈悲的，给犯错的人们带来帮助的一个方案。我们决定写信给德国相关的内政部，从我们的角度陈述所发生的事，请求得到一个与他们对话的机会。

这一考虑来自于大法，我们想帮助他们了解事实，这比一个判决本身要重要的多。这一想法直到今天还指导着我们，因为有几个司法程序尚未完全结束。一些细节在明慧网上都能看到，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真正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我们应该深入讲真象的地方。

有其他同修的配合我们才做到了这一点。有学员特地赶来向负责警察执法措施的柏林州内政议员和他的助手讲真象。同时，另一些学员在市政大楼附近发正念。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查后，柏林州内政部为警察局官员在2002年4月的违法行为做出了书面道歉。

2003年4月份时我们必须向另外几个州的内政部提出调查当地警察在中国国事访问期间是否有过当行为的申请。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加大深度和力度，大面积的讲真象。人们表露出来的对这件事的关注明显增加，他们态度认真严肃，仔细聆听着我们的陈述。在一份内政部的档案中我们发现，不仅中国国家安全局造谣说我们有暴力倾向，而且德国官方也相信了这一说法并在江××访德期间加强了警备部署。

在法庭上德国官方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不得不承认法轮功学员从未使用过暴力，并且承认警方部分行为不符合宪法规定。

今年5月份温家宝和薄熙来访问柏林之前我们和德国警方高级官员及联邦刑警局官员進行了一场经过长时间准备的会谈。这次我们得以更加细致深入的表达了我们的想法。中国代表团在访问期间一再通过施压和造谣等手段，制造突发性事件。但是德国警方始终和我们保持对话并且和我们一样反应冷静。

第一个引发的事端是因为我们的打坐。警察不许我们打坐，说我们的打坐姿势对中方人员具有侮辱性。我们马上向警察解释清楚。后来才知道原来代表团利用警察对打坐的无知来欺骗他们。

接着关于薄熙来的一个横幅又引出一个小插曲。中方认为横幅的中文解释可以具有侮辱性。不过几天后这个指责也不了了之。当时我们正在试图找我们的律师，但是没有联系上。几辆警车开过来意图挡住学员和横幅，有的学员心里开始浮动，有的不加理会，我只是保持安静平和，持续发正念。

不久中国代表团又来找碴儿，说是“法办江泽民”这个横幅也得拿下来，因为这在中文里也可以被理解为“处死江泽民“。用了三个德语翻译才使德国警方确信，他们被中国代表团骗了。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情况？我当时不太确定。但是对法的理解让我非常确信，我们只要这样坚定正念的進行这次活动，就不需要请律师出面。事实上薄熙来的随行人员行为举止极其张狂，使得德国警察自己明白他们应该保护我们不受诬蔑，而不是在和平抗议的我们面前保护他们。邪恶在我们面前象一堆垃圾，崩溃于顷刻之间，因为我们没有去滋养它，而且我们没有把它们当回事儿。

代表团离开后的第二天，联邦刑警局就找到我们，感谢我们遵守了所有的事先约定。我回答道，有充分证据可以表明我们过去也从未触犯过任何法律。我自己理解到我们这次为别人考虑了很多。比如在警察这一方面，事先我们让对方了解了中国大陆的情况，我们抗议的理由和计划做法等等。对警方来说，我们这方没有制造任何突发性事件，他们有整整两天的时间仔细观察我们。一位官员明确向我表示他们现在对我们信任很多，以后再有国事访问，他们会更加轻松对待我们的抗议活动。另外，警察也看到了谁在代表团内极力反对法轮功而谁没有。

最后，柏林州警备部邀请学员做一个关于法轮功和中国江氏集团对法轮功镇压的报告会，他们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学员能够参加。我们当然很乐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在报告会上我们用一小时的时间演示功法，介绍法轮功，通过展示图片讲述学员受迫害的情况，随后又用了两小时回答他们的提问。

报告会结束时警员们向我们表示感谢，说他们现在看到并理解我们的确是发自内心和平。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美好的经历，因为他们不会再被诬蔑和谎言毒害，他们亲眼见到和认识到了真象，使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回到我报告开头那个中国人问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很德国。是的，我在我的内心中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而且在德国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的父辈和祖父辈在纳粹时期这样做了，今天在原东德地区也有许多人在共产党垮台以后也这样做。突然我发现，我也试图通过视而不见和沉默来忘却2002年4月德国警察对大法弟子的无理行为。我不想把此负责公之于众，帮助责任人认清自己的错误。

为了给德国政府更深入的讲清真象，两年来也确实和其他同修走过了一条艰辛的路。现在我根本不想自己是否德国，而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无论是在和联邦警察局的初步对话中还是在后面的报告会中，我都会在谈话结束时提到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助他们。是的，我们来是为了不让他们因为被蒙蔽而协同镇压。我每次讲这话的时候感到房间里回荡着一种深深的静寂，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种宁静，好像他们生命深处明白的地方被触动，那是一种明了，一种超出我的话语所能达到的明了。每次，我也都被笼罩在这种深沉的静寂之中，感受到我们彼此间更深的那一层联系。

感谢同修，感谢大家一路上让我感受到的并肩努力。

感谢师父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证实法救度众生。

谢谢各位。

（2004年欧洲维也纳法会交流稿）